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期以来，禁忌问题纵然在不少论著中有所涉及，但总体来说仍是一个研究的薄弱环节，可喜的是，近年研究禁忌文化的论著开始增多，未来大有形势成熟点之势。然而，具体到一个民族而言，尚不见诸有比较系统的专论。本书选取西南彝族作为研究对象，乃在于彝族传统文化底蕴丰厚，禁忌文化的内涵更为深广，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尤其在西南民族中更具典型代表性。本书有意识地在彝族禁忌的起源、禁忌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禁忌的演变及传承等部分着力挖掘，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分析，突出彝族传统禁忌文化的特点。需要指出，就现有资料而言，要对彝族禁忌作全面、系统的研究目前仍然存在着相当难度。这是因为：其一，国内外有关禁忌研究的论著中，对禁忌的现象描述虽然很多， 但真正有分量的理论研究著作地寥寥可数，能借鉴的成果实属凤毛麟角。其二，在现有材料中，无论是彝族史料，还是民族学、民俗学调查材料，其中反映禁忌方面内容的相对匮乏，能供使用者毕竟有限。

本书在国内外拉康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探讨拉康理论的成因、特质及其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文化批评的影响，以有助于国内文艺界和理论界认识拉康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批评，从而提供一定的思想和理论借鉴资源。全书主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从追踪拉康的学术发展历程人手，探寻拉康理论的主要思想渊源：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索绪尔的语言学和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第二部分(第二、三、四章)主要从拉康思想的结构系统中抽取其若干关键词--镜像阶段论、自我、他者、无意识、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主体、欲望等等--进行深入剖析，认为这些相互关联的理论关键词在心理、语言和文化层面上构成了拉康式精神分析学的精髓，并且对后现代批评话语发生深刻影响。第三部分(第五章)从拉康在阿尔都塞、德勒兹等同时代人的理论中的反响，从拉康对《窃信案》的文本阐释及其所引发的连串回应，从拉康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关系等方面探讨拉康对后现代文化批评的影响。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本书编者所撰《闽南地区的移民神信仰个案研究：詹敦仁信仰》一文，透过历史人物“詹敦仁”来探讨安溪地区“移民神信仰”的发展缘由以及其所具备之社会功能性。本书编者另一论文《芦洲“郑成功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其实也可视为“移民神信仰”在台湾地区发展的另一实际案例。早期的台湾为一个移民社会，械斗频仍。械斗有如一种“强化仪式”，往往于庙里祈求神明保佑，因而展出具有本土特性的“移民神信仰”。文中引以为例的“国姓醮”为芦洲地区“郑成功信仰”之代表活动，且与芦洲地区同一祭祀圈内之诸庙宇有着密切的关联。此文亦考察了池府王爷、保生大帝与芦洲地区“郑成功信仰”的关联性，且分析了它们相互之间相辅相成之共荣关系。三尾裕子《从地方性庙宇到全台性庙宇：马鸣山镇安宫的发展及其祭祀圈》一文，对台湾西部云林县褒忠乡马鸣村的镇安宫在庙宇发展及信奉者扩展的历史做了整理，并从居住地区及在祭祀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上，将镇安宫的信徒加以分类，之后进一步用镇安宫的例子来检验以往在对汉人社会进行人类学方面的分析时所使用的“祭祀圈”概念。

《杭州运河丛书》是一套展现杭州大运河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揭示大运河对杭州经济、社会、文化和城市发展意义的历史文化卷本，共八本，它们的问世为研究、保护、治理、开发杭州大运河提供了一份可参考、借鉴的珍贵资料。《杭州运河风俗》是其中的一册，涉及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流域内广大民众世代传承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台吉乃尔蒙古人的音乐文化是蒙古族音乐文化中的重要一支，是一笔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其人生仪礼中的仪式及音乐，不仅体现了台吉乃尔蒙古人丰富的民俗和多彩的音乐，也体现了蒙古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 台吉乃尔蒙古人从新疆地区的卫拉特蒙古部落迁至青藏高原，与当地的藏族、土族、撒拉族、回族、汉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杂居。多民族的居住环境形成了文化间的交流、趋同与融合。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交通相对较闭塞，这对保留古老的民族文化又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通过对青海台吉乃尔蒙古人的人生仪礼的仪式及其音乐的考察研究，我们既可以看到蒙古族古老文化的遗存，也可看到文化的变迁过程。本书借鉴民俗学中有关人生仪礼的研究理论，以台吉乃尔蒙古人的人生仪礼及仪式音乐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结合其传统观念，尝试着制作一个研究模式图，进行分析、解释。即：将台吉乃尔蒙古人人生仪礼的总体，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圆圈，从中间分开，上半部分为人们由生到死的过程中的仪礼，称其为生活仪礼；下半部分为人的由死到生的轮回过程中的仪礼，称其为信仰仪礼。这两部分仪礼的总和，体现出一个台吉乃尔蒙古人传统观念中完整的人生仪礼的过程。

本书是供英语专业研究生、跨文化交际研究者使用的学术专著，对跨文化交际这一学科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述。

