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宋太祖赵匡胤建国时为避免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悲剧，采取重内轻外和重文抑武的国家政策。这些政策影响所及长远：一方面使宋朝内部安定而少有内乱，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也因此导致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不过相对而言，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繁荣的时代之一。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鉴于一些将领、节度使可能拥兵自重而影响皇权，宋太祖听从赵普建议，“杯酒释兵权”，使兵、将分离，保证了统治权的集中，但是同时削弱了军队战斗力。976年十月，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在“斧声烛影”的历史疑案中登上皇位，即宋太宗。到979年，消灭北汉，中国大部分被统一。北宋开国后，通过收兵权、削相权及制钱谷等措施，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同时，科举制度获得极大发展。北宋中叶，朝政日益萎靡，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宋仁宗时，出现短暂的“庆历新政”。这个时期几乎是整个大宋王朝为繁荣的时期，科技、艺术等成就几乎达到整个封建王朝的高峰。后来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王安石变法，但最终遭到保守派反对而废弃。北宋末，统治极度腐朽。1127年，金国军队攻入开封，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同年，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即宋高宗，史称南宋。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共存152年，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恭帝、端宗和末帝赵昺九帝。南宋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与西夏、金朝和大理为并存政权。南宋偏安于淮水以南，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但军事实力较为软弱、政治上较为无能的一个王朝。南宋时期，当权者长期执行求和政策，向金朝称臣纳贡；压制军民抗金斗争，甚至不惜残杀爱国将领岳飞。1142年，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害死了力主抗金的岳飞。南宋后期，抗蒙战争连年，到1276年，元朝军队占领临安，益王赵昰、广王赵昺等残余势力继续抵抗.直到1279年，8岁的小皇帝宋幼主赵爵被元军逼得走投无路，被大臣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至此，偏安王朝最终覆灭。

《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分两部分，分别考述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的起源问题，是作者在《姓氏起源新论》《商周称谓与中国古代避讳起源》诸学术论文之基础上，系根据新出出土文献及发掘既有文史资料写成。所论“姓氏涵义”“姓氏学家对姓与氏区别与界定”“西周封建、册命同姓与赐姓命氏”“周代礼制、礼俗所见同姓、异姓之等级与待遇”“氏为远古所传，姓为西周所重”“称谓的社会等级制”“商周称谓之考察”“名字、爵号、谥号、庙号与避讳心理的演化”“先秦礼书所载之讳礼”“由避讳制溯论其原始禁忌形态”等问题，考证谨严，精见迭出，是迄今为止关于姓氏与避讳起源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也是国人学习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知识的读之书。

明初东南沿海地区生活着一群身份复杂的人，他们多以灶为籍、以盐为业，借此而成聚落。本书广泛利用民间文献，深入理解民众生活，揭示这一群体生活地区社会演化的基本特征和逻辑。明中叶以降，市场化进程加速，商业资本开始进入并逐渐主导盐场经济。与这一进程相结合，在受海水浓度变化影响的具体社会生活中，盐头、盐灶、宗族、商垣等民间自组织为了应对朝廷课税需求，灵活运用朝廷“以籍定役”的制度设计，和王朝国家不断对话与互动。因此，沿海的商、民、军、渔、灶等人群不断地转化着身份与户籍，慢慢产生多者合一的宗族和其他社会组织类型，“煮海成聚”，构建出明清东南盐场地区独有的社会结构。

《中国简史》是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撰写的一部中国通史。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编论述从上古时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史，从传说与考古印证的中华民族的由来，到吕思勉先生所处时代的革命中的中国，系统梳理历史的发展变化；下编着眼于“大文化”理念，主讲文化现象，分为婚姻、族制 、政体、阶级、财产、官制 、选举、赋税、兵制、刑法 、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十八个专题，讲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吴晗是明史研究大家，他一生写过两部明史：《明史》和《明史简述》，本书均收入，分为上下编，故称全编本。收入本书上编的《明史》原有四章，现存三章，即《元帝国之崩溃与明太祖之建国》《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南洋之拓殖》。本编增补的五章（《朱元璋的统治术》《明初的恐怖政治》《明代的军兵》《明代的新仕宦阶级》《明代的社会经济》）选自吴晗其他作品，与原有三章构成一部较完整的明史，呈现了明代历史全貌及其重要历史特点。下编《明史简述》共两章，简明扼要地讲述了明太祖建国、明成祖迁都北京、北虏南倭、东林党争、建州女真、郑和下西洋、资本主义萌芽等明史中几个基本、重要的问题。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在传统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习惯“以我为主”，将“中原”文化放在历史研究的中心，缺乏与同时期周边乃至世界范围历史对比的视角，忽略“外部”文化对“内部”王朝的影响。在本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勇教授高屋建瓴，以全球化史观重构中国历史叙事，用“横向共时”的视角观察中国历史的演进，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讲述从上古至清末的中国历史，帮助我们理解跨越王朝更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长时段演变与其内在逻辑。

从摩尼教的变种（包括各种“杂糅假说”），到反映排斥社会“异己”的“污名化标签”（白莲教并无“自我认同”的实体），尽管内涵矛盾，但这些观点却是目前学界关于白莲教的主流学说。民间史料的欠缺，推动作者转换视角，从逐村的社会历史调查入手，发掘、抢救濒临永久毁灭的民间文书，开拓白莲教的“地方化”研究。本书是中国社会史领域具有典范意义的一部新著。作者曾经长期在华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抢救出一批极为珍贵的黄天道文书。基于这批新发现的民间文书和传世历史文献，作者对黄天道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史实考辨，解决了此前悬而未决的黄天道祖师普明的原籍问题，重建了黄天道创教初期的教首经历、教义内涵以及宗教传承过程，揭示了学界公认早期一种宝卷的丰富内涵及其与黄天道的深厚渊源。本书从地方视角出发，对官书档案、道内宝卷、民间传说、乡土小戏等不同性质文献层层剥笋，纵向剖析，努力突破传统宗教史、社会史与制度史的藩篱，是一部极具创新精神的优秀学术著作。

本书为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的一种，原书由日本青木书店1986年出版。本书为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渡边信一郎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在批判性继承二战后日本中国古代史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战国时代至唐宋之际中国古代社会农村的社会构成及其变化发展轨迹进行了系统剖析。从秦汉时期的分田农民，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土地所有，再到唐宋时期的富豪层，以相互独立又密切关联的时代三部曲，构筑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社会论”。

内容简介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列于首位的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他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本书即以近年来坚实的考古发现为基础，从万年上山到夏商二里头，生动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通过对中国大地上诸多考古成果的深入分析，本书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商、周以前数千年间，也就是差不多距今一万年这段时间中，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族群的先民，如何以人的自觉共同缔造了具有鲜明独特性格的中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山林农牧文明，为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生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部著作，对于我们进一步清楚认识中华文明悠久的优秀传统，并准确和充分地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一重大论断有着较大的帮助。全书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一卷在手，读懂万年中国。本书已经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为“中华文明新探索丛书”中的第一部作品。

本书将北魏前期政治史的研究，以首都平城为中心逐步展开，依时间顺序分四章作纵向探索，准确清晰地勾勒出它的变迁轨迹。作者的考察自始至终围绕着拓跋部落本身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汉族文化对其产生的曲折作用这两个影响平城政权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被考察的虽然是北魏平城政权封建化的历程，但其意义却已超越了论题本身，成为探索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汉族与游牧民族相互影响与融合规律的重要一例。在考证中，作者既不回避种种重大矛盾现象，又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对细微之处详加辨察，因而所得结论新颖而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