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的经典著作，作者围绕对待暴力和战争的态度这个问题讨论了战争的道德问题，目的是要恢复规范研究和道德话语在战争问题上的正当性。沃尔泽通过对从古代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直到当代的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的分析展开自己的观点，这种方式使得《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显得引人入胜，有亲切感和现实感。

《中国学研究（第11辑）》经过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已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它是一种高档次、高品位且很严肃的学术研究专辑。当然，这类专辑的出版，如果没有国内外一些师友的积极鼓励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大力支持，恐怕是很困难的。值此，我们真诚地说声“谢谢”。《中国学研究（第11辑）》所收录的论文稿件，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和宗教学等。其撰写人员一般是博士毕业或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大学教师或专职研究人员，在中国留学即将毕业的外国优秀博士生的论文也在遴选之列。稿件一般由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必要时送请有关专家预审。本专辑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创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旨在为繁花似锦的学术园地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古代文学、艺术具有如此的魅力以至于它强烈的吸引力在每一代都可以吸引一些人，不管一个时代在流行什么，都是如此；因此，只要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继续存在的话，古典世界的历史，我们直接的祖先，就不会遭到忽略。从整体上来说，学者不能放弃古代世界研究的高贵观念。学者必须永远警惕的是要避免枯燥的危险，枯燥不但来自对技巧的过分关注，也来自采纳非常狭隘的历史研究出发点。他们不主张古典学是为模仿提供一个理想的模式。实际上，我们不能以这点来谴责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学家或歌德时代的古典学家；理想类型的模仿观念几乎不能有效地说明米开朗基罗或歌德与古代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他们从这些古代艺术家那里获得了灵感。研究古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不是要去模仿的类型，而是一直可以起作用的可能信仰和方法的模式，假如以智慧的、理智的方法，研究古典所带来的可以让我们避免那些只知道自己时代东西的人的狭隘。古代人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假设人性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管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会盛行什么；因此古代人所处理的艺术和文学是恒久的主题而非短暂的主题；这使得古代人的文学、艺术和历史极有可能为我们自己的实践提供经验以及其他的经验。除了这种经验所带来的各种价值是用来维持我们与古代相联系的传统外，这种经验也被用来证明这些研究连贯的合法性，只要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被认为是正确的。

“历史本体论”这个词汇在作者多年的论著中不断被提及，这本新著即就此展开述说，重点围绕“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勾勒出“历史本体论”的大体轮廓。“历史本体论”本是平易道理，毫不高深，因之也就直白道来，而不必说得那么弯弯曲曲，玄奥难懂。

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以风、骚为代表。我们引为骄傲的经典，一日《诗经》；一日《楚辞》。《诗经》开章第一篇就是歌颂淑女的《关雎》。“窈窕淑女”是既美丽又善良的女人——应该看到只有善良才是女人的核心。“君子好逑”者，以此！至于楚韵，最高贵者是对美人芳草的咏叹！或问，美人与佳人有何区别？答日：美人爱的是英雄，先决条件是身体茁壮。如果病病歪歪、困顿欠振者，必不被美人垂青。虞美人之爱楚霸王，端赖“力能扛鼎”——浪漫主义的语言谓之“力拔山兮”。明显指出英雄具有非同凡人的体魄！佳人与美人异趋，所侧重者乃是男方的头脑。佳人情之所钟为才子，至于才子的健康标准好像降为次要条件了。本套丛书以中国女性为主题，通过美女身后的历史透视，感触厚重的美女文化，品味中华美女之神韵。本书通过中国上下5000年500多位美女的全景式描述，探询她们的心境和灵魂，堪称中国历代美女之列传。全书以正史和民间传说为依托，富有创意地提出历代美女评价的规范标准、领军人物、古代十大美女预选和正选。女性是历史的承载者，评说美女必须基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书中对美女的评价公允而客观。

《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著者运用翔实的资料，细致考察和论证了中国的大学、大学研究院、独立的专业研究所、国家研究院等现代学术机构以及专业学会、图书馆、出版社等相关学术附属机构的渊源、流变及特色。体例严谨，史论结合，学术价值高，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以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史学方法与学术批评》就史学方法与学术批评展开讨论，或谈史学品位、史学功能、史学理论，或进行具体研究，以作示范，或对当代史学新著提出批评。作者潜心向学，独立思考，多有感悟，主张史学学者应以中立求真，尽忠职守，为社会服务。《史学方法与学术批评》是作者近二十年来思考之结晶，可供有心人细细咀嚼。《史学方法与学术批评》围绕史学研究，收入了一组史学分析和一组史学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也是通过具体的史学分析，具体展现学术中立的主题的。作者从对诸多史学著作的研究与批评，呼吁专业学者要忠于自己的职守，拜托价值分析模式，全面尊重历史事实和客观发展逻辑。这样专业历史工作者才能对社会现实作出最大的贡献，才能使专业史学成果成为社会的财富。

