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法者，用以构造历史之方法也。先以科学方法决定历史之事实，再用科学方法以编比之。是故就形式理论而言，吾人似有一种科学焉，谓之历史。……历史应属一种观察之科学。而且甚至吾人似可限制历史所研究者之范畴，即历史所研究者乃「过去的」事实，而且「人类的」事实是也。……现代所谓历史，专指研究生存在社会中之人类而言。盖一种研究过去人类事实之科学也。

在《历史研究（套装上下册）》中，汤因比列举了世界历史上的二十余种存活或已经死亡的文明形态，并对它们的各自发展作了综合比较，他认为，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不再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系和灵魂的分裂。《历史研究（套装上下册）》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和单一历史线性发展的史观，在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中国的革命，到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谜了。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还是农工和小市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是几个列强和几个军阀？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引起了疑难和论争，论争愈烈，疑难愈多。要扫除论争上的疑难，必须把中国社会加以解剖；而解剖中国社会，又必须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

《吉登斯社会历史观评析：兼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前沿性研究成果。作者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揭示了吉登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和实质意蕴，回应了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挑战，凸显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吉登斯提出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当代阐释。这对于透视西方社会理论及其历史观的转变轨迹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自觉坚持和推进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弥补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全书通俗易懂，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适合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及其相关专业的大中专学生、研究生、科研人员和管理干部阅读。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究竟面对什么样的问题？解决当时中国困境的办法是什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为什么迟了十年才拿到？为什么视历史为国粹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对古史辨运动采取激烈的反击态度？一个真实而可靠的历史上的孔子究竟是怎样的？中国文化史的建构是怎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台湾近代史学的引进和发展是怎样一个过程？台湾史学日本渊源延续与消退的原因是什么？南港学派之创始人郭廷以是如何“士以天下为己任”，创建近史所的？中国是否有一个社会各阶层都受到濡染的共同文化？台湾的史学如何才能有未来？公正且独立的评论制之建立，既重要且又刻不容缓。

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省政府决定编修地方志书。从1949年《新纂云南通志》刊印后，30多年间云南没有撰修过地方志书。参加撰修《新纂云南通志》的老一辈学者都已仙逝，30多年间，没有培养过方志学的专门人才。要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云南省志及各地州市县地方志，急需培养方志人才。为此，1984年6月，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与云南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云南省首届方志主编培训班。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彼得。伯克的经典之作。《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从各种角度追溯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兴起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近十年中的相互交融，重新梳理了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扩大了社会理论的概念。作者论述了当代史学领域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新成果、新方法、新术语与新概念（包括社会学家研究使用的术语与概念），评述了史学界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大师们的富有开创性的观点与理论，对中外史学界与社会学界均有重要影响。

《义理与考据：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选收作者30年间学术论文23篇，分属简帛学、经学、理学、“实学”四个研究领域。论文所要解决的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所采用的是义理与考据相结合而更偏重于考据的方法。作者指出，八十年来学者把写好哲学史（思想史）的期望过多地寄托在“方法论”的创新上，导致此类著作的写法与观点变来变去，因而在许多历史学者眼中，哲学史（思想史）最不像一种历史。作者从中国两千年积淀下来的考据学方法中汲取营养，强调“论莫定于有证”，以为文献考据方法不仅可以用来考证历史上的“事件”，也可以考证历史上的“思想”。相信《义理与考据：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对什么是经学、理学、“实学”等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定有裨益。

《国史要义》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或“史学通论”。透过史学要义的诠释，归宗于中国人本主义的弘扬，是为《国史要义》的主旨。此书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声气相求，互为奥援。著者透过经史互证的方法，突出史学精义体现的即是文化真义，把中国古典史学意境升华到“人学”的高度。

为充分体现《资治通鉴》的独特风貌，王丽将难解字重点标注，并将大段的原文间隔翻译，使文白对照清晰可见，且配以中国古代的画作为插图，用具有直观具象的方式以图释文为读者拨开历史厚重而浓密的云雾，从我们的先贤那里学得处事之道、治世之理，是王丽整理《资治通鉴》的初衷。《资治通鉴》内容精炼，版式简洁新颖，体积小巧便携，是你案头手边的读物。她由衷地希望，当读者朋友们在阅读《资治通鉴》时，可以感受到祖先曾经创造出的古代文化的辉煌；但重要的是，学会从祖先的智慧中吸取养分，为自己所用。这才是千年以前的司马光倾心著作《资治通鉴》和千年以后她重新整理《资治通鉴（随身宝典）》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