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8辑）》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办、编辑，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古文献学的学术集刊。创刊二十多年来从未中断，连续刊行，始终坚持办刊宗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主管部门党政领导和研究会、学术界广大作者的支持，经过二代学人的辛勤努力，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起到了学术窗口、专业导向和育才园地的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文献、文献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在国内外均有重要学术影响。

面对“六十年的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恐怕没有人不会击节赞叹。但笔者感到，不要让这种“辉煌成就”遮蔽了此间前后三十年存在的那条鸿沟。从“士农社会”走向“工商社会”，是近三十年间所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岂止是变化，毋宁是变局！岂止是近三十年，毋宁是近三千年！近三千年来，特别是秦汉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士农社会之中，“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盐铁官营”，是历久不变的基本国策，中华民族辉煌的经商才赋就这样在两千多年间付诸东流。这种“轻商”、“抑末”的行为，在三十多年前的“文革”中登峰造极，发展成“灭商”、“毁末”：一切官营官办，连针头线脑、鸡毛蒜皮也要由官商经营，个体的小商小贩一律变成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调剂余缺的跨地区长途贩运，则以“投机倒把罪”论处！之所以如此的观念前提是：商品（市场）经济不如小农经济好，工商社会不如农业社会好，城里人不如乡下人好，……。看得出来，“文革”据以发动和延续的观念是一种与世界潮流人类大势工商文明对着干的反动观念！

作为一个事实，马克思曾经在《大纲》的《各种形式》中对共同体如何向市民社会过渡作过专门的讨论，这对于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思考这一问题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件幸事。日本马克思主义（参见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思考了东方社会如何过渡到市民社会这样的问题，他们有关“共同体的三种形式”、“资本的原始积累”、“个体所有制”等问题的讨论其实都缘于这一问题意识。由于日本与中国的类似性，他们的思考对于我国的具体实践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渊源。但是当我们把希腊、罗马相提并论时，更多人会想到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人们总是觉得罗马的文化同希腊文化相比稍逊风骚，其实罗马也不乏出类拔萃的历史学家。在历史的长河中，罗马的辉煌只是弹指一挥间的过去，永远记录下这些辉煌的正是像恺撒、撒路斯特、塔西陀和李维这样的罗马史学家。《撒路斯特史学思想研究》论述的是罗马共和时期的一位史家——撒路斯特和他的两部作品《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虽然他的著作只是记录了罗马历史上似乎并不重要的两个事件，但是在撒路斯特看来，透过这两个事件，足以让人们意识到罗马道德的败坏已使罗马共和制处于崩溃的边缘。撒路斯特以小见大的选材、客观的写作特点和朴实的文风都是后来学者对他评价颇高的原因。

《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作者就好似一位驰骋沙场、冲锋在先、永不疲倦的老将．绝不随后现代之波，从未逐文化研究之流，而是循后学而思，从而以超越后学为鹄的。透过这些浸渍血性的文字，我们体悟到了一种中国学者独具的文化良知，一种充满浪漫情怀的信仰支撑。正因为此，《走出后现代》虽未标”新”，但却立”异”．它拥有自己坚定的——“立场”，而这恰恰是我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丧失已久的了。

《严耕望史学论文集（套装上中下册）》为严耕望先生史学著作集之一。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重要著作，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严耕望史学论文集（套装上中下册）》分政治制度编、历史地理编和综合编三卷，收录严耕望先生50多年所著史学论文60篇，代表了严先生的主要史学观点和史学成就，如《北魏尚书考》、《隋代总管府考》、《唐代府州僚佐考》、《唐五代时期的成都》、《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堪》、《隋唐五代人文地理》等重要论文。

本书作者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海外学者有美、日、韩等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中国大陆除了南开大学之外，还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大学以及科研单位的学者，表明了本刊开放办刊的思想以及得到海内外学者的厚爱。我们刊登了一组研究明清宗族形态的力作。五位学者从各自讨论的地区福建、徽州、绍兴、珠江三角洲、鄂东人手，提出问题，将研究深入。论述近代宗族与社会变迁的论文，弥补了这一时段宗族研究薄弱的局面，族谱的女性书例等问题也有专门的讨论。

典型的做法是：从大量的亩产量记录中，选出几个具有代表性者，由此而推导出关于该地区平均亩产量的一般性结论。例如闵宗殿对宋代太湖地区的亩产量记载进行了筛选，摒弃了最高和最低的极端例子，从比较“中间”的记录中挑选出了范仲淹、方回、陈傅良、高斯德以及王炎等人对江南水稻亩产量的估计（这些估计都在2-3石之间），以此作为依据，得出宋代江南太湖地区亩产米2.5石的结论。闵氏之所以挑选这几个例子，当然是由于他认为它们是较好的证据。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他所用的就是“集粹法”。

《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对19世纪30-40年代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重要学术论著，作有逐节的细致分析，以此为基础，展开若干专题研究。指出：以顾刚颉、钱玄同、童书业、杨宽等人为主体的“古史辨派”，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衍变过程。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其着眼点为先秦两汉学术史问题，依循晚期今文经学康有为、崔适之说，重点坐实刘歆助莽篡汉及遍伪先秦典籍，特别是伪窜《周礼》和《左传》，从而将“古史辨派”的治学精神演绎为辨伪之学，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演绎为“造伪”与“辨伪”两大主线。这一结果改变了胡适所倡导的“假设”与“求证”两步走的实验主义原则，将假设直接判定为结论，最终导致了顾颉刚与胡适的学术分歧，也导致了顾颉刚与钱穆的学术分歧。古史辨派的潜在影响至今仍在。其思想主张不仅“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走向。

鉴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大陆政策和它多次侵华、反华又至今不思悔改和公开道歉的恶劣行径，近、现代中国学者和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的鄙视和义愤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出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学术良知和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在日本京都大学（包括以前的京都帝国大学时代）的学术环境下产生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治学方法及其汉学研究成果，一直赢得了几代中国学者们（包括世界各国汉学家们）的无比尊重和特别关注，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现在，广义的京都学派有时也常常被“关西学派”所代替。那是因为在地理位置上东京一带属于日本的关东地区，而京都一带则属于关西地区。而关西地区主要是指京阪神地区，即从京都府、大阪府到神户市之间的地区。在这一地区著名的国立大学有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和神户大学，著名的公立大学有大阪市立大学、大阪府立大学，著名的私立大学有关西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即所谓的“关关同立”。其中，在汉学研究上堪称重镇的著名大学就是京都大学和关西大学。广义的京都学派的学者群则不单单是指对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专业学者，它还包括了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古代文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研究的学者们。笔者在两卷本的《汉学通史》 一书中对日本汉学的历史做过简单的介绍。虽然我一直没有计划撰写国别体的诸如“日本汉学史”之类的设想，但是作为个案研究，我曾写有未定稿的《东洋史学一百年》（暂定名）一书，对日本京都学派的汉学研究的历史给予总结。因为限于目前正在对西周青铜器铭文和礼制展开专业化的研究和著述，短时间内我还不可能拿出时间和精力来修订书稿并交付出版，所以特别提请想系统了解日本汉学发展的历史的学者们可以参考我的朋友李庆先生的多卷本《日本汉学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