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文博（2022 总第43辑）》是由开封市博物馆组织的论文集，收录论文30余篇。开封是北宋都城，文章内容大多以开封地区的文物遗存为中心，涉及开封古城、古运河及汴河、古建筑繁塔及古建构件、古代碑刻及墓志、古人物史实考证、古代科技、馆藏古画鉴赏等等，是宣扬地方古代文化，研讨开封历史的文博书籍。

2010年锦凌水库正式修建，按照当时的设计，大刘台山遗址、龙台遗址、锡匠沟遗址、西大砬子遗址、大马南山遗址及沙河堡遗址正好位于库区内。由于这些遗址年代较早，保存状况较好，按照国家“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保护文物有利”的文物工作方针，经文物部门与工程部门的多次协商，我们决定先行发掘上述遗址。锦凌地区属于小凌河流域，正处于辽西山地地区到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地理环境多样，同样是多种文化的交错地带，沿河分布有多座早期城址。因此，在对上述遗址开展考古工作的同时，还应综合考虑各遗址之间互动关系等其他因素。鉴于以上特点，考古工作一开始就制定了明确的课题思想，即探讨小凌河流域青铜时代城址的布局及相关问题，弄清遗址内各遗迹之间的关系，以及遗址与遗址之间的时空互助关系。因此，我们在对上述遗址进行详细地考古调查、勘探和大面积发掘的同时，还对小凌河流域的相关早期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这些工作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小凌河流域的早期城址布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是有关田野考古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教科书，是根据当代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需求而编写的基础类教材。 在基础理论方面，强调“田野考古工作现场即考古学研究的第一现场”，突出以复原遗址堆积过程和人类行为模式为核心的考古地层学和埋藏学的理论基础，集中反映了近二十年来我国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应用到田野考古实践中的系统成果。本书首次将田野考古作为一项技术体系，分为发掘、采样和记录三个子系统进行全方位的阐释，为考古学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提供了田野工作的基础理论和操作平台，符合现代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本书既有西方田野考古的相关介绍，更重点论述中国田野考古的传统和特色。书中内容力求做到兼顾科学严谨和通俗易懂，既能满足高等院校考古文博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基础课程学习需求，同时也对考古研究人员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为上海博物馆特展配套图录。书中收录青铜器、玉器、漆器等文物，包括完整器物图及局部细节呈现，并配有说明文字。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河南地区的夏商周三代文明。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讲到周成王营建成周（今洛阳），并提及“宅兹中国”。这是“中国”一词最早出现的记载，隐含着当时的天地意识和国家观念。集中体现了中国历史上人们对中原文化的认知，从历史、艺术、社会、信仰、文明等不同角度展示商周秦汉时期的青铜文明，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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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开篇首先向读者说明《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所收录文书的来源，并举例说明其价值。在本书中，王启涛教授旁征博引，对朱雷先生刊布的吐鲁番文书进行细心分析、研究，引证其他吐鲁番文献，逐一挖掘其隐藏的学术内容。王启涛教授认为，《补编》在历史学研究、汉语史研究两个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并且从文书涉及的行政、法律、交通、民风、劳役、民族、经济、丧葬等内容，以及词汇史、语法史、音韵学、文字学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本书并结合《补编》及朱雷先生此前的学术研究，总结了朱雷先生在整理吐鲁番出土文献上多个方面的成就，认为朱雷先生对于文献的整理研究并不单单着眼于一个角度，而是从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角度分析，并且还将历史文献的范围扩大，将敦煌变文等视为历史文献，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注重历史文献的内在联系和外部联系，对后辈学者具有多方面的启发。

本书是一部有关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图录，收录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收藏的珍品，如高级军吏俑、彩绘跪射俑、牵马骑兵俑、跽坐俑、铜车马等；又收录有40个精彩视频，配以通俗易懂、内容丰富的文物介绍、文物保护、文物修复等讲读，从多个角度介绍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历史和考古结合起来，再现了秦朝军队和军人的面貌。

木乃伊、黄金和对来世的迷恋——这些观念都是我们对“古埃及”印象的核心构成。这些观念对于埃及人来说有多重要昵？它们在最后一位法老之后又影响了埃及多久？本次展览探讨了在埃及历史上相对不为人所熟知的“希腊一罗马”时期（公元前300-公元300年）的埃及人对来世的期望。这一历史时期始于一个希腊的王国——马其顿王国对埃及的统治，在托勒密王朝的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后，罗马的君主控制了埃及。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富有群体为来世做了精心的准备，结合了埃及、希腊和罗马关于永恒之美的理想。曼彻斯特博物馆隶属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是除了开罗以外非常好的古埃及文物收藏地之一。这些藏品是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英国统治埃及期间发掘出来的，我们对这些文物的观察和理解更多是基于我们今天的视角，而不是当时制造和使用它们的人的视角。

海棠山，地处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镇西北。相传舜时把全国划为十二州，每州各封一镇山，作为祭祖之地，医巫闾山即为北方幽州之镇山，而海棠山正是医巫阊山北段主峰。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这里自古以来文化繁盛，民族间交往密切，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地带，历史上曾留下了无数人类活动的遗存。建在海棠山中的普安寺和遍布山壁上的摩崖石刻造像即是其中极具代表性且特色鲜明的古代文化艺术宝库。普安寺，蒙古语称“阿拉坦锡图”，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俗称大喇嘛洞。道光五年（1825），清宣宗亲赐寺名——普安寺。海棠山摩崖造像由普安寺一世活佛发起雕刻，于四世活佛时期初具规模，并在五世活佛时期达到鼎盛。据历代《阜新县志》及《海棠山》（1994年4月10日第2版）记载，自康熙二十二年开始，一世活佛巴雅斯古朗开始雕刻摩崖石刻造像。据《普安寺》一书所载，乾隆三十八年（1773）雕刻一尊苏日塔拉迪彦奇像；到五世活佛时，根据全旗大小村屯总数，共刻有1449尊造像。造像活动从康熙年间开始，一直持续到宣统年间，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中经久不衰。从开凿规模来看，佛教石刻艺术白汉代沿丝绸之路传人我国，至唐宋达到高峰，元明以后开始衰落，此后已罕见成片大规模开凿的石窟群，而海棠山却晚至清代仍在大规模雕刻，殊为难得，个中原因也值得深入探讨。从佛教题材上看，海棠山摩崖石窟是以藏传佛教造像为核心，这在中国丰富的摩崖石窟群中很是罕见，是非常重要的宗教、文化与艺术资源。但是，多年来社会各界对海棠山摩崖石刻关注者甚少，亲临者更少，甚至在石窟艺术研究专家口中也鲜少提及。除普安寺组织出版的相关资料，以及罗显明等著的《普安寺摩崖造像鉴赏》和零星散见的介绍性短文外，关于海棠山摩崖造像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鉴于此，自2010年开始，我们集中对海棠山摩崖造像进行调查和整理。

本书收录易均室先生留下的致友人的书信，是具有历史样本价值的珍贵遗存。易均室先生所处的时代跨越二十世纪以降的七十多年历史；易均室先生具有多重复杂的文化身份，在多个领域皆卓有建树。虽经历文革灾难，其所留下的信件保存基本完好，易先生的这一历史样本不仅具有辽阔的时代视域，而且见证了那一时代的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