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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献研究丛书》是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这个项目旨在反映我国当代部分学者研究我国重要古籍所取得的新成就。我国的古文献浩如烟海，其整理研究工作也源远流长，历代都有贡献。尤其是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古籍，由于在各个时代反复进行整理和研究，所以巳积累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由于这些古籍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良个时代的学者叉各自立足于他们的时代，带着各典特征的学术视野、观点与方法来进行再认识；所以，整理和研究的课题虽然一再重复，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重复的工作在整体上却具有推陈出新、步步深入的特点，是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得到创造性传承的一个富有生机活力的进程。这样的进程显然在将来也要继续下去。前些时候，围绕着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曾有过激烈的思想论争，通过论争也取得越来越明确的共识。那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越是对外开放便越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熏陶能够加深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养成，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书是作者在古代文史方面的论文的结集。作者在古文字（包括汉简）方面的论文，数量较多，已另编为专集，但短期内恐怕还无法出版。按照所收文章的研究本书大至可以分成四部分。前三部分各七篇。第一部分是关于古籍整理的，侧重于用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校读古籍。第二部分是关于古代语文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古代（商至汉）历史的，除一般古史论文外，还有研究古代传说和古代思想史的论文各一篇。第四部分只有四篇，是关于古器物的。

本书所选底本为中华书局1956年版《资治通鉴》点校本、1957年版《续资治通鉴》点校本和1959年版《明通学》点校本。

春秋繁露是西汉董仲舒（约公元前一七九——前一O四）的主要著作，一般认为系后人辑录成帙。至有清一代，才出现两个较完善的校注读本。宣统年间，苏州苏与（？——一九一四）字厚菴，兼取廬校凌注，广采前人研究成果，[随时答录]，成春秋繁露义证，是目前为止校订春秋繁露较完善的本子。此次整理，以一九一O年长沙王先谦原刻本为底本，通校了凌本。遇有异文，又参校了廬本和四部丛刊本。

本书描述了一幅活的魏晋文化风貌图，与其他研究著作不同的是本书以魏晋人物的生活言行以描述主角的地位，在尽量客观地介绍史实的情况下，梳理出各种生活行为与文化背影间的内在联系。从言行、品藻、文化、玄学、佛学、文学、风俗、人生态度等方面，系统论述了“魏晋风度”这一引人遐思的课题。

