本书是容庚先生辑秦汉金文而成的一部文字形体字典。书中共收字951字，重文6084字，附录33字，重文14字，是据秦代器物86件，汉代器物749件上的铭刻文字，摹写编纂而成。

收藏是对一切可以收存并具有保藏价值的物品进行收集、保存、欣赏、研究和流通的文化活动。有人统计，在全世界五十多亿人口中，大约有三亿人喜爱收藏。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兴起收藏的文明古国之一，不仅很早就开始有了收藏，而且在历史上是连绵不断的，既有众多的文献记载，又有丰富的遗物为证。早在先秦时的著名学者均有丰富的收藏。从考占发现来看，在全国各地发现的大量窖藏，即是古代民间收藏的一种形式。后汉时，文人士大夫好收集名家墨迹，朝夕把玩。唐代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中就讲述他的家世、收藏的历史、收藏的规模等等，他不仅是杰出的研究家，其家藏与当时的内府也不相上下。宋代欧阳修、赵明诚、米芾、吕大临等都是·代收藏大家。他们从玩赏而深入到研究，推动金石学研究的发展。元明清收藏之风一直没有中断。元代赵孟頫、柯九思、虞集、乔篑、王芝、邓文原等人；明代大藏家有严嵩、严世蕃父子、项元汴、华夏、朱、董其昌、王世贞、张丑、韩世能、张孝思等人，其收藏冠绝古人。清代乾嘉朴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据的研究，出现了顾炎武、阮元、孙星衍、周亮工、杨守敬、陆心源、沈树镛、吴大潋等学者型收藏家。我国的收藏史，就是美的发现史。

我国陶瓷历史悠久，古陶瓷深受世人青睐，国内外倾其毕生精力搜集、珍藏、探索和潜心研究者不乏其人。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对文物研究和保护力度的加强，有关部门对一些历史名窑相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与整理，所掘精品迭出，弥补了古陶瓷鉴赏中历史资料之不足。一些古陶瓷研究与鉴赏中的难题，也随着第一手资料的获得，迎刃而解。不少文物专家、学者，毕其一生着力于一个窑口的探索与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江西美术出版社从需求和可能出发，策划出版《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以各窑系、窑口古瓷的鉴赏命题，约请各方专家著述，这对于系统介绍唐宋以来各名窑名瓷详情、弘扬传统文化，实为可贵。每部书稿资料翔实，论述周详，剖析精微，相形于时下众多泛泛而论的鉴赏之作，实为述而有纲，言而有物。垂注于古陶瓷的鉴赏者如能从一个窑系、窑口的研究出发，触类旁通，这也是古陶瓷鉴赏的一条门径。 《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补史料之缺，应大众之需。编撰者已经辛劳数年，今观新篇，欣慰之至，志此数言，是为序。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共分三卷，第一卷发表了B1-B94窟的全部考古资料，并附有出土回鹘文、西夏文、藏文和叙利亚文文书的释文与研究文章五篇。

中国民间收藏的许多古老的砚墨纸笔，多侧面地反映了古代中国文人的思想换负与审美情趣。这些古代文具既是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情结所在，同时又作为一种艺术而精品纷呈，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本书对此作全方位的介绍，不仅披露了中国砚墨纸笔的渊源流变过程，结合三百多幅图照，介绍各艺术流派和各类名品，还详细讲解收藏品的真伪优劣的鉴别知识、技巧与经验。内容翔实，信息密集，对当前民间收藏有指导作用，同时也是海内外朋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形象的窗口。<

本书收录有：龙图形类；朱雀（凤鸟）图形类；虎图形类；马图形类；牛图形类；羊图形类；鹿图形类狮图形类等。

此为摹庐翁七十三岁之著述。翁少时喜古文字学，后因改治秦汉史，未遑及此。现汇録旧获，搜发新知，成《日札》一卷。内容为：通羲、传世铜器、发掘铜器三类型，并附以战国医人鉥及陶器题字两部分。在“通义”中说召字，说勾鑃；在“传世铜器”中，考子（女各）子壶、（膚）少子簋、（巨又）（虍田）盘、鄂君启节等，皆精湛之作。

本书全面系统总结了扶风案板遗址的发掘资料与成果，客观地介绍了仰韶、龙山、西周及汉代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并对遗址中的动植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分析。本书对渭河流域史前文化发展、聚落考古、农业考古及环境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书可供考古、历史、全新世环境以及农史等专业工作者及大、中专院校的师生阅读、参考。

本卷收录了山东地区比较完整的和有代表性的石关、石祠和墓室的画像，较集中地反映出山东汉画象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特点，以及这些墓葬建筑物与其画象的关系和整体面貌。

