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论稿》约七十余万言，洋洋洒洒，於考据学之名义、内涵、方法，论述精审，举证翔实，极富可读性。把考据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论述，探讨它的学科属性和基本方法，这样的成果还不多见。考据学是一门传统的学问。它历史悠久。发生于两汉，发展於唐宋，至清朝而达到顶峰。它考校文字，诠释名物典章制度，从而有助於前代文献之阅读、器物之监识，以期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是治文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手段。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欲了解古人之生活，通古人之心志，必自文字始。透过文字，了解它记录的语言，也就是读懂古书，是传统考据学的重要方法。“考文自知音始”，启明从传统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诸方面入手，阐述了考据学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把考据学的理论和实践植根於坚实的基础上，时有新的见解。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阐述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选择”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观点新、结构合理、领域宽、叙议结合、资料翔实、可读性强。

历史研究法者，用以构造历史之方法也。先以科学方法决定历史之事实，再用科学方法以编比之。是故就形式理论而言，吾人似有一种科学焉，谓之历史。……历史应属一种观察之科学。而且甚至吾人似可限制历史所研究者之范畴，即历史所研究者乃「过去的」事实，而且「人类的」事实是也。……现代所谓历史，专指研究生存在社会中之人类而言。盖一种研究过去人类事实之科学也。

中国的革命，到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谜了。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还是农工和小市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是几个列强和几个军阀？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引起了疑难和论争，论争愈烈，疑难愈多。要扫除论争上的疑难，必须把中国社会加以解剖；而解剖中国社会，又必须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

《吉登斯社会历史观评析：兼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前沿性研究成果。作者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揭示了吉登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和实质意蕴，回应了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挑战，凸显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吉登斯提出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当代阐释。这对于透视西方社会理论及其历史观的转变轨迹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自觉坚持和推进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弥补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全书通俗易懂，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适合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及其相关专业的大中专学生、研究生、科研人员和管理干部阅读。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彼得。伯克的经典之作。《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从各种角度追溯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兴起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近十年中的相互交融，重新梳理了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扩大了社会理论的概念。作者论述了当代史学领域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新成果、新方法、新术语与新概念（包括社会学家研究使用的术语与概念），评述了史学界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大师们的富有开创性的观点与理论，对中外史学界与社会学界均有重要影响。

《义理与考据：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选收作者30年间学术论文23篇，分属简帛学、经学、理学、“实学”四个研究领域。论文所要解决的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所采用的是义理与考据相结合而更偏重于考据的方法。作者指出，八十年来学者把写好哲学史（思想史）的期望过多地寄托在“方法论”的创新上，导致此类著作的写法与观点变来变去，因而在许多历史学者眼中，哲学史（思想史）最不像一种历史。作者从中国两千年积淀下来的考据学方法中汲取营养，强调“论莫定于有证”，以为文献考据方法不仅可以用来考证历史上的“事件”，也可以考证历史上的“思想”。相信《义理与考据：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对什么是经学、理学、“实学”等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定有裨益。

《国史要义》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或“史学通论”。透过史学要义的诠释，归宗于中国人本主义的弘扬，是为《国史要义》的主旨。此书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声气相求，互为奥援。著者透过经史互证的方法，突出史学精义体现的即是文化真义，把中国古典史学意境升华到“人学”的高度。

清末民初及至民国前期的中国学术，如果抛开汉学宋学之争及新旧学之争的成见，仅就留誉于中国学术史而有大师之称的学者而言，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首当其冲；如果分别学科而言，那么，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内，可谓大家辈出，名垂青史。而学思独运、称为“一世之雄”的天才学者刘咸炘，则以其学术遗产之丰厚，识见之高远，“堪称20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国学大师”。刘咸炘先生（1896－1932），字鉴泉，四川双流人，自幼聪颖好学，弱冠即有著述，青年而为塾师，与友人蒙文通先生等在成都共创敬业学院，任哲学系主任，后聘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终生不离教席，而潜心于国学研究，登堂入室，达到国学研究的极高境地。刘咸炘先生的学术来源大致有三：一曰槐轩（刘沅），一曰实斋（章学诚），一曰西学（要在西方哲学思想），而以国学为内核，以西学为参较，纵横发挥，相得益彰。其治学方法论，则独创新宗，曰：执两用中，故以“多算一筹”〔②〕，而“持论每出人意表，为治汉学者所不及”。〔③〕其治学对象，“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所谓“史学”，其旨趣在于：“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仅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无非史学而已。横说则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学’可也”。〔④〕由史学而入“社会科学”、“人事学”（即今人文学），足见刘咸炘先生所涉学术领域之广博，几乎遍及哲学、史学、诸子学、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方志学、校雠目录学、书学等领域。所著《推十书》，乃其平生论著的总集，都231种，合475卷，计600余万言，鸿篇巨制，时所罕见。此著深入中国学术根柢，融通西方学术思想，生发文化自觉，执两用中，推十合一，创新学术，不特为民国群贤所难企及，且可谓登峰造极，一人而已。为弘扬中华文化优秀遗产，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和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组织重点力量，积5年之功，精心整理《推十书（增补全本）》，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之一种。全书20册于2009年1月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和知识界的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推动对《推十书》的研究，深入发掘“推十学”这座无尽宝藏，我们特将《推十书（增补全本）》析为数种，以类相从，相聚成编，合为类聚丛刊，以供各界研习之需。应知识界朋友的约请，我们首先选编了《道教征略》，并编辑了《〈推十书〉导读》，作为《〈推十书〉类聚丛刊》的首批出版书目。《道教征略》是刘咸炘先生研究道教流派和传承，系统整理道教经书目录的重要著作，是当代道教研究不可或缺的必读书。《〈推十书〉导读》收录了学术界研究《推十书》的主要成果，作为各界研究《推十书》的重要参考。《导读》作者中，蒙文通、萧蓵父、庞朴等先生，均为当代学术大家，名响学界；其他各位作者，亦大抵卓然成家，各篇并属力作。相信《道教征略》和《导读》诸篇，可以为各界朋友提供《推十书》研究的重要参考和启示。

《历史的观念》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哲学著作之一。此书为柯林武德遗作，最初于1946年由诺克斯编辑成书，极受学界关注。199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由杜森编辑的《历史的观念》（增补版），澄清了诺克斯版编纂过程中的问题，并且增收了柯林武德在1926－1928年间所做的历史哲学讲演稿。篇幅增加三分之一，有助于读者了解柯林武德思想的原貌。这部理论性的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够成为畅销书，几十年来一直受到读者重视，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一，它要言不烦地梳理了西方人的历史观念的演变，从古希腊到现代，各阶段的特征一目了然；二，作者兼有历史学和哲学两方面的思维训练，所论问题切中历史学的核心，不给人隔膜之感；三，作者思路明晰，语言简练，将深刻的哲学思想用平白晓畅的语言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