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名教之治从东汉后期开始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士大夫无法阻止皇权“非道”，另一方面是崇尚儒家名节的统治方式导致了世风之虚伪。面对皇权“非道”，东汉士人笃信道德的力量，发动清议运动，士风由“保身怀方”重“去就之节”转向“蹈义陵险”的“嫜直之风”。党锢事变的结局动摇了士人的名教信念，使士人由“嫜直\而“大直若屈”。汉末士人恢复汉朝统治的努力失败后，其名教理想几乎完全破灭，他们开始寻求新的社会政治理想。面对世风的虚伪与偏至，东汉士人曾有意识地加以矫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态度。竹林名士继承这个传统，并援引《庄子》赋予其玄学意义，开创了魏晋“达\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不拘礼俗”。士大夫对社会政治理想的反思和践行，与对自身处世态度的反思和践行，二者交汇的结果是在魏晋之交出现了旨在思想革新、社会革新与政治革新的新士风——玄风。两晋玄风的表现是：思想上崇尚玄学，行为上崇尚放达，任官崇尚不尽职守。在朝、在野两种玄学指导着晋代的士风。在朝玄学是道家化的儒家，在野玄学持道家立场，二者都在反传统的方向上推进晋代士风。南朝士风大体上继承了魏晋的士风形态。但南朝士大夫对魏晋传统的坚守，旨在维护士大夫相对独立于皇权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社会意识的领导权，而非如魏晋士风旨在玄学理想的践行或曰“利便”。南朝士风始变于晋宋之际，清谈地位下降，对玄学义理的探讨淡化下来，“仕贵遗务”的精神内涵由实践玄学政治观转为表明士大夫“淡退”的政治姿态。刘宋后期朝廷试图树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尽管士大夫屈从于皇权，但他们对士风传统的维护，仍是对皇权扩张的柔性抵抗。南齐永明儒风的兴起，表明士大夫与皇权开始谋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融合，结束了二者的对抗。但这种融合是以士大夫回归儒家皇道意识为前提的。随着南朝中下层士人在文化、政治上的崛起，他们成为梁代士风的主体，其崇尚进取、实干与注重交游的阶层性格给士风增添了新的色彩。陈朝采取优待前朝士大夫的政策，使梁朝士风在陈朝继续存在下去。陈后主是陈朝后期士风的中心人物。随着陈朝的灭亡，南朝士大夫丧失了政治、社会地位，盛行一时的玄风便随之烟消云散。与魏晋南朝士风相比，北朝士风的基本特征是学术上的习经并专经之风、言行上的儒者之风、政治上的当官任事之风，指导北朝士风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孝文帝改革以后，出现的“浮薄\的士林风气，它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背离经学思想的腐化之风，另一类则是一种新的文学趣尚和玄学风范。后者的出现表明北方在一百多年后，重新走上了东汉通往魏晋的旧路，在文化发展方向上与继承魏晋传统的南方趋同。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四条线索来把握：一是士大夫的社会政治理想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二是士大夫天下意识与自利意识的彼此消长，此二者均取决于士大夫与皇权关系的变动；三是士大夫对本阶层的反省与批判；四是社会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动，如门阀制度的建立及演变，对士风发展的影响。前三条线索并非单独行进，而是相互牵扯，彼此缠绕，这三条线索都是从士大夫的角度来阐释士风的变化。第四条线索则是从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动）来说明士风的变化。虽然这四条线索贯穿于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轨迹之隐显，对士风影响之强弱，是不同的。在东汉至魏晋的士风演变中，这四条线索都很显著；在南朝士风的演变历程中，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四条（指梁武帝扩大门阀阶层的改革）线索最为明显，北朝士风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第四条线索。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变化也不总是发生在同一层面、同一方面。东汉至魏晋的变化是士风形态的变化，变化是全层面、全方位的，即整体性的变化。南朝的士风形态是对魏晋的继承，变化主要是士人政治角色自我界定的变化，其间还有社会政治理想的修正（永明儒风的兴起），和行为层面的变化（中下层士人的崛起给士风增添了他们的行为风格）。北朝后期士风的变化则是思想与行为层面的分离，和思想层面上对士人个体人格看法的改变。通观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历史走向，其发展理路是明晰的：从东汉到魏晋而大变，再从魏晋延续到南朝；北朝在停滞了百年后，又开始走上东汉通往魏晋的旧路。如果以玄风来标志这个时代的士风的话，东汉到魏晋是其形成与鼎盛期，南朝是其衰弱与消歇期，北朝后期不过稍习玄风末流，未尝展开也不可能展开，因为承托并鼓荡玄风的特定背景和内在动力已不复存在。从玄风最后的走向来看，南朝的玄学政治观由实践领域退缩到意识形态领域，进而再在意识形态领域将主导权让给配合皇权政治的儒家思想，玄学的影响也逐步退缩到个体思想与生活领域。北朝后期虽然重新绍续魏晋以来的文化精神，开始尊重个体，但由于门阀势力的局限，玄学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引起共鸣，其文化上的开创性也就仅限于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突破经学思想。南北双方虽是一退一进，但最后的趋同点却是将魏晋士风传统的影响限定在个人思想和生活领域。魏晋南朝玄风的兴起、鼎盛、衰弱、消歇与门阀士族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士风主体在精神领域、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士风的变化。门阀制度的建立和士族特权的取得，使士大夫人格的独立性、文化垄断及社会权威，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玄风近三百年的流行即基于此。尽管玄学在政治上的实践不太成功，西晋灭亡、梁朝灭亡与它都有关系，至少儒学中人是这样看，其政治构想也在隋唐以后被排除出主流意识形态，但它在个人精神领域是成功的，尊重个体性情、开拓内在精神空间，挑战儒家的教化人生观，培养了独立人格。这便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世最有价值的遗产。