近几年出版了不少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考古报告，令人目不暇接。我在这里想谈到其间最突出的一部，即由高至喜先生主持，湖南省及长沙市考古学者编著的《长沙楚墓》。　长沙楚墓与其文物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后期，长沙渐有文物出土。随着抗战爆发，学者经湘、黔人川，长沙文物于流散之余，乃为学术界所认识，引起了很大的惊诧。当时被挖掘的，有战国楚墓，也有汉墓，介绍和研究所出文物的，首推商承祥先生的《长沙古物闻见记》，以及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蒋玄佶《长沙：楚民族与其艺术》等。现在我仍然记得，50年代初自己读到这些40年代出版的书籍时，对长沙是多么向往。　长沙的考古工作，是于建国初才开始的。在其以前，长沙地区众多而且内涵丰富的古墓，竟成了“土夫子”专霸的利薮。鉴于这里文物发现意义重大，在刚刚有可能从事田野考古的时候，就选择了长沙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考古学家们一边清理已被扰动、破坏的墓葬，一边追寻既有线索，开辟新的发掘场地。长沙考古的成绩非常显著，不久就编成《长沙发掘报告》。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楚墓，为后来的楚文化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光阴流逝，长沙楚墓的发掘、整理和研究，经过半个世纪，一直绵延继续，没有中止，而且重要的发现层出不穷，成为全国有数的长期进行的考古项目之一。说起湖南考古工作，首先必想到长沙楚墓，这是考古文物界周知的。在该地楚墓的发掘研究中，涌现了一批学术带头人。曾多年任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高至喜先生，自考古训练班毕业即参加发掘工作，经验丰富，识见精博。现在由他牵头组织撰写这部有总结性的《长沙楚墓》，自然是非常恰当的。　楚文化的重要性，这二三十年来，已成为关心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人们的共识。研究楚文化的论著，讨论楚文化的会议，在区域文化研究中都是最多的。长沙楚墓的工作是楚文化研究的肇端，楚文化在学术上的意义、在艺术上的优美，于此已得到相当充分地展示。对于一些早于长沙的楚文化遗存的偶然发现，例如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的出土品，长沙楚墓也提供了进行科学阐释的依据。因此，探讨楚文化不可不了解长沙楚墓。　楚文化之所以广受重视，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这种文化所表现的绚丽多彩的文化面貌。中国的种种古代文化，有的比楚文化年代更古运，有的比楚文化分布更广袤，但是它们的遗物每每不像楚文化这样保存良好。这是由于楚文化存在的地区，地下的环境更适于文物的保藏，特别是楚墓的埋葬方式，使大量易于损毁的文物得以存留。这样，我们就在楚墓里看到无法于其他地区获见的种种遗物，窥见当时文明是怎样进步发展。这正好像在埃及考古中，如果没有图坦哈蒙墓这样的发现，便难于认识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明全貌。读《长沙楚墓》，可以知道好多质地不易保存的文物是在这里发现的，例如漆器和丝织品。在长沙文物出现以前，东周的漆器、丝织品完全是空白。通过长沙出土品的研究，人们不仅了解了楚国在这两方面的技术造诣，而且赏鉴到楚人卓越的艺术水平，在艺术史中开辟了新的领域。　与丝织品有关的，还有帛画。迄今所见楚国帛画，有长沙陈家大山、子弹库出土的，技艺精绝，久为人所惊叹。子弹库墓在1942年还出有著名的楚帛书，完整的一件已有许多学者论述，其余的碎片近年也经整理。可惜这批帛书除个别碎片外都流藏异国，我们希望早日能全部发表。　楚国的竹简也是首先在长沙发现的。50年代在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出土的简，是现代人们所能目睹的最早的几批楚简。楚帛书和楚简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楚文字的研究，而楚文字的研究又成为作为中国古文字学一大分支的战国文字研究的切人点。附带说一下，现今已见最早的毛笔实物，是在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楚笔。笔和简帛一样，在地下是不容易保存的。　长沙楚墓发掘，还纠正了不少海内外学术界流行的观念，例子之一是铜镜。楚镜富于艺术特点，以往多出于寿县一带楚墓，外国学者名之为“淮式镜”。在长沙楚墓发现之后，才知道长沙所出类型与数量更多。　以上所说，只是长沙楚墓意义的凡个侧面。《长沙楚墓》一书的主要成就，我认为还不在于此，而是对半个世纪发掘的楚墓，作了系统的考古学分期研究。　长沙是楚国南部的重要都邑，扼居通向南海的通道。这里的文化，与郢都所在的湖北荆沙地区、寿春所在的安徽寿县一带，虽有小异，大体却相共同。这里的楚墓，发掘时间最久，数量特多，适宜作为楚文化的标尺。《长沙楚墓》的分期工作，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做到更为准确详细。这对于整个楚文化研究，无疑是一项重大的贡献。　在东周时代的历史上，楚国有十分显著的作用。通过考古研究，也可以看到楚文化在空间上与时间上均有巨大影响。周初封楚，楚人本在中原文化影响之下，然而楚与中原长期抗衡，在文化上的特性始终突出。东周的楚文化，沿江而上，影响深人巴蜀；顺江而下，又及于江南，并与越文化接触交错。其影响范围所至，几乎有国家之半。到了汉代，由于汉朝君臣多出于楚，楚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汉代很多文化因素，溯其来源，常能在楚文化中找到，实在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不只是专门研究楚文化的读者，凡有兴趣于中国古代文明的，都能从《长沙楚墓》一书获益。《长沙楚墓》的发掘和研究，还会继续下去，但是20世纪这方面的工作，已由高至喜等先生的这部《长沙楚墓》做了很好的综合，对于新世纪的楚文化考古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