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们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一书，由于当时出版的这类著作不多，因此出版后曾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的欢迎。如今26年过去了，不仅书店里早就购买不到，就连许多图书馆也无法借到，馆藏之书也早已被借光了。因为许多借者出于需要，宁可交高出几倍的赔款，也不愿还书，久而久之，藏书自然也就没有了。因而许多青年朋友希望能够再版，对于他们的深情与信任，首先在此表示谢意！当然，原样的再版自然是不可能了，众所周知，26年来各个学科都有很大的发展，历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况且从今天的回顾来看，那本书中有些结论显然是不太恰当，有的甚至是错误的，还有个别史料征引上有错误。所有这些，无疑都曾对读者产生过误导的作用，在此有必要向广大读者致以歉意！近几年来先后有多家出版社向我提出，希望我在此基础上写一本新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其中有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由于人民出版社最早提出，所以就答应了他们。既然有此机会，我想有必要首先在此对那本书中明显的错误列举几点，以示向读者作一公开的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应当有的责任感。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慢慢养成了自己的行为准则，即“永远追求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并在做学问过程中，一直以此自律。每个人在做学问过程中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是免不了的，早年作品中的缺误，晚年著作中加以更正，这也是很正常的，只要自己认识到，就应当这样做，古人早就说过，学无止境。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它的内容非常广泛，涵盖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科技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清代以前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二十四史精华》是二十四史的各史名篇的精选，内容十分丰富，可以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更丰富的知识的积累、思想的启迪以及阅读的愉阅。

《保卫历史学》从保卫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比较全面地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的所谓“颠覆”，立论客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保卫历史学》编者尤其强调了在各种“后……”社会文化分析大行其道时，“历史唯物主义比当今思想理论和政治潮流更为有效、更具说服力、更不受传统思想束缚”，我们要坚守自己的阵地，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评论，保卫历史。

本书作者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海外学者有美、日、韩等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中国大陆除了南开大学之外，还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大学以及科研单位的学者，表明了本刊开放办刊的思想以及得到海内外学者的厚爱。我们刊登了一组研究明清宗族形态的力作。五位学者从各自讨论的地区福建、徽州、绍兴、珠江三角洲、鄂东人手，提出问题，将研究深入。论述近代宗族与社会变迁的论文，弥补了这一时段宗族研究薄弱的局面，族谱的女性书例等问题也有专门的讨论。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8辑）》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办、编辑，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古文献学的学术集刊。创刊二十多年来从未中断，连续刊行，始终坚持办刊宗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主管部门党政领导和研究会、学术界广大作者的支持，经过二代学人的辛勤努力，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起到了学术窗口、专业导向和育才园地的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文献、文献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在国内外均有重要学术影响。

面对“六十年的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恐怕没有人不会击节赞叹。但笔者感到，不要让这种“辉煌成就”遮蔽了此间前后三十年存在的那条鸿沟。从“士农社会”走向“工商社会”，是近三十年间所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岂止是变化，毋宁是变局！岂止是近三十年，毋宁是近三千年！近三千年来，特别是秦汉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士农社会之中，“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盐铁官营”，是历久不变的基本国策，中华民族辉煌的经商才赋就这样在两千多年间付诸东流。这种“轻商”、“抑末”的行为，在三十多年前的“文革”中登峰造极，发展成“灭商”、“毁末”：一切官营官办，连针头线脑、鸡毛蒜皮也要由官商经营，个体的小商小贩一律变成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调剂余缺的跨地区长途贩运，则以“投机倒把罪”论处！之所以如此的观念前提是：商品（市场）经济不如小农经济好，工商社会不如农业社会好，城里人不如乡下人好，……。看得出来，“文革”据以发动和延续的观念是一种与世界潮流人类大势工商文明对着干的反动观念！

作为一个事实，马克思曾经在《大纲》的《各种形式》中对共同体如何向市民社会过渡作过专门的讨论，这对于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思考这一问题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件幸事。日本马克思主义（参见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思考了东方社会如何过渡到市民社会这样的问题，他们有关“共同体的三种形式”、“资本的原始积累”、“个体所有制”等问题的讨论其实都缘于这一问题意识。由于日本与中国的类似性，他们的思考对于我国的具体实践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渊源。但是当我们把希腊、罗马相提并论时，更多人会想到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人们总是觉得罗马的文化同希腊文化相比稍逊风骚，其实罗马也不乏出类拔萃的历史学家。在历史的长河中，罗马的辉煌只是弹指一挥间的过去，永远记录下这些辉煌的正是像恺撒、撒路斯特、塔西陀和李维这样的罗马史学家。《撒路斯特史学思想研究》论述的是罗马共和时期的一位史家——撒路斯特和他的两部作品《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虽然他的著作只是记录了罗马历史上似乎并不重要的两个事件，但是在撒路斯特看来，透过这两个事件，足以让人们意识到罗马道德的败坏已使罗马共和制处于崩溃的边缘。撒路斯特以小见大的选材、客观的写作特点和朴实的文风都是后来学者对他评价颇高的原因。

《严耕望史学论文集（套装上中下册）》为严耕望先生史学著作集之一。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重要著作，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严耕望史学论文集（套装上中下册）》分政治制度编、历史地理编和综合编三卷，收录严耕望先生50多年所著史学论文60篇，代表了严先生的主要史学观点和史学成就，如《北魏尚书考》、《隋代总管府考》、《唐代府州僚佐考》、《唐五代时期的成都》、《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堪》、《隋唐五代人文地理》等重要论文。

典型的做法是：从大量的亩产量记录中，选出几个具有代表性者，由此而推导出关于该地区平均亩产量的一般性结论。例如闵宗殿对宋代太湖地区的亩产量记载进行了筛选，摒弃了最高和最低的极端例子，从比较“中间”的记录中挑选出了范仲淹、方回、陈傅良、高斯德以及王炎等人对江南水稻亩产量的估计（这些估计都在2-3石之间），以此作为依据，得出宋代江南太湖地区亩产米2.5石的结论。闵氏之所以挑选这几个例子，当然是由于他认为它们是较好的证据。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他所用的就是“集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