《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是“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书中具体收录了：《唐德宗贞元末皇位之争考辨》、《略论大理寺在唐代司法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成都：唐宋城市公共空间的变迁》、《唐代河朔藩镇武职僚佐的迁转流动——以与中央朝官间的流动为中心》等文章。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1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唐史学会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因为包括出版本论文集在内的全部会议经费由上海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点调度筹集，所以学会要求我来主持论文集的出版工作。参加本次会议的论文有近百篇之多，学会为了保证论文集的质量，指定了一些专家对全部论文进行了严格认真的阅看，提出了选用建议。通过如此的程序，就保证了本论文集的学术水平，但这并不等于说参加这次会议的优秀论文都包括在本论文集里了。由于一些论文在参加会议之前已经被其他刊物预定发表了，还有一些论稿因为赶不上本论文集出版的预定时间而不得不有所割舍。这对本论文集的编辑来说颇感遗憾，但也反映了这次会议在学术上的盛况。

内藤湖南的卓越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例如，今天所谓“唐宋变革”的观点就是他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首唱的。这也是他所创立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说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唐宋变革”论即便在今日，仍然是世界学界所讨论的对象。《中国史学史》在他的庞大著作之中，可谓名著中的名著。对于本书这种惊人的工作，湖南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不用说这与湖南对于中国学术出众的知识，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非凡见识是分不开的，进而应该加上一点，即还有他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特殊方式。他认为东方史（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的史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的。在他那里是没有今日这种根据中国、日本等等近代主权国家进行划分的意识的。湖南自己也是将自己置身于东亚这种文化世界之中，进而对中国学的近代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的经典著作，作者围绕对待暴力和战争的态度这个问题讨论了战争的道德问题，目的是要恢复规范研究和道德话语在战争问题上的正当性。沃尔泽通过对从古代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直到当代的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的分析展开自己的观点，这种方式使得《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显得引人入胜，有亲切感和现实感。

《中国学研究（第11辑）》经过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已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它是一种高档次、高品位且很严肃的学术研究专辑。当然，这类专辑的出版，如果没有国内外一些师友的积极鼓励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大力支持，恐怕是很困难的。值此，我们真诚地说声“谢谢”。《中国学研究（第11辑）》所收录的论文稿件，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和宗教学等。其撰写人员一般是博士毕业或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大学教师或专职研究人员，在中国留学即将毕业的外国优秀博士生的论文也在遴选之列。稿件一般由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必要时送请有关专家预审。本专辑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创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旨在为繁花似锦的学术园地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古代文学、艺术具有如此的魅力以至于它强烈的吸引力在每一代都可以吸引一些人，不管一个时代在流行什么，都是如此；因此，只要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继续存在的话，古典世界的历史，我们直接的祖先，就不会遭到忽略。从整体上来说，学者不能放弃古代世界研究的高贵观念。学者必须永远警惕的是要避免枯燥的危险，枯燥不但来自对技巧的过分关注，也来自采纳非常狭隘的历史研究出发点。他们不主张古典学是为模仿提供一个理想的模式。实际上，我们不能以这点来谴责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学家或歌德时代的古典学家；理想类型的模仿观念几乎不能有效地说明米开朗基罗或歌德与古代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他们从这些古代艺术家那里获得了灵感。研究古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不是要去模仿的类型，而是一直可以起作用的可能信仰和方法的模式，假如以智慧的、理智的方法，研究古典所带来的可以让我们避免那些只知道自己时代东西的人的狭隘。古代人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假设人性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管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会盛行什么；因此古代人所处理的艺术和文学是恒久的主题而非短暂的主题；这使得古代人的文学、艺术和历史极有可能为我们自己的实践提供经验以及其他的经验。除了这种经验所带来的各种价值是用来维持我们与古代相联系的传统外，这种经验也被用来证明这些研究连贯的合法性，只要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被认为是正确的。

“历史本体论”这个词汇在作者多年的论著中不断被提及，这本新著即就此展开述说，重点围绕“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勾勒出“历史本体论”的大体轮廓。“历史本体论”本是平易道理，毫不高深，因之也就直白道来，而不必说得那么弯弯曲曲，玄奥难懂。

《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著者运用翔实的资料，细致考察和论证了中国的大学、大学研究院、独立的专业研究所、国家研究院等现代学术机构以及专业学会、图书馆、出版社等相关学术附属机构的渊源、流变及特色。体例严谨，史论结合，学术价值高，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以风、骚为代表。我们引为骄傲的经典，一日《诗经》；一日《楚辞》。《诗经》开章第一篇就是歌颂淑女的《关雎》。“窈窕淑女”是既美丽又善良的女人——应该看到只有善良才是女人的核心。“君子好逑”者，以此！至于楚韵，最高贵者是对美人芳草的咏叹！或问，美人与佳人有何区别？答日：美人爱的是英雄，先决条件是身体茁壮。如果病病歪歪、困顿欠振者，必不被美人垂青。虞美人之爱楚霸王，端赖“力能扛鼎”——浪漫主义的语言谓之“力拔山兮”。明显指出英雄具有非同凡人的体魄！佳人与美人异趋，所侧重者乃是男方的头脑。佳人情之所钟为才子，至于才子的健康标准好像降为次要条件了。本套丛书以中国女性为主题，通过美女身后的历史透视，感触厚重的美女文化，品味中华美女之神韵。本书通过中国上下5000年500多位美女的全景式描述，探询她们的心境和灵魂，堪称中国历代美女之列传。全书以正史和民间传说为依托，富有创意地提出历代美女评价的规范标准、领军人物、古代十大美女预选和正选。女性是历史的承载者，评说美女必须基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书中对美女的评价公允而客观。

本书以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