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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系统梳理凌家滩历年发掘及相关调查材料的基础上，从聚落演变、饮食器用、玉石器制作、丧葬礼仪等方面，对凌家滩文化的内涵进行了详细解读，尤其是首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凌家滩的玉石器制作工艺，对凌家滩文化的产生、发展、变迁及其与他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凌家滩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对凌家滩考古史的详细披露和解析，也有助于正确客观地认识凌家滩考古工作的完整历程。

本书以大同市目前出土的14座北魏壁画墓及其附属壁画为研究对象，从这些壁画墓的分布特点、形制、主人年代、题材、价值等五个方面内容入手，分析它们的外部表现形式和内部内涵特征。其目的在于对它们在历史、艺术、科学、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价值进行评估，并以此为视角，揭示北魏平城时期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传承、交流与融合，进而明了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渊源流变。本书在汇集北魏墓葬壁画文献、拓展北魏文化研究领域、丰富北魏民族融合内涵、充实北魏历史研究内容、挖掘大同古都文化资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收录了赤峰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形制的古代岩画，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涵盖了巴林右旗、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林西县岩画；中卷主要为翁牛特旗岩画；下卷主要为克什克腾旗、红山区、松山区、喀喇沁旗、敖汉旗等岩画。书中的图片、数据等内容均来自田野调查，其中大部分资料为首次公开，为研究赤峰地区不同时期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民族融合与迁徙、文化艺术形态的演变等相关问题，提供了第一手基础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报告为有关法门寺丝绸文物研究的系统专题报告，全面系统研究法门寺丝绸材质工艺研究成果，除织物组织工艺、装饰纹样、服饰形制的研究外，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对法门寺丝绸蚕丝纤维及其附属的染料、捻金线、金箔贴饰等工艺进行系统的研究。该研究成果为研究唐代纺织科技与纺织艺术的重要成果，为开展唐代科技、文化、艺术、经济、佛教研究提供全新的资料，同时为开展其他时代和其他文化丝绸与中国唐代丝绸文物的系统对比研究提供科学资料。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也是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发达的玉器制作工艺、规模宏大的社会公共礼仪建筑等与礼仪活动相关领域的繁荣发展与日常生活领域相对规模较小的居住区、单一的以筒形罐为主的生活器具分别展现了社会发展的两个侧面，共同呈现了重礼仪、轻世俗，重精神、轻物质的红山社会。本书依据现有资料，从两类遗存所展现的差异入手，简要讨论红山文化兴起、繁盛至衰落的发展过程。分析显示，红山社会以玉器及社会公共礼仪设施所反映的礼制规范为构建社会等级秩序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神权”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体系。

这是一部系统阐述陶寺邦国文明的论著。该书在介绍陶寺文明形成的历史背景、陶寺都城选址因素、陶寺早、中期都城基本状况、陶寺晚期殖民地社会状况的基础上，展示了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绳论证陶寺都城“尧舜并都”的观点，最后总结陶寺邦国的文明成就及其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与贡献。该书最终试图强调，“中国”概念最初诞生时有明确标准的，即“地中之都，中土之国”，以圭尺“地中”刻度为物化标志。中国文明是指“中国”概念诞生之后、中华文明的核心也就是中国文明核心形成之后的文明。中华文明则不仅包括中国文明，还包括“前中国”时代的文明。所以，陶寺是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而非中华文明的起点。

石城子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东北。2014～201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城子遗址进行了连续考古发掘，厘清了遗址的形制布局和功能区划。石城子遗址的建筑构筑方法、等级规制，遗物组合特征等都明确显示出这处遗址是汉代在天山以北设立的一处军事要塞，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一处年代准确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古遗址。

全书按照文物用途、材质、主题进行分类，精选62件故宫顶级国宝文物，讲述它们的前世今生。同时穿插讲述同时期的国宝故事。一套书涵盖历史、国宝、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让读者透过这些文物，了解一个更全面的故宫，进而了解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明。

陶瓷是中华文明产生、发展的结晶和标志之一，对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愈来愈受到海内外学者关注。现代陶瓷考古的先驱陈万里先生从1928年开始「八去龙泉、七访绍兴」，对浙江的古窑址进行田野调查。从1950年起，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等通过对全国各地窑址开展调查，采集标本，确定窑口，并校阅文献和其他考古发掘资料，特别是有纪年古墓葬出土的瓷器，建立窑口与年代标准器系列，开创了一条严谨、系统的陶瓷史研究之路。徐华烽《故宫的古窑址调查研究（1949～1999）》即以故宫博物院20世纪下半叶古窑址调查活动为研究对象，特别是利用了一批档案和日记资料，总结故宫对古密址调查的历史进程，并从学术史的角度思考其价值与得失，是一项崭新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中国考古学史、中国陶瓷史和故宫博物院院史的总结都会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