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平捻政策出台前后；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兼论金玉均刺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关系；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初步探讨三成船钞与同文馆；明治时期的日本陆军大学述论；从辜鸿铭在北大任教始末看北大“英文门”；时期的师生状况；斯巴达与中国——近代教科书中中国人对斯巴达的认识；从黄炎培的调查看清末江苏兴办学堂的一些情况等。

《新史学》是探索史学发展新路的连续出版物，已出版两卷。本卷洋溢着新文化史的气息，注重从观念与社会、学术与信仰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问题，剖析精彩个案，如马钊从女性视角对“职业”概念与话语历史内涵的别致揭示，曹新宇对传教士汉学向汉学人类学转变的谱系学分析，李淑珍对林语堂信仰历程的细腻把握，让人深感学术的魅力。另外，知名学者汪晖、王铭铭的文章也为本卷增色不少。

中国有悠久修史传统，撰史则有诸种形式，如纪事体、编年体、纪传体等，内容涵括制度变迁、城乡发展、军事沿革、商业沉浮、文化兴衰等。有些历史记载简短明晰，就事论事，另一则兼容并包，集为大成。这套《澳六编年史》当属后者。爱邀作序，于我心有戚焉。这是一部编年体巨著，由细小的历史片断甚或每日的历史事件，连缀而成宏观的历史叙事。

在全国各族人民迎来人民共和国60华诞之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9年卷和大家见面了。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新中国史学经历7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设、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拨乱反正、90年代以来的健康发展，一步步走向新的阶段，开拓着新的天地，书写着新的史学史长卷。本卷发表的《历史学的理论成就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近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方法的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的探索与收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国别史区域史研究》、　《新中国六十年来的西方史学研究》等五篇文章，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了新中国史学的面貌，以及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和思考的憧憬。读了这些文章，使人感到欣慰和鼓舞，同时也使人感到史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从下往上看：英国农业革命》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从下往上看”英国农业革命的历史过程，认为广大劳动人民是英国农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力量，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历史创造者。书中的论述年代跨越600年，运用大量一手档案资料，将农业史研究与现代化研究相结合，分别论述了“过渡时期”英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况、工资劳动者的出现、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和农业机械化带来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证实了英国农民是构成农业革命的主体力量。

他，被世人誉为一代天骄，是公元后第二个千年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更是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帝国的缔造者。他，一个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一个几乎白手起家的卓越经营者，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卓越的团队。他的经营管理成了国内外企业家参考的典范。他，缔造的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他，兼容并蓄的革新者。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在他的治下，各种文化求同存异，造就了当时世界文明的灿烂之花；政治、文化、科技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在《历史研究（套装上下册）》中，汤因比列举了世界历史上的二十余种存活或已经死亡的文明形态，并对它们的各自发展作了综合比较，他认为，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不再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系和灵魂的分裂。《历史研究（套装上下册）》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和单一历史线性发展的史观，在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收在这本书里的一些文章都是近十年来写成的。有的发表过，有的没有发表。这都是些极肤浅的东西，本来是不敢拿出来“灾梨祸枣”的；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聊胜于无”，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拿出来的。我希望，这些东西能供中国和印度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学者们参考；我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指教。

本卷收1946年至1995年作者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论文70余篇，其中大部分论文曾在报刊上发表。《在优化选择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系作者与赵宝煦、罗荣渠两位先生一起参加《光明日报》社组织的“每月谈”的座谈记录，考虑到如果单独抽出作者的发言，将会影响文章的连贯性，所以将赵、罗两位先生的谈话也一并收入。本卷中有两篇文章附有英译文：《列子与佛典》一篇系周汝昌先生翻译的，本次收入商得了周先生的同意；《从历史上看中国伊拉克两国的文化关系》一篇系作者参加访伊代表团访问伊拉克时，由代表团组织翻译的，译者不详。

贺昌群先生（一九○三-一九七三年），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先生自幼家境贫窘，早年靠母亲养蚕喂猪和亲友资助求学。一九二一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奔赴上海，进入沪江大学攻读英语，后因经济困难辍学，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商务期间，先生刻苦勤奋、连昏接晨地书不释手，在书海中耳濡目染地接触了大量学术的前沿动态，开始了他的译著生涯。一九三。年先生东渡日本，潜心阅读了“东洋文库”的丰富藏书。同时对日本学术界的汉学研究状况做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回国后，他对西北考古、中西交通史、简牍学、敦煌学及汉唐间的政治文化史产生了极大兴趣。从此潜精积思地走上了终身治史的学术道路。一九三一年先生北上至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会委员。期间与马衡先生等对西北出土运抵北图的一批汉简做了部分考释。这批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十六册手稿，二○○四年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