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过去时，但谁也不能否认历史与现实及未来的因果关系。大多数人关注历史——无论事件、人物、经验、教训，其着眼点还是为着现实和未来。也有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一来，客观似乎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却是历史学界面对现实中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时的缺位与失语。　其实，历史与现实哪里能隔开呢？研究历史，不着眼于现实，历史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研究历史，书写历史，是不应该切断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的。真正关注现实，才有可能以更深广的目光切入历史，成为一个有担当的历史学家。行文至此，我很想说一下张纯如。很难说她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她却用自己的热忱做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的事。因为她用自己的心血甚至生命来凝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无法忽略的伤疤。张纯如走了。关于她的走有着种种猜测，作为史学界里的一员，我在为如此年轻而灿烂的生命的陨落觉得惋惜的时候，也有一些内疚。如果，如果我们可以对现实关注更多，如果，如果我们能更切实地为历史做一点什么……

《中国古代史学史》记载社会制度和社会习俗的传说。根据古籍的记录，远古人类“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适，不织不衣”，居住在南方“祝发而裸”，在北方“鞨巾而裘”。又载：“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吕氏春秋》记载较为具体：“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无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屦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史学界对远古的传说进行了评论。《中国史学发展史》说：“远古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透露了一些原始社会的历史意识，是历史记述赖以发生的前提。”《中国古代史学史纲》称：“远古传说丰富而生动的内容，从史学的角度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透过远古历史传说，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到一些原始社会的史影。

对于时下流行的某些东抄西凑、胡编乱造甚至是搜奇猎艳、不堪入目的历史普及读物，史学家往往义形于色、激愤不已。但当出版社请他们写点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时，他们又大多表现出几分矜持，婉言加以谢绝。史学家既然不屑为之，拱手相让，普通大众又有需求，有些门外汉便操起剪刀浆糊，加紧炮制，平庸粗劣的作品于是越来越多，造成恶性循环。我们的史学家对普及读物，显然存在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从事专门的研究，发掘新的史料，提出独到的创见，撰写高深的史学论著。不错，史学家肩负发展历史科学的重任，有重要价值的史学论著当然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切莫忘记，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探明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改造现实、开创未来。这里就有个把专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浅显易懂的普及读物，让普通大众能够消化吸收，将学术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的问题。因此，普及历史知识同样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认为撰写普及读物是一件简单的活计，不登大雅之堂。其实不然。普及读物不仅要写得生动活泼，具有可读性，而且要求有学术含量，体现出学科前沿的学术水平和最新成就，能让读者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受到深刻的历史启示。这不仅要求作者具备深厚的文字功底，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和精深的研究。由此我想，我们的史学家与其坐在那里愤愤不平，不如在从事研究之余，也动笔写些普及读物，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化为雅俗共赏的文字，传播一些真实可靠的历史知识。龙虫兼雕，既有功学林，又嘉惠大众，一举两得，岂不更好！《历史学家茶座》自出版第1辑以来，无论在学界还是在读者中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媒体做了大量报道，称《茶座》“叫好又叫座”。《茶座》属于通俗历史学读物，有的是轻松、休闲和高雅，有的是贴近生活和读者，有的是生动活泼。它既继承了图书的专业性强、有深度的优点，也具有杂志的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优点。本书为《茶座》的第13辑。

《历史的逻辑：把后现代主义引入视域》揭示了历史学家描述、阐释和解说过去事件的合理基础。C？贝汗·麦卡拉最为有力地捍卫了历史实践的可靠性。他认为，历史学家会尽可能公平地对过去进行说明，并且会尽可能避免给读者造成误导。他还解释和讨论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批判，为历史领域的研究者和学者提供了崭新的证实其研究活动有效性的方法。以其对于当今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大胆回答，麦卡拉把历史争论带入了新的阶段。《历史的逻辑：把后现代主义引入视域》使用简洁的语言进行历史推理，适合所有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来阅读。我们期盼着历史学家能够提供有关过去的可靠信息。但现代和后现代批评者却对其可靠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挑战，把历史书写看作是当代文化的产物。我们能否拥有新的自信找到走进历史真实的方法？C·贝汗·麦卡拉，系LaTrobe大学哲学系高级讲师，主要著作有《历史的真实》（1998）等。