《中国文化产业评论》 （ 以下称《评论》）是随着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而诞生的。《评论》自2003 年创刊以来，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年。从第一卷到第三卷 ， 《评论》以自己的忠诚记录下了这三年来学界深入探索的艰辛和努力 ， 记录下了这三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学术界在建构中国文化产业理论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所作的开创性的工作 ， 以及已经取得的成果。内地学者的研究受到了香港同仁的关注 ， 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自《评论》第二、第三卷连续刊发了香港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 ， 收到了来自英国和美国学者通过电子邮件投来的稿件 ， 他们分别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 Justin 0’Connorlor 教授和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 Jing wang 教授。这将是第四卷《评论》的一个特点。同国际同行展开学术交流 ， 使中国学者的 研究成果也能够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视野 ， 这是《评论》追求的一个国际化目标。海峡两岸文化同根同源。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发展与互动是两岸学界和产业界的共同愿 望。 2005 年 10 月首届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发展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评论》第四卷特辟专辑发表的就是论坛最有代表性的一些论文。《评论》期待着这样的互动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响应 ， 以共同推进中国学术界在文化产业研究领域里的不断进步。 中国文化产业深入发展是当代中国最为伟大的改革实践。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 解放文化生产力的时代要求 ， 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 ， 需要中国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去研究和探索。《评论》将一如既往的和读者一起前行 ， 记录在这伟大历程中诞生的一切研究成果

本编以《四库全书》本《辩證》为底本；四库本原附馆臣注于行间，数量较多，今改为页下注全部保留，即校勘记之“四库本原注曰”部分。本编以钱熙祚《守山阁业书》本《辩證》为参校本，即校勘记所稱“钱氏校本”者。钱氏校勘记中之有债值部分，予以充分吸收，不收敢攘善，特注明“钱氏曰”字样。凡整理者所加按语，一律冠以“今按”二字。原文中的明顯错误（如已己已等）由予径改，不出校记．点校者在对原文施加新式标点的同时，适当分段，以清眉目。《辩證》一书及四库本原注、《守山阁业书》本所附钱熙祚按语，封古籍大多採用缩略或约定俗成的名稱，如稱《左傅》为《傅》，《魏书·官氏志》为《魏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唐世系表》等。钱熙祚校勘记中徵引了部分残宋本原文，本编分别補入各卷，特加陰影处理，以示區别。为方便读者检索，本编制作了姓氏笔蓄电划索引附於书后。

我是在韩国生长的华桥，1974年来台湾上大学。在韩国的时候，中国人本来人数就少，生活上各种机能难以齐备。其中，书店以及书店里的书籍，就更少之又少。更何况，我居住的城市还不是汉城，而是釜山，情况相形更差。在这样一个境里成长，后来我还可以对文字的工作有兴趣，甚至后来进入了出版业工作，固然有太多命运中不可预料与解说之处，但是多年后再仔细回想，也发现其中来是有一些基本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不论在多贫瘠的环境里，最起码，你要遇上那幺一两本书，会在你生命中种下一两颗神秘的种子。我要感谢自己的父母亲，他们一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帮我取得阅读与求学的机会，一方面他们收在家里并不多的一些书籍里，就让我找到了一颗那样的程子。（这段过程我写在本书《阅读的狩猎》一文之中，就不赘言。）来台湾后，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当然像是进了天堂。尽管在为生宿舍里听本地的学长抱怨当时台湾在书籍上的各种禁忌与限制，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还来不及抱怨的事情。可是，很快地，我也发现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环境所感受到的不便。以一个拄着拐杖行走的人来说，去图书馆借书并不是那么方便；去逛重庆南路很辛苦；到牯岭街的旧书店，狭小的空间加上需要攀上蹲下，也几近于不可能的任务。许多阅读的机会，因此受了限制。如果阅读比作狩猎，太多动作需要借助别人的协助时，这种狩猎是一定不足的──即使是美中的不足。所以，起码对我来说，1990年代之后的台湾的阅读环境，意义相当特别。一方面固然是所有的禁忌全开，在软件的内容上日益丰富，另一方面，许多书店与图书馆的公共设施也越来越方便，在硬件的设备上让人更乐于亲近。不要谈网络了。我从网络上买来的旧书很快就越来越多，也就十分合理了。所以，固然时代的推进总会破坏一些旧有美好的东西，但我永远是乐于从美好的那一面上观察的──尤其是在阅读的狩猎这件事情上。可是我们还是得做一些事情才行。看过《大敌当前》（EnemyattheGate）那部电影吗？那个在列宁格勒战役留名的狙击手，是从小跟着爷爷埋伏在雪地里猎取野狼的。越小接触一个狩猎的环境，越容易成为一个猎人。在阅读的领域里，也是如此。有关阅读，我们从小最重要的一个环境，就是学校。而今天的学校，只是一个教你如何接受阅读的喂食，而不是阅读的狩猎的环境。我们会另外找机会再谈这个主题。把阅读比作狩猎，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譬如，就西方的说法而言，在书籍上用到「hunting」这个字的时候，主要是「forbooks」，换句话说，去搜寻书来珍藏。是否阅读倒在其次。因此我们这次英文书名就定为「HuntingforKnowledge」，以作区别。至于HuntingforBooks，是的，我们也会做的。另外一个不合理的地方，是真正的狩猎中，猎物应该是躲你犹恐不及。但是在阅读的狩猎中，书和知识这个猎物却是有灵的，只要你诚心找它们，它们会迎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