厚爱黄老之学、反对儒术的窦太后窦太后，名字叫姬，清河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人，是汉文帝的皇后，景帝的母亲，武帝的祖母。窦姬很小父母就去世了，只剩下哥哥长君、弟弟广国相依为命，靠种田、织布为生。窦姬本来只是个宫女，当时正值吕后当政，为了安抚诸王，吕后打算赐给他们每人5个宫女。窦姬请求宦官将她分给自己家乡的赵王，以便有机会照顾兄弟，谁知由于宦官的疏忽，却被远嫁到遥远的代北（今山西雁门关一带）。当窦姬不情愿地到达代王宫中时，却遇到了一个宽厚的丈夫——代王刘恒。他是高祖刘邦与薄姬生的儿子，从小不得势，养成了宽厚、随和的性格。他比较同情和喜爱美丽的窦姬，整天和她形影不离，受到宠爱后，窦姬的情绪好起来了，不久她生下了女儿刘嫖。到汉惠帝七年（前188年），又生下了儿子刘启，就是后来的汉景帝。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太后病重，安排好身后事，不久就病逝了。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乘机发难，夺回军权，诛杀了吕氏兄弟。接着陈平等召开秘密会议，有位大臣说：“惠帝逝世后，吕太后立少帝为帝。然而少帝并不是惠帝的儿子。少帝现在还很年幼，但他毕竟是吕后所立。等他长大成人后，还有我们这些人的好日子过吗？不如废黪了他，另选高祖的儿子中贤能者为帝。”大臣们同意了这种看法，选来选去，终于选中了代王刘恒。太尉周勃便秘密派人去召代王入京。刘恒接到使者的密信后犹豫不决，谋臣们认为刘恒是高祖的儿子。而且年长，仁孝天下闻名，大臣们迎立代王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代王立刻整理行装，携带宴姬等人，星夜兼程地赶往长安。世事真是难以预料，十年前的窦姬涕泣着离开长安，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更大的荣耀在等待着窦姬。刘恒到长安后，在一片万岁声中，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汉文帝。过了几个月，文帝立刘启为皇太子，窦姬为皇后。窦姬的女儿刘嫖，被封为馆陶公主。窦皇后的父母虽然早亡，仍追赠了封号，父亲封为安成侯，母亲为安成夫人，真可谓一荣俱荣。后来，皇后的哥哥窦长君迁到了长安。经过一番曲折后，也找到了失散多年被多次卖身为奴的弟弟广国。窦皇后见到受尽磨难的弟弟后，禁不住悲喜交集，泪流满面，左右的人也为之感伤。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像广国那样卖身为奴的人何止一个呢？幸运的是广国有了一个做了皇后的姐姐。文帝赐给广国大量钱财，并为他在长安购置了房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臣们对吕氏专权的事仍记忆犹新。为了防止外戚再次专政，周勃为窦氏兄弟设置了师傅。二兄弟恭敬有礼，不问政事，也不敢以富贵宣恃。谁知乐极生悲，就在兄妹团聚后不久，窦皇后的眼睛却因病受明了。后元七年（前157年），汉文帝逝世，长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带。尊窦皇后为皇太后。窦太后的另一个儿子刘武在文帝登基后承袭了代王之位，后徙封为梁王。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梁王入朝。此时，景帝还未置太子，与梁王宴饮时，从容说道：“千秋万岁后，兄弟你就即位为天子。”梁王忙起身辞让，但心中十分得意。窦太后在旁边听景帝如此言语，心中非常高兴，因为她十分宠爱小儿子梁王。谁知在一旁陪酒的詹事窦耍捧起一杯酒献给景帝，正色说：“天下者，是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是汉朝的制度，陛下哪能随意将帝位传给梁王呢！”窦要是窦太后的从兄之子，本来很受太后的信任。但这一番话，却惹怒了太后，太后断然除去了他的门籍，不愿再见到他。窦婴的话深深影响着景帝。过了不久，景帝便立他和栗姬生的儿子刘荣为皇太子。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年），由于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皇太子刘荣被废为临江王。窦太后没有打消立梁王为皇嗣的念头，就乘酒席问向景帝提出：“让梁王做皇位的继承人吧！”景帝跪下说：“谨遵母命。”酒席散后，景帝有些后悔，又去和大臣们商量。袁盎等人非常不同意立梁王。于是，景帝就不再提此事了。梁王十分恼恨袁盎等人，就和谋臣羊胜，公孙诡秘密安排刺客杀死袁盎等十余位大臣。景帝知道此事和梁王有关，就派田叔去粱国调查。羊胜、公孙诡不得已自杀。田叔调查清楚后，返长安汇报。经过长安东边80里霸昌厩时，将办案的口供笔录全部烧毁，空着手去见景帝。当景帝责备他时，他就说；“现在梁王犯法，若不处死，是汉家法律不行，若依法处死粱王，则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是忧在陛下也。”他建议景帝不要再追问此事，景帝默默同意了。接着，他又吩咐田叔到窦太后处报告说；“杀袁盎事，梁王实在不知，是羊胜、公孙诡所为，这两人已伏法，望太后放心。”连日来，太后正为梁王事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日夜哭泣不止。听到田叔的汇报后，她马上坐起来吃饭了，变得心平气和。梁王也入朝谢罪，于是兄弟俩又和好如初，太后高兴地流下了跟泪。但从此以后，景帝更加疏远梁王。粱王郁郁不得志，不久便死去了。太后气愤地说；“皇帝杀了我的儿子！”景帝非常伤心害怕，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和长公主商量，厚封梁王后代为五王，太后才有了喜色。窦太后晚年笃信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眼睛看不见了，叫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老子的《道德经》给她听。她不仅自己学习，还督促景帝也要学习。她认为，先帝（汉文帝）以黄老学说作为治国之本，实行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约法省刑，才使国家渐渐恢复了元气，黄老学说作为立国之本是不能丢掉的。所以，她始终坚持黄老之学，反对儒术。但是，景帝一方面相信黄老，一方面聘请了一大批儒生到朝廷作博士，以整理研究儒家学说。太后认为儒生多文饰而少实质，对于景帝的一些做法她很不满意。有一天，窦太后召见一个很有名气的儒生，叫辕固生，请他谈谈‘老子，一书的要旨。辕固生轻蔑地说：“此是家人言耳！”意思是说，这是村妇之言，不值一提。太后出身农家，听后勃然大怒，大声责问说：“难道要读司空、城旦书吗？”秦汉时服劳役的犯人叫司空、城旦。窦太后说的司空、城旦书是指儒家的经典。可见，道家对儒家学说十分蔑视。为了惩治这个顽固的儒生，太后命令辕固生：“书不要读了。把你送进猪圈，看你有没有能耐将那口野猪治服？！”这时，景帝在旁，悄悄送给辕固生一把利刃，辕固生才把野猪刺死了。景帝乘机向太后报告说：“辕圃生已按您的指示去做了。”太后无法，只得拂袖而去。后来，景帝为了不再激怒太后，就把辕固生调到外面做官去了。……

