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古史古籍的考辨、古代地理的研究、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历史理论的探讨、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研究诸侌域皆硕果累累。《春秋史》可谓其代表作，而《春秋考信録》则为学界一直企盼这与《春秋史》相辅相成的展示童先生深厚国学根底、审慎精到考据功夫之作。《春秋史料集》辑校时，按童先生摘録手稿所列古籍顺序进行，只将《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放到《春秋左传》之后。这是因为童先生辑録这两部书之手稿页首有“加一”、“加二”之语，显凶以此作为《左传》参考，故放到《左传》之后，以便读者三传互参。

孟森（1868-1938），字莼孙，号心史，著作多以此署名，世称孟心史先生。心史先生壮年正处在清末西学东渐、变法维新的时期，他东走扶桑，攻读政法，求为中国谋富国强兵之道。入民国后，官场坎坷，退而潜心致力于学术。晚年掌北京大学史学讲席，孜孜不倦地朝夕攻研明清史，尤其在清前史的研究工作中创获极多，贡献最巨。考证精当缜密，持论深刻平允，行文老练深邃，其成果对学界影响既深且远。是被公认的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奠基人。　本书辑录心史先生的同辈学人、门弟子留下的忆述文字，含综合性论叙文、小传与回忆追述文、杂忆杂评、孟先生专门著作评议考订文，殿以孟先生本人治史语录，附录孟先生史学著作目录。

据此，我们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侨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汉代至西方殖民主义入侵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之前，约从公元前2世纪至1511年，为古代史时期，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侨初步形成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511年葡萄牙侵占马六甲起到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止，为近代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逐步地沦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开始了华侨同当地人民一道反对侵略和掠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在斗争中，华侨社会获得了确立和发展。第三个时期，从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以后，为现代史时期，也是华侨逐渐消亡的时期。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绝大多数的华侨已加入当地的国籍，成为当地的公民，构成当地的一大民族，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视为第一家乡，只有一小部分华侨仍然保留着中国的国籍，继续为发展当地的经济，发展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友好关系作贡献。《东南亚华侨史丛书：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阐述第一、二两个时期的历史。个别章节也提到第三个时期的一些情况。

《历史文献（第十二辑）》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依托馆藏文献所作的文献整理辑刊，此为第十二辑。

本书循典章制度之制，拈出近代史上业已成型，然一般人习焉不察之词汇，勘验近现代历史文化之变迁。作者深忧现今行文漫不经心之陋习，期望通过对与时而来之新典进行典故式说明，引起学界对遣词用字注重之同时，达到对典故背后中西文化巡礼之目的。该书体式新颖，行文不避褒贬，乃别出心裁之作。作者掇拾大学问之外的零星遗珠碎玉，倡学界治学严谨之风，其良苦用心实为学界楷模。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辩护方法是提供有利于它的论证，但更多地是以一种我希望的吸引入的形式介绍这一理论。马克思是一个永不满足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在不少方面提出了许多思想。但他没有时间，或没有意愿，或没有书斋的宁静，把这些思想全都整理出来。因而，声言对他的一些主要思想提出比他本人提供的更有条理的表述……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需要尝试所作的事。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讲述了史学理论包括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史学本体论，是对史学研究活动进行本体论反思的理论产物，回答历史认识活动的目的、性质及其意义，对“什么是历史科学”的问题作全方位解读；历史认识论，集中回答历史知识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问题，论证历史知识的可靠性及其限制，以促进历史学家对认识成果保有清醒的批判性认识；史学方法论，是对史学研究的经验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径进行反思的理论产物，对史学研究思维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对固定化研究，解决历史认识手段、方法、途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问题，为如何获得正确的历史认识提供方法论指导。三者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

