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承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资助，拙著《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得以出版。其后，本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兴趣益增、范围更广，八年来，又有若干成果问世，除《北齐地理志》、《隋代行政区划沿革史》、《近2000年来长江三角洲岸线变迁研究》等专著外，发表的多数是论文。今得中华书局大力协助，将二十余篇论文裒集成编，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名称出版，虽说是对前集的继承，但也有新的发展，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是《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一书的续篇，对唐与新罗关系的研究延伸至九世纪。作者对唐与新罗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处于较高的水准，前一著作曾连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一等奖、省部级高校优秀成果一等奖。

通过对《春秋左传正义》的考察，可以看出与杜预注、服虔注、刘炫注相比，无论是在文学阐释、史学阐释、语言阐释、引书情况上《正义》都体现了诸多的时代特征和阐释风格，代表了唐人注疏兼收并蓄的特点。唐人注疏不仅吸取各家之营养，而且打破了今古文之门派，对后世经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实在是不容忽视。

汉语哲学与德语哲学之互动、朱熹与伽达默尔对话中的存有论转化、关于“中国哲学之正当性问题”的一个批注、儒学气论与内在性哲学：从德语之张载研究谈起、从Kant到康德：论当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汉学如何进行哲学思考、汉学一家言、三十年来的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略谈、汉学家专页、波兰汉学的奠基人：卜弥格、西方早期汉学文献、《卜弥格文集》摘要、西方文献对雍正继位的记载、汉学家访谈录、傅熊访谈录、传教士汉学研究、在灵与肉之间抉择——马国贤的困境、美以美驻华会督贝施福简论等。

梅尼克认为，历史主义的兴起乃是西方思想中所发生过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历史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而且是一种生命观和世界观。这种生命观是经由从莱布尼茨到歌德为止的德国运动获得的。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历史主义的预备阶段与启蒙运动史；第二部分讲述了历史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成熟。　梅尼克探究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起源，从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维科和柏克开始，直到它在伟大的德意志思想家的著作中所获得的最终胜利。梅尼克学识渊博而又严谨，他对思想体系和学术观点上极其细微的差别审慎而又敏感，这即使在伟大的先驱者那里也是非同寻常的。他对三位主要人物默泽尔、赫尔德和歌德的论述，将叙述、思想和历史背景精心编织在一起，将每个思想家的个人气质与他们写作时所身处、所关涉和所致力于其中的社会生活特质精心编织在一起，从而使这些思想家凸现出来。他对歌德的论述尤为详尽，构成了这... （展开全部）　梅尼克认为，历史主义的兴起乃是西方思想中所发生过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历史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而且是一种生命观和世界观。这种生命观是经由从莱布尼茨到歌德为止的德国运动获得的。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历史主义的预备阶段与启蒙运动史；第二部分讲述了历史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成熟。

贺昌群先生（1903－1973年），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先生自幼家境贫窘，早年靠母亲养蚕喂猪和亲友资助求学。1921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奔赴上海，进入沪江大学攻读英语，后因经济困难辍学，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商务期间，先生刻苦勤奋、连昏接晨地书不释手，在书海中耳濡目染地接触大量学术的前沿动态，开始了他的译着生涯。1930年先生东渡日本，潜心阅读了“东洋文库”的丰富藏书。

《北大史学14》内容包括了：新蔡楚简与楚都迁徙问题的新认识、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性质探测、晚渡北人与东晋中期的历史变化、关于六朝隋唐的“贵族政治”？关于契丹小字《耶律糺里墓志铭》的若干问题？《亡辽录》与《辽史·地理志》所载节镇州比较研究、冷战史中的“国家安全国家”问题、晚祷的清烟飘上纯净的天空、借贷制度与美国南部约曼自耕农经济的转型、新教徒眼中的罗马天主教等。

因为规律性这个概念本身，终究只是时至近代才产生的、传统自然科学的产物，它严重地依赖于简单性科学这种特殊的认识背景，其作为一种思维范式的历史性或暂时性，亦随着复杂性研究这种科学本身的新的历史形态的出现，而日益凸显出来。

第一卷明北京宫苑图考、第二卷明代建筑大事年表、第三卷清代建筑年表和第四卷史论丛编。

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纯属偶然。在中学读书时，我数学学得不错，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1946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我，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同等学力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我自然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想也不敢想。大学考上了，自己并不满意。1948年春来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秋后又转为正式生。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农村，下过部队。到这时为止，我对中国古代史还是很陌生的，有关知识也极浅薄（仅在大学裹学过一点点）。用“一穷二白”去形容，决不过分.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1954年，由于某种机遇，我被调到北大，先在法律系辅导、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后转历史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