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说宋”系列新作 历史作家吴钩通过撰写一系列宋朝司法笔记，从法理、制度、刑事、民事四个方面入手，全面细致地介绍宋代中国在法律文明上取得的成就。 宋朝的司法制度可谓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高峰，但长期以来被埋没和误解：一方面，元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包公戏、包公案小说，导致大众对宋代法律制度产生误解；另一方面，清末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热衷于为异邦构建优良传统，却忽视了中国本身的历史源流。 本书通过援引大量宋人记录的法律案件，并与宋朝法条相互参证，真实还原了宋代司法制度及其实践；同时也是“以宋朝为方法”，从中国历史深处打捞已有的优良传统，讲好我们自己的“国王与磨坊”故事。这不是为了证明“祖上曾经阔过”，而是希望通过一遍遍地整理、编撰、讲述、阐释，将故事内化为连绵不断的文明传统，成为司法制度良性演进的内在动力。

本书中收录了李达、杨尚昆等老领导、老同志的回忆录、口述历史。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回忆录、口述历史的形式，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始末，请亲身经历和见证中国革命的老领导、老同志追忆细节，目的是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生动鲜活的新时期党史读本，是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重要资料和宝贵财富。

本集刊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等单位所办专刊，集中展示了元史研究的重要前沿成果。此为第3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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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成都的文化风貌、文化记忆、文化精神、文化氛围、文化创意和文化融合六个方面，从古至今、由外而内地展示成都城市文化内涵，以及文化之于城市的动力源泉和重要驱动作用。向世人展示成都城市历史底蕴、文化根脉以及天府文化核心精神等历史积淀，着重对新时代以来成都文化领域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做法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及理论升华。力图将学术前沿的理论探索，与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时代表达有机结合，在鲜活的实践经验总结中，树立以文化作为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的新典范、新示范，打造文化成都的发展新模式、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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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蚌埠卷烟厂建厂80年以来80个优选人物事迹的梳理，再现企业劳模工匠及优秀人物事迹和精神风貌，从侧面展现企业发展史，提炼出蚌埠卷烟厂在80年发展过程中孕育的精神力量；探寻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优质文化资产，弘扬劳模精神，争做优秀员工，对内汇聚人心，对外展示形象，并通过党建引领、文化铸魂，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企业的文化软实力，促进蚌埠卷烟厂的企业文化建设。全书兼顾纪实性和实用性，图文并茂，生动可读，充满正能量。

《近代史资料》总146号共收录近代史原始资料五篇，即《徐广缙致叶名琛信札辑录》、《仪若日记（二）》、《欧洲观战报告》、《旅行长安日记》、《陆征祥致刘符诚手札（二）》。其中《徐广缙致叶名琛信札辑录》为徐广缙担任两广总督时与广东巡抚叶名琛的信札，反映了道光末、咸丰初清军在两广镇压农民起义的情况。《仪若日记》为清末外务部大臣邹嘉来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晚清政局、以及京官的日常生活。《陆征祥致刘符诚手札（二）》收录陆征祥1936年至1948年间致刘符诚的220余通手札，不仅反映了陆征祥晚年生活状况，也披露了他与许景澄的交往、北洋政坛旧人的行迹等内容，对全面了解和认识陆征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按照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采取抓重点领域、兼顾创新领域的书写策略，集中关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历程、理论方法、近代文化论争、近代文化思潮、近代文学艺术史、近代教育史、西学东渐与近代学术科技史、近代报刊史、近代体育卫生与文化设施、近代区域文化史10个方面，最后殿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突围之路”作为结语，在论述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发展历程及其突出成就基础上，分析目前中国近代文化史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所面临的新挑战及其突围之路，为未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提供初步意见。

隆中对，其实是一笔地盘账 诸葛亮在隆中，掰着手指头为刘备算天下的地盘：“曹操占据了北方；南方则分有三大，分别是孙权占据的扬州、刘表占据的荆州和刘璋占据的益州。荆州居天下之正中，四通八达、物阜民殷，而荆州牧刘表却坐观成败、不思进取；长江上游的益州自古号称天府之国，沃野千里，但益州牧刘璋也是个窝囊废。主公不如先取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再回过头来讨伐曹操，走一个迂回战术。” 赤壁抗曹，其实是一笔实力账 诸葛亮见了孙权，为孙权精确计算了曹操的实力，他说：“你别看曹操强大，这只是表象，其实曹军有三个致命弱点。第一，曹操远道而来，师老兵疲，已经是强弩之末；第二，曹军来自北方，不习水战；第三，荆州人为形势所迫，投降曹操，其实内心不服，这对曹操来讲是一颗定时炸弹。天时、地利、人和，曹操一个都不占，必败。 挥泪斩马谡，其实是一笔情理账 诸葛亮与马谡情同父子，马谡更是在南中征战时提出“攻心计”，是蜀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是马谡一连犯下违令、战败、逃亡三宗死罪，诸葛亮在人情与法律的衡量中，艰难做出应该斩马谡、必须斩马谡、不斩马谡则不能服众的判断。也正是通过这样的选择，诸葛亮向蜀中乃至后世展现了他治国以法的决心，踏上了用法律而废权术的治国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