《"清"吴见思〈史记论文〉研究》吴见思评点《史记》，用功勤，挖掘深，既有阅读方法的提示，又有鉴赏《史记》艺术魅力的循循善诱，不仅有益初涉《史记》的一般读者，于研治《史记》的学者也不乏启示。评点属于大众流行文化，虽以其大众性常为学者诟病，但也正因其易为大众接受，即如纪昀那样猛烈抨击评点——尤其是明清评点书籍的汉学家，其本人也有多种评点著作传世。因此，对于评点这一体式，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发挥其易于为大众接受的优势，纠正其浮泛、漫无根柢的弊端，而不是一味指责。就此而言，研究、整理古代评点书籍，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同意了富春以《"清"吴见思〈史记论文〉研究》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不善言谈、稳重、踏实、勤奋，是富春给我的印象。因为当时他报考四川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所以不得不在撰写毕业论文的同时又积极备考。2003年元旦刚过，在别的同学还为考博发奋时，他给我说了已被录取的消息。我先是感到惊讶，继而又觉得在情理之中。富春说，想在当年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对《史记论文》作更深入的研究，并选注吴见思评点《史记》的精彩篇章以出版。对此设想我给予了鼓励。为一般读者提供一本欣赏《史记》艺术魅力的著作，为学界提供一个了解吴见思及其《史记论文》的窗口，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看了富春的书稿，我认为对他设想的鼓励是对的。经过三年读博，两年工作，富春较以前——在河南大学读研之时已大有进步。和硕士论文相比，他这一次的研究更加翔实。书中对于吴见思生平的考述详审可信，对于原作已阙失的评点凡例的论述具体全面，尤其是对吴见思发明司马迁为传体例和叙事意在作文的考论令人信服。至于《"清"吴见思〈史记论文〉研究》选注的《史记论文》部分篇章，也基本上做到了释词、释典准确、通俗，易于理解。稍感缺憾的是，对吴见思和明清其他《史记》评点家的比较研究略嫌薄弱，以后如能用力于此，《史记论文》的研究将会更加全面、深刻。

《辛亥革命专题研究丛书：两湖地区辛亥革命新论》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充分挖掘两湖地区的辛亥革命史资料，特别是有关报刊资料，以两湖地区辛亥革命发展链条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纵向发展为经，以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及其相互联系为纬，从整体上探讨两湖地区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轨迹，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辛亥革命专题研究丛书：两湖地区辛亥革命新论》由绪论和七章组成，绪论为研究综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湖北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述，第二部分为湖南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述，第三部分为两湖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述。上述三个部分从两湖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两湖地区的会党与军学界、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离合关系、军政府的成立及其举措以及“二次革命”等方面列举了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及其成果，指出了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从而为《辛亥革命专题研究丛书：两湖地区辛亥革命新论》的写作提供了保障，作了铺垫。第一章追溯了两湖地区的渊源关系。从两省的历史地理、行政区划、文化传承入手，一直论述到两湖的近代联系及其差异。说明两湖从古代到近代因为地界毗连、文化同宗等因素而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与此同时，由于分省的原因，两省在近代文化、群体性格等方面存在许多不一样的地方。第二章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两湖革命的基本动力。从清末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开始，两湖留日学生运动空前高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出现。他们组织革命团体、开展宣传活动、实行武装起义，促进了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在辛亥革命条件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湖南志士深入联络会党、湖北志士广泛运动新军，这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第三章概括了两湖志士的合作关系。从两湖志士的早期合作关系人手，详细叙述了湖北革命团体演变与湘籍志士的参与、两湖志士和孙中山的关系以及两湖志士中部革命思想的形成，肯定了中部革命思想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从而进一步阐述了武昌首义的主观动因。第四章总结了两湖保路运动的兴衰。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两湖地区以立宪派为主体掀起了保路运动。两省人士携手合作，开创了保路运动的新局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省情不同，湖南绅权力量较强，导致两省集股方式不同、宣传力度有异。所以，在保路运动中，湖南较湖北斗争更为激烈、广泛、持久。第五章阐释了两湖咨议局的异同。在清政府筹备立宪的声浪中，两湖开始筹备组织咨议局，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两省咨议局议员积极提出议案、议政程序也合乎规范，体现了近代民主精神。但是，两省咨议局具有议员状况、议政实践的不同，也存在议案侧重点各异、出席会议积极性有别等差异。第六章研究了两湖军政府的演变。详细叙述了两湖军政府在政治、经济、宣传、社会改良等政策上的异同，还揭示了两省军政府的互助合作关系，并将湘籍志士应援武昌与湘军援鄂作为两省军事合作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了充分肯定。第七章论述了两湖地区“二次革命”的坎坷历程。两省的革命志士发挥了各自优势，进行了坚苦卓绝的反黎、反袁斗争。但由于湖北都督黎元洪甘愿充当袁世凯的走卒，将北洋军阀引进湖北，使湖北成为镇压反袁斗争的基地；而湖南都督谭延闽虽然朝三暮四、首鼠两端，但是在谭人凤、蒋翊武等革命党人的努力下，他不敢公开屠杀革命群众，显示出湖南革命派具有的雄厚实力和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