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国历代农民问题》一部政治史，既是翻天覆地的革命史，又是治国安邦的执政史。长期以来，对于革命史的研究昌盛不衰，而对于执政史的研究鲜有问津。其原因盖在于革命者的身份总是正方，而执政者往往被冠以反方之名。至于今日，革命者们值得敬仰，但执政者的教训与得失亦当引起应有的关注。基于此，我们就中国历代王朝执政史上的重大问题，邀请国内知名学者逐一论述，成此《资政通鉴》。对于九百年前的《资治通鉴》，我们不敢高攀，唯师法其精神，略效一二而已。

《过去之谜》中利科将在文化视阈中对此问题进行阐明，从而达到一种不同寻常的系统性的影响，这也正是利科这些思考所取得的效果。①在如此众多的、以密集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主题——历史与想象、对记忆的伤害、创伤、遗忘与宽恕等等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20世纪集体的暴力体验所留下的痕迹；这仿佛是在历史反思中留下抽象伤疤并“引发思考”的痕迹。早在1955年，他第一次发表历史哲学回顾作品《历史与真理》②时，利科就深信：在面对这种体验之时历史地存在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不应该被其他问题（如历史地思考或思考历史意味着什么等）所取代。哲学“生发于这些问题的统一之中，而死于对它们的分割之时”。③利科试图抽象地思考这些体验，但他并不建议我们回归古典历史哲学。在他看来，后者似乎由于过早地涉及历史的终结问题而声名狼藉，因为这种草率事先将任一将来都简化为这一终结的过去。与这种草率相对立，是否只有在“历史”将自己局限于作为关于过去者或“曾在者”的知识时，将来的开放性、它原本的将来性（Zuktinftigkeit）才能得以保存？这一推论正是利科所要反驳的，不过他并不是要回归一种预先被理解为整体的历史目的论。

《中国宗教史研究入门》是国内第一本专门针对硕士研究生编写的学术入门指导书，也是针对当下我国研究生教育现状，从教材建设角度进行的开拓性的尝试。全书主要介绍了宗族的结构、宗族的规模、宗族的谱牒、宗族的祠堂、丧服制度、宗族史研究参考书目等内容。

本书为史学理论经典作品，全面反映新史学首倡者梁启超先生的史学思想，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巨大。书中先论述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评价中国的旧史学，谈到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最后专论史料的来源、搜集与鉴别，并阐述了怎样发现史实纵横方面的联系。粱启超先生认为，昔日的历史书写是为统治阶级粉饰太平、宣扬奴性的手段，故奋起疾呼史界革命，期待为国民写史的“真史家”。他还讲述了许多切身的治学经验。附录收入《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和《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三篇文章，供读者参考。

《安徽近现代历史与人物论集》汇集的50多篇文章，是在作者从事安徽近现代历史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挑选出来的。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当时资料不足和水平不高的局限，不少文章内容还显得比较肤浅，有的问题分析论述也不够深刻。但是，这些文章是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认真研究和独立思考的心得，也是作者这一阶段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回顾学史、教史、治史走过的难忘岁月，感慨颇多。安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川秀美，人杰地灵，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数千年来，中华大地所经历的种种风云变幻，都曾在江淮大地上引起强烈的激荡和反响。安徽人民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发展和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作者为生长在安徽这块土地上感到荣幸和自豪。

根据我在《历史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分析，它也许已经转换为了“生存”和“语言”，而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正是因为西方哲学有一种以僵化的形式（如“形式逻辑”）来对语言加以规范的传统，所以语言才选择了最难用形式加以约束的“生存”作为自己的生长点，来不断地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实现自我更新。语言是生存体验的外在的、社会化的表达，语言的变化反映出社会关系甚至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文本”，我上面已经说过，最多只能作为“语言”来理解，甚至只能作为语言的残垣断壁来理解。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写书”，或者用德里达的术语来讲，“书写”，也是“说话”的一种形式，它并不比其他的说话的方式高贵，更不可能与一个时代的"社会整体"和社会交往规则分割开来。

《先秦诸子与史学》探究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史”的关系，阐释先秦诸子特色显著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史学思想，包括历史变化的观念以及总结历史治乱盛衰的思想等等，尤其是先秦诸子在中国史学开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同时，将先秦诸子与二十世纪的史学现代化联系起来，从考古、信古与疑古的视角讨论诸子书的史料价值。

本书主要探讨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全书共八章，介绍和评述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渊源，20世纪的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国的史学发展情况，20世纪现代主义史学，20世纪的历史理论等，展现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全貌。

当前，社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注重长时段和整体史的研究，注重国家与社会及精英与民众的互动研究，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在这种知识背景下，将地方力量和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国家事务和地方社会的视角，将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进一步细化，从更深入的层面进行考察，探求其中的个性、共性及畦代意义，则显得尤为重要……

李思纯为川籍学者，然因其早年留学法德等国，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密等著名学者和其他非著名学人交游广泛，学与其通。实非地方性学者。但是，由于李思纯在1950年以后受到政治冲击，其名隐而不彰，鲜为人知。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出身于昆明一官宦人家，祖父李春荣官至清曲靖府叙州知州。父李毓华清宣统年间任云南宁耳县知县。1990年，李春荣携全家人川，居成都骡马市。三年后李思纯降生于此。在此家庭环境下，李氏自幼熟读诸子百家，民元以后始就新学，并拜著名诗人、书法家赵熙（尧生）先生为师。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发表《国语问题的我见》、《信仰与宗教》、《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