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向总结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考证学著作。作者王鸣盛，字凤喈，号礼堂、西庄，晚年改号西沚居士，清代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后辞官不仕，定居苏州；擅长经学、史学、小学、目录学等多种专门学问，撰有《十七史商榷》、《尚书后案》、《蛾术编》等书，成就卓著，是干嘉时期著名的考史学家。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干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问世的。他指出：「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讫《五代史》，宋时尝汇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舛驳，以成是书，故名曰《商榷》也。《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相比，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书文字的考订、历史事迹的考订和地理、职官等典章制度的考订方面，为清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安大史学（第3辑）》为第三辑。内容包括徽学；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历史文献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外国史；史家访谈等。 由安徽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学术年刊《安大史学》于2004年7月正式创刊。它以反映安徽大学历史系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与对外学术交流为主，为史学界了解安大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不是对1840年代至1940年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全面研究，仅选取百年间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的掌控者或参与者，以其行为和言论所呈现出的对外视界加以阐论，探视各个时代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各自所处时代允许的条件下对外部世界产生了何种程度的认知。在古代天下之内，中央王朝处于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接受各服“夷人”的朝贡。当王朝兴盛，国力强大之际，“圣王”对恭顺朝贡者给予赏赐；对敢于犯顺者“大张挞伐之威”，以维“圣朝”君临天下的地位。

《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哲学》提供了对于史学（揭示关于过去的知识的学科）的哲学分析。历史学家、比较语言学家、圣经和文本批评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如何建立关于过去的信念？他们如何知道关于过去的知识？作者采用当代知识论和科学哲学的分析方法，论述了史学中的诸多主题，例如证据、理论、方法论、解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一致性、偶然性、反事实性。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规范的学科，应该努力分析那些过去事件的证据。这种新的史学研究路径，使那些关注自身学科的方法论基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对其产生浓厚兴趣。

《6元本中华国学百部-大清王朝历史之谜》搜集了大清王朝整部历史所流传、记载的，引发轰动的，众说不一的，争论不止的，甚至始终难有定论的，让后人百思不解，但又特别抓人好奇心和敏感神经的宫廷内幕、官场奇闻、文人轶事。如书中所列"孝庄下嫁多尔衮"、"顺治出家"、"雍正篡位"之类的宫廷秘闻，这些故事早已成为民间耳熟能详的奇闻轶事，并成为传奇小说、电影、电视颇为青睐的题材。又如"洪承畴降清之谜"、"史可法殉难"、"雍正诛年羹尧、隆科多" 之类的名人悬案，也常常街头巷尾的谈话内容。此外还有"纪晓岚与和坤结怨"、"赛金花身世"等趣闻轶事，则在过去的书本中大都有过描述，或被编为剧本，反复在清官剧中出现或被编为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6元本中华国学百部-大清王朝历史之谜》以解谜团、说故事的形式，把历史、考古、文学、艺术、军事、政治等范畴的知识生动地描述出来，在知识含量大的基础上，力求具有趣味性。

近30年来，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气象，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引导下，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二是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三是扩大了中外史学交流，中国史学正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近30年来的中国史学思潮，固然是诸家学说，各陈其论，大多自有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依据，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其理论的正确和逻辑的魅力，显示出不可代替的治史道路和学术生命力，引领着中国史学继续前进。近30年来的中国史学成就，不论在理论方面、宏观和微观研究方面，在文献整理和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方面，在自身的学科建设方面等，都有丰硕的成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亟待研究的有价值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新的创造的起点，是21世纪中国史学进步的动力之一。发表有新意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中外史学的研究论文，是本刊的基本宗旨，也是我们热心期待于中外同行的衷心所在。

《宋代官方史学研究》对宋朝修史机构和修史事项作出了新的更确切的清理与考述。宋朝修史机构纷杂重叠，名称和组织实体又变化多端、屡置屡废，加之史料复杂分散，清理、考述的难度甚大。此前的著述已经作出显著的成绩，但仍然遗留下不少问题，而王盛恩的这部书稿，关于修史制度、修史机构和修史事项的内容，全书的大部了分篇幅，无疑是我实的清理推进了一步。《宋代官方史学研究》从“官方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专门论述了宋朝政治与史学的关系，指出君主专制权力对官方修史的全面渗透，是宋代官方史学的突出特点。这不仅使全书提高了宏观认识的层次，也使具体史事的考述更具有深度和广度。