“闯关东”是指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时期内，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贫苦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该书从历史学 、民俗学等角度，利用大量生动翔实的资料，对山东人“闯关东”这一移民现象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解读，深入分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背景、社会根源、规模状况，多角度、全方位考察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揭示了东北人和山东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文化情结。全书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身，图文并茂。“闯关东”不仅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移民史，其迁徙人数也是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上最多的。从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300年间大约有3000万人拥入茫茫关东大地，其中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体。本书从历史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山东人“闯关东”这一罕见的移民现象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解读，深入分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背景、社会根源、规模状况，揭示了东北人和山东人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文化情结。

君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漫长而古老的统治形式，全书篇幅不长，却涵盖了君主政体的源起与兴衰、君主权力的膨胀和式微，以及近代君主立宪制的出现等内容。这部通俗的历史叙述篇幅不长，但它却涵盖了君主政体的缘起与兴衰、王权与民众及教廷的关联；皇室权威的缘由、王权之间的勾结与明争暗斗、君主权力的膨胀和式微以及近代君主立宪制的出现等内容。作者以优美的文字、翔实丰富的资料证明，君主制是早期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漫长而古老的统治形式，其初期的表现形式基本是一致的，它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共存关系中的一种十分重要的体制；它根植于宗教仪式、君主的神性本质和君权神授的理念。而由于种种外存的和内部的原因，该制度的理念在不同的国度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一政治制度曾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它已经开始并将继续淡出历史舞台。

文字是文明的根据，揭示汉字起源及其早期原理可以更好的理解中华传统文明，而六书则是关于汉字创造方法的传统理论。本书分上下两卷，分别是六书的渊源、六书的原理，主要讲述的内容有：汉代的六书、陶文与六书、六书与丹甲青文等。文字是文明的根基。任何一个文明，一旦抽去她的文字，这个文明就会进入黑暗时代，就会回到原始社会。文字就像太阳一样照耀着人类文明前进的道路，文字又像一双无形的巨臂推动着人类文明从原始走向成熟、从暗淡走向辉煌，甚至可能从繁荣走向未来的神圣……正是因此，人类对文字的感恩之情深如大海；正是因此，人类才建立了文字史和文字学。人类渴望知道文字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原理，以便用人类对文字的无限感恩来纪念她那伟大的圣诞。然而，“庭院梅花几度开，天涯游子久不归”。文字的由来，大多不明。例如作为世界三大古老文字体系的古埃及圣书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以及至今还支撑着中华文明的中国汉字，她们的来源至今都锁在云山雾海之中。对此，人类的寻根之心是黯然神伤矣。汉字，作为华夏文明的脊梁，对于她的起源的探索也一直是困扰中国文字学界的难题，对于汉字的起源和早期的原理也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著。对此，炎黄子孙的寻根之心亦然是黯然神伤矣。

《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史唯物史观与当代文艺思潮》的研究成果。《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从“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与现实”、“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与人”、“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与文化”三部分，着重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文艺思潮，诸如前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文艺思潮、历史消费主义文艺思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了全景式的勾勒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试图从哲学思潮和社会文化思潮与文艺思潮的结合上，从逻辑的学珲阐释和实证的文本分析的结合上，从反映论研究和价值论研究的结合上，通过对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艺思潮的全面的、深入的论述，在引领文艺思潮的健康发展，强化和优化具有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推动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读史求识，脱俗求真，是陈寅恪先生的遗教。我虽然不敢淡忘，但践行不得力，成效微乎其微。难当然是难的。自从唐朝人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字诀，治史的规格就被推上新台阶。到了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作出更具体的阐释：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做一个史家，需要何种观察力？这种观察力如何养成？观察要锐敏，即所谓“读书得间”。

《历史学家茶座》自出版第1辑以来，无论在学界还是在读者中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媒体做了大量报道，称《茶座》“叫好又叫座”。《茶座》属于通俗历史学读物，有的是轻松、休闲和高雅，有的是贴近生活和读者，有的是生动活泼。《茶座》属于杂志书。它既继承了图书的专业性强、有深度的优点，也具有杂志的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优点。 《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1辑）（总第11辑）》为《茶座》2008年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