《珞巴族的社会和文化》本书作者通过长期的社会调查，对珞巴族的氏族、等级、家长奴隶制和宗教等方面作了阐述。

叙述我国几十年来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评价了历史人物。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行详细的论述。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一）本册是本书第五编明清封建制时期的最后一册，包括本编的第五、六、七三章。第五章乾嘉时期的清朝，主要叙述这一时期的政治概况。清王朝在康熙、雍正时期已经逐渐巩固了它的统治。清高宗（乾隆帝）继承父祖的遗业，曾力图有所建树。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皇室贵族日益侈靡腐朽。边疆战事的不断发动也极大地消耗了国力。社会诸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嘉庆时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当清王朝由强盛转入衰弱的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正在相继兴起，并开始侵向东方。嘉庆帝的继承者道光帝即位后，便面临着鸦片输入的威胁。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由封建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本章的叙述至嘉庆帝去世为止，只是为了体例的统一和叙事的便利，并不表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断限和分期。清王朝在乾隆时期确立了自己的版图。本书设立专节，叙述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状况。由于篇幅的限制和文献记载的多少不同，只是作了简括的叙述，藉以表明清代中国的五十几个民族都应有其历史地位。（二）第六章关于清代经济状况的论述，列为专章。这是因为清王朝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的衰落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有必要以较多的篇幅，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作出较详的叙述，以便读者对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前的状况得到较全面的了解。（三）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文化学术经历曲折的道路而出现繁荣。各个时期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明初提倡程朱理学，随后出现王阳明的心学，明末清初反对理学和心学的思潮迭起，由于清初诸帝的提倡，程朱理学再次成为社会政治领域的统治思想，但在学术领域，以求实为旨归的汉学兴起，盛极一时，并带动了历史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目录学等学科的发展。小说与戏曲的繁荣，构成明清文学的显著特色。绘画书法和工艺美术的兴盛是艺术领域的成就。科学与技术的许多部门在宋元时代曾居于世界的前列，明清时逐渐落到西方先进国家的后面。某些部门开始注意吸收来自域外的学说和技术。某些传统的科技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本编第七章对文化学术的各部门，分别作了有重点的简要评介，旨在显示这一时期的概貌和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