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00年到1931年，在30年的時間内，斯坦因在中國境内的西北地區（主要是新疆、甘肅）進行了四次探險考察。每次考察的結果都包括了大量文物和各種文字的寫本。最有名的是他第二次考察時（1 906：1908）到了敦煌，從莫高窟藏經洞得到了數千件文書。這項發現讓敦煌從此揚名世界，“敦煌學”也成為一門顯學。其實，最初弓]起學術界重視的並不是敦煌發現的大量佛教卷子，而是斯坦因在新疆尼雅和甘肅敦煌一帶長城烽燧遗址襄發現的簡牘等寫本文書。斯坦因從中亞及中國帶回來的文物和寫本最早都存放在大英博物院，由斯坦因組織了一個整理小組進行7-作。因為斯坦因的頭三次中亞考察都受到英殖印度政持的資助，一部分文物後來送歸印度；現收藏於新德里的印度國家博物館。斯坦因收集到的文獻部分大都入藏於設在倫敦的印度事務部和大英博物院。1 970年代，英囱國會通過了一項議案，將大英博物院中的圖書館分設出來，成立英國國家圖書館；斯坦因藏品中的文書部分亦劃歸圖書館；原印度事務部的檔案也一併歸屬英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的新館於1 998年在倫敦市區聖潘科司St.Pancras）地區建成。目前，斯坦因藏品作為圖書館的特藏，妥善地保存在該館地下書庫裹。

《中国史书札记（第2编）》是一本针对性很强、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教科书。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有利于帮助我们认识和研究现实社会。《札记》中简明扼要地摘录了各朝代的政体官制，经济文化，朝代更迭，建国失国的原因教训，每个朝代的兴衰更迭，尽管情况各异，但原因基本相同。大都与皇室腐败有关。皇帝一但跌入了腐败深渊，很快就会失去民心，脱离群众，最后导致垮台灭亡。这些历史教训几乎每个朝代都经历过，这对今天来说，仍然有现实教育意义。

严耕望先生是当代史学名家，治学一丝不苟，规模宏大且考证精密，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治史三书》汇集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宾四先生与我》，系著者总结数十年从师问学的历程与研治国史的实际经验，现身说法，指示后人以治史门径。著者不自珍其秘，不放言高论，举凡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以及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等诸多问题，皆以质朴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原原本本，条分缕析，诚挚亲切，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功在学林。

本书是一部史学研究论文集，收录了暨南大学史学研究作者及史学界名家的论文25篇，内容涵盖了自夏始至清为止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等方面。全书史料丰富，观点正确，值得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一读。

《历史的观念》被西方哲学界盛誉为“英国人对现代历史哲学的唯一贡献”。柯林伍德反对19世纪以来历史朝自然科学看齐的倾向，主张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的对象就是思想；他指出，历史并不是“死掉的过去”，而是“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对被囊括于现今思想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否则，便成为“伪历史观念”。

《外国史学名著导读》精选外国著名史学大师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解读和阐释，展示史学大师们的理论创见、治史方法及其作品所呈现的历史画卷。选取的史家的作品，上溯古代希腊，下迄当代，反映不同历史阶段史家对历史的思考以及史学的发展演进；在空间上，以欧美史家著作为主，兼及亚洲著名学者的作品，反映不同地域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不同视角和特点；在类型上，除古典史学、传统史学外，更多地选取新兴史学流派的作品，以展示治史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样性。附录提供了近70部外国史学名著提要，可使读者对史学精品有更全面的了解。《外国史学名著导读》编写的目的是激发高等院校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阅读史学名著的兴趣，引导其更好地理解名著的精髓，同时也适合对史学感兴趣的一般读者阅读。

本书以历史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为视角，就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现状做了梳理。本书内容包括历史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趋势、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兴衰、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历史哲学、欧美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发展与现状、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历史叙事理论、历史叙事的诠释性、后现代历史隐喻理论、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客观性问题、作为本体认识和语言的历史，同时，作者以附录的形式就国内外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作了一个综述，并附了一个访谈。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影响巨大，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学、哲学都要作出回应，本书可以看作是历史哲学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建构原则的回应，作者以一种客观的态度作出说明，并最终引出自己的观点。

《安大史学（第3辑）》为第三辑。内容包括徽学；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历史文献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外国史；史家访谈等。 由安徽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学术年刊《安大史学》于2004年7月正式创刊。它以反映安徽大学历史系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与对外学术交流为主，为史学界了解安大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不是对1840年代至1940年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全面研究，仅选取百年间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的掌控者或参与者，以其行为和言论所呈现出的对外视界加以阐论，探视各个时代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各自所处时代允许的条件下对外部世界产生了何种程度的认知。在古代天下之内，中央王朝处于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接受各服“夷人”的朝贡。当王朝兴盛，国力强大之际，“圣王”对恭顺朝贡者给予赏赐；对敢于犯顺者“大张挞伐之威”，以维“圣朝”君临天下的地位。

《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哲学》提供了对于史学（揭示关于过去的知识的学科）的哲学分析。历史学家、比较语言学家、圣经和文本批评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如何建立关于过去的信念？他们如何知道关于过去的知识？作者采用当代知识论和科学哲学的分析方法，论述了史学中的诸多主题，例如证据、理论、方法论、解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一致性、偶然性、反事实性。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规范的学科，应该努力分析那些过去事件的证据。这种新的史学研究路径，使那些关注自身学科的方法论基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对其产生浓厚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