东汉名教之治从东汉后期开始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士大夫无法阻止皇权“非道”，另一方面是崇尚儒家名节的统治方式导致了世风之虚伪。面对皇权“非道”，东汉士人笃信道德的力量，发动清议运动，士风由“保身怀方”重“去就之节”转向“蹈义陵险”的“嫜直之风”。党锢事变的结局动摇了士人的名教信念，使士人由“嫜直\而“大直若屈”。汉末士人恢复汉朝统治的努力失败后，其名教理想几乎完全破灭，他们开始寻求新的社会政治理想。面对世风的虚伪与偏至，东汉士人曾有意识地加以矫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态度。竹林名士继承这个传统，并援引《庄子》赋予其玄学意义，开创了魏晋“达\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不拘礼俗”。士大夫对社会政治理想的反思和践行，与对自身处世态度的反思和践行，二者交汇的结果是在魏晋之交出现了旨在思想革新、社会革新与政治革新的新士风——玄风。两晋玄风的表现是：思想上崇尚玄学，行为上崇尚放达，任官崇尚不尽职守。在朝、在野两种玄学指导着晋代的士风。在朝玄学是道家化的儒家，在野玄学持道家立场，二者都在反传统的方向上推进晋代士风。南朝士风大体上继承了魏晋的士风形态。但南朝士大夫对魏晋传统的坚守，旨在维护士大夫相对独立于皇权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社会意识的领导权，而非如魏晋士风旨在玄学理想的践行或曰“利便”。南朝士风始变于晋宋之际，清谈地位下降，对玄学义理的探讨淡化下来，“仕贵遗务”的精神内涵由实践玄学政治观转为表明士大夫“淡退”的政治姿态。刘宋后期朝廷试图树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尽管士大夫屈从于皇权，但他们对士风传统的维护，仍是对皇权扩张的柔性抵抗。南齐永明儒风的兴起，表明士大夫与皇权开始谋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融合，结束了二者的对抗。但这种融合是以士大夫回归儒家皇道意识为前提的。随着南朝中下层士人在文化、政治上的崛起，他们成为梁代士风的主体，其崇尚进取、实干与注重交游的阶层性格给士风增添了新的色彩。陈朝采取优待前朝士大夫的政策，使梁朝士风在陈朝继续存在下去。陈后主是陈朝后期士风的中心人物。随着陈朝的灭亡，南朝士大夫丧失了政治、社会地位，盛行一时的玄风便随之烟消云散。与魏晋南朝士风相比，北朝士风的基本特征是学术上的习经并专经之风、言行上的儒者之风、政治上的当官任事之风，指导北朝士风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孝文帝改革以后，出现的“浮薄\的士林风气，它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背离经学思想的腐化之风，另一类则是一种新的文学趣尚和玄学风范。后者的出现表明北方在一百多年后，重新走上了东汉通往魏晋的旧路，在文化发展方向上与继承魏晋传统的南方趋同。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四条线索来把握：一是士大夫的社会政治理想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二是士大夫天下意识与自利意识的彼此消长，此二者均取决于士大夫与皇权关系的变动；三是士大夫对本阶层的反省与批判；四是社会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动，如门阀制度的建立及演变，对士风发展的影响。前三条线索并非单独行进，而是相互牵扯，彼此缠绕，这三条线索都是从士大夫的角度来阐释士风的变化。第四条线索则是从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动）来说明士风的变化。虽然这四条线索贯穿于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轨迹之隐显，对士风影响之强弱，是不同的。在东汉至魏晋的士风演变中，这四条线索都很显著；在南朝士风的演变历程中，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四条（指梁武帝扩大门阀阶层的改革）线索最为明显，北朝士风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第四条线索。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变化也不总是发生在同一层面、同一方面。东汉至魏晋的变化是士风形态的变化，变化是全层面、全方位的，即整体性的变化。南朝的士风形态是对魏晋的继承，变化主要是士人政治角色自我界定的变化，其间还有社会政治理想的修正（永明儒风的兴起），和行为层面的变化（中下层士人的崛起给士风增添了他们的行为风格）。北朝后期士风的变化则是思想与行为层面的分离，和思想层面上对士人个体人格看法的改变。通观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历史走向，其发展理路是明晰的：从东汉到魏晋而大变，再从魏晋延续到南朝；北朝在停滞了百年后，又开始走上东汉通往魏晋的旧路。如果以玄风来标志这个时代的士风的话，东汉到魏晋是其形成与鼎盛期，南朝是其衰弱与消歇期，北朝后期不过稍习玄风末流，未尝展开也不可能展开，因为承托并鼓荡玄风的特定背景和内在动力已不复存在。从玄风最后的走向来看，南朝的玄学政治观由实践领域退缩到意识形态领域，进而再在意识形态领域将主导权让给配合皇权政治的儒家思想，玄学的影响也逐步退缩到个体思想与生活领域。北朝后期虽然重新绍续魏晋以来的文化精神，开始尊重个体，但由于门阀势力的局限，玄学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引起共鸣，其文化上的开创性也就仅限于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突破经学思想。南北双方虽是一退一进，但最后的趋同点却是将魏晋士风传统的影响限定在个人思想和生活领域。魏晋南朝玄风的兴起、鼎盛、衰弱、消歇与门阀士族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士风主体在精神领域、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士风的变化。门阀制度的建立和士族特权的取得，使士大夫人格的独立性、文化垄断及社会权威，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玄风近三百年的流行即基于此。尽管玄学在政治上的实践不太成功，西晋灭亡、梁朝灭亡与它都有关系，至少儒学中人是这样看，其政治构想也在隋唐以后被排除出主流意识形态，但它在个人精神领域是成功的，尊重个体性情、开拓内在精神空间，挑战儒家的教化人生观，培养了独立人格。这便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世最有价值的遗产。

《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是“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书中具体收录了：《唐德宗贞元末皇位之争考辨》、《略论大理寺在唐代司法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成都：唐宋城市公共空间的变迁》、《唐代河朔藩镇武职僚佐的迁转流动——以与中央朝官间的流动为中心》等文章。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1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唐史学会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因为包括出版本论文集在内的全部会议经费由上海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点调度筹集，所以学会要求我来主持论文集的出版工作。参加本次会议的论文有近百篇之多，学会为了保证论文集的质量，指定了一些专家对全部论文进行了严格认真的阅看，提出了选用建议。通过如此的程序，就保证了本论文集的学术水平，但这并不等于说参加这次会议的优秀论文都包括在本论文集里了。由于一些论文在参加会议之前已经被其他刊物预定发表了，还有一些论稿因为赶不上本论文集出版的预定时间而不得不有所割舍。这对本论文集的编辑来说颇感遗憾，但也反映了这次会议在学术上的盛况。

内藤湖南的卓越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例如，今天所谓“唐宋变革”的观点就是他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首唱的。这也是他所创立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说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唐宋变革”论即便在今日，仍然是世界学界所讨论的对象。《中国史学史》在他的庞大著作之中，可谓名著中的名著。对于本书这种惊人的工作，湖南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不用说这与湖南对于中国学术出众的知识，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非凡见识是分不开的，进而应该加上一点，即还有他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特殊方式。他认为东方史（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的史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的。在他那里是没有今日这种根据中国、日本等等近代主权国家进行划分的意识的。湖南自己也是将自己置身于东亚这种文化世界之中，进而对中国学的近代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