《历史的心机》十卷，每卷十人，内容翔实，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一百位将帅的用兵、处世之道，深不可测的人生智慧，都体现在鲜活生动的战例之中，读起来饶有趣味，发人深省。从《孙子兵法》到《十七史百将传》圣人之道何先？先人。人道何先？先兵。孙武，乃“百代谈兵之祖”，他的《孙子》不仅是一部兵书，更是中国智慧的武库。宋代的张预，善谈兵，曾注解《孙子》，对孙子兵法的谋略思想有透彻的认识。他独具慧眼，从史传中精心挑选出一百位将帅——从周代的姜子牙到五代的刘词，详述他们的生平事迹和谋略故事；然后用孙子兵法注解发生在每位将帅身上的经典战例，评功过，究得失，最后汇集成传世之作《百将传》。

《韩国研究论丛（第18辑）》和主要内容：韩国与中国是邻邦，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历史。按理说，中国人民对这么一位邻居应该知之甚多，知之甚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制约。中韩两国人民的交往一度被割断了数十年。中韩两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被限制在最小最简单的限度之内。因此，原本不应该如西方人那样把韩国视为遥远的“隐士之国”的中国人也把韩国视为一个十分陌生的国度，尤其是今日年轻一代中国人对其了解甚少。

《历史哲学：一种再审视》收录的论文涉及当前历史哲学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全书由三部分构成：导言、第一编和第二编。在第一部分的导言《历史哲学：现在、过去和将来》中，编者威廉·斯威特概述了历史哲学自身的发展史，为读者架构了理解该论文集的语境。第一编“历史和历史理解”，探讨的论题为历史以及历史理解的特质分别是什么。历史就是过去的某件事吗？这是詹姆斯·康奈利在《历史：一桩过去的事情》（第一章）中要回答的问题。凯瑟琳·威尔逊在《哲学史上的后形式主义批评》（第二章）中，提出了对既往哲学家中肯的批评性评论是否可能的问题。对此，作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研究历史”意味着什么？当一些学者认可历史学的原则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时候，路易斯·格罗尔克在《历史的艺术：历史学与历史绘画传统》（第三章）中则认为历史学——或至少有些历史学——是一门艺术。乔纳森·莱弗里在《学园中的克莱奥：为历史学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寻找地盘》（第四章）中提出，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正是历史学的特色所在。即便历史学在适当地提供事件特殊性和普遍原则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理解历史？过去的历史事件对现在又有何益处？对此，丹尼斯·胡戴凯在《克尔恺郭尔：历史探询与独立个体》（第五章）中，弗朗兹·施赖纳和莫斯塔法·费弗里在《暂时的优先性和更美好的世界》（第七章）中，理查德·菲斯特的《历史学与数学》（第六章）中分别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回答。第二编“解释和客观性”涉及两个相关议题：历史解释的实质和这种解释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莱斯利·阿穆尔在《思辨的历史哲学对批判的历史哲学》（第八章）中认为，对有关历史解释问题的回答应到思辨哲学中去寻找。与阿穆尔相反，德拉马·何塞·沃尔帕托·杜特拉在《法兰克福学派与历史哲学》（第十二章）中捍卫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观点，认为传统历史解释所遵循的宏大叙事模式已不再可能。莱昂内尔·鲁比诺夫在《历史、哲学和历史编纂学：哲学和历史思维的批判》（第九章）中提出了探讨我们能否以及如何达至客观性的问题。卡斯滕·R·施蒂贝尔在《行为与历史叙事的客观性》（第十章）中认为，柯林武德的“重演”概念，不仅可提供对历史人物行为的更好理解，也能为客观知识确立基础。而与之相反，在《“传统”历史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贡献》（第十一章）里，让一弗朗索瓦·梅托回顾了福柯的观点，即认为历史学中只存在着阐释，而常规的历史学和观念史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不存在客观性或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