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讲述和评论了20世纪史学的主要流派之外的非主流史学和史家。20世纪史学的两个主流学派：一个是科学主义史学派，史家傅斯年、顾颉刚以及教育家蔡元培承此科学主义思潮而倡率科学治史；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派，郭沫若、翦伯赞等自是重要领袖。非主流史学流派有国粹学派、南高与学衡、战国策派、钱穆的传统史学派、张其昀历史地理学派、南港学派等。著者筚路蓝缕，以五年时间回顾其中之一家——南港学派，评述了史学家朱云影、郭廷以、沙学浚、刘广京、戴玄之、唐德刚、梁嘉彬、李国祁、陆宝千等的学术传承和成就，书写南港学派的宗风、人物体制和学术贡献，回顾和反思20世纪的史学。本书为台湾学者王尔敏史学史方面的专著。回顾二十世纪百年史学，作者认为，中国主流史学主要分为两派：一为科学主义史学派，一为马列主义史学派，并无第三派主流，但却有不少非主流。目前学术界以及年轻学子很少有人知悉非主流史学及史家，这无疑是史学史上的严重缺失。正如作者所云，非主流派最值得注意，世变代嬗，不须百年会全然埋没，不存纪录，自无人知晓。故其特为此著书，呼吁学界高明之家高度关注20 世纪之非主流史学与史家。本书的出版，无疑会促使我们的读者发现并以浓厚兴趣去审视、理解这些容易被遗忘的史学学者和史学学派。

在1500-1800年间，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断时续。尽管双方之间的影响并不均衡，但这种交流始终是双向的。在运用外来文明的某些观念时，双方通常有着大相径庭的态度，但双方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的动态过程是相似的。例如，当信仰基督教的中国士大夫力争运用基督教替代佛教、道教对儒家的影响时，欧洲启蒙运动的先哲们却在自然宗教理性的影响下使用儒家思想来取代基督教的神奇作用。1500-1800年的3个世纪，是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而后来的两个世纪（1800-2000年）恰好相反，是欧洲和北美的西方文明在向中国施加影响。从1500年到1800年，那些携带着基督教义和西方文明的传教士在中国受到的排拒远大于欢迎。同样的，欧洲对中国的赞颂，终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幻灭。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模式来理解过去。这些模式将客观呈现的历史与主观选择的过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体。这是一种动态的张力，因为当历史逐渐展开时，这种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也在相应地发生变通。本书四大章节的主题要说明的正是这种张力，它们分别探讨：（1）中国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接纳（2）中国对它们的排拒（3）欧洲对中国文化和儒学的接纳（4）欧洲对它们的排拒。这些章节的安排显示出一种对称性，尽管这种整齐的对称似乎并不能在事实上得到验证，但我仍然认为这种对称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两个同样伟大的文化之间的相遇。我并不是要暗示伟大是一个相对标准，以致于任何文化都可以宣称自己伟大。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被证实拥有影响世界大部地区的能力。——孟德卫这是一个对中西方相遇的那个伟大时期的绝妙介绍。孟德卫倾注其毕生心血，将其研究浓缩于这本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书中。他做的以下分析尤有价值：中西方间相互的美学影响，语言和种族理论，以及无论在中国士人还是在天主教会中皆存在并最终导致它们分裂的内部对抗。——史景迁没有人比孟德卫更有资格去阐释1500-1800年间中西方相遇这个题目的了。因为，这个人将其一生的时间都投入到该研究中，并早已在美国的中西方交流研究领域中树立其主导者的牢固地位。——狄百瑞若以历史提供的更深远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并不是一个新鲜观念，而是过去历史的回归。的确，在1800年之后，中国成了一个不能与现代世界对话的落伍的帝国，直到其遭遇帝国主义势力的实质性侵吞。诚如马克思在1858年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中所写的：中国是“一个在时间的缝隙中形同枯槁般生存的庞大帝国……被武力隔绝在正常的国际交流之外，于是，只能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继续自欺欺人。”但如果追溯到1500—1800年的那个时期，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那时，中国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大国，欧洲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美国则仍是一片美丽的荒原。关于历史是否是循环的，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却从未达成一致。但是，即使历史不在广泛意义上重复自己，我们也倾向于从中发现对过去模式的重复，并发掘其意义。近年来的历史已经见证了西方世界在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上的观念转变。这一新的观念是以互相尊重而不是自视为优越的态度为特征。回到更久远的历史时期（1500-1800年），从中找到更多西方对中国的尊重，这就是本书的主题和主旨。

《科学、技术与社会》丛书是我国学者经过多年研究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的创新性成果。它不仅系统地探索和建构了独到的STS学科体系，而且对当代新科技革命及其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对高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有启发性的探讨和论述。这对于STS学科建设、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书试图在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初步阐明和建立“信息化”的理论框架以及探讨社会动力学理论。通过这个探讨，可以使我们窥见从信息科学（通过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到达信息社会的机制和途径。这不仅对于研究信息科学的人极为有益，而且对于研究信息技术、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以及关注社会发展的人们也都十分有益。

本书以历史资料为依据，由专业学眷执笔，对清朝宫中后妃生活、习趣和命运悲欢离合之轶事予以搜集和揭秘，一方面可供历史教学春参考，另一方面可以满足广大民众对历史故事特别是清廷后妃神秘生活探秘的兴趣。通过这些趣事轶闻，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精神上获得愉悦，而且有助于我们品味历史和人生，从中获得感悟。 “历史趣轶馆”是一套专家写的历史大众读物。它采撷历史趣闻轶事，揭秘人性美丑善恶，展现社会风云变幻，感悟人间世事沧桑。它以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为旨趣，成大众休闲阅读之美。本书为该套丛书的其中一本。

《白虎通义》一书的政治文化色彩是相当浓厚的，向晋卫博士在书中没有沿循以往政治哲学分析或政治神学分析的单一思路考察该书的文化价值，而是重点揭示了其中体现的儒学学者的政治理想。作者将儒家政治思想的有机整体概括为“正名”、“制礼”和“教化”三个步骤和组成部分，并按照这一逻辑顺序，从“拨乱反正”、“制礼作乐”和“礼乐教化”三个方面对《白虎通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做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有助于读者增强对《白虎通义》一书的立体认识。全书对于《白虎通义》思想体系的研究是准确而到位的，但是，说到对《白虎通义》思想进行“历史的研究”，在此书许多思想的渊源分析方面尚有加强的余地。固然，《白虎通义》一书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若对于其所有内容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详细分析研究，也非一本书的容量所能包容。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伟大的纪传体通史，体现着古代史官的眼界和良知。作者司马迁忍辱负重，谨承家学，以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和秉笔直书的责任感，写作了伟大的《史记》，客观地记录中国朝代的兴替，恰当地评价了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再现了当时波澜壮阔的历史社会画面。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书中昕选的故事都是《史记》中的精华，希望能得到青少年朋友的喜爱。

《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旨在发掘和阐明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内容，概括18世纪中国史学在理论与方法论上所取得的新成就，力求全面认识清代乾嘉时期中国史学的面貌。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历史理论（上）》；第二章《历史理论（下）》；第三章《史学理论（上）》；第四章《史学理论（下）》；第五章《历史编纂学理论》；第六章《史学批评方法论》；第七章《历史考证方法论（上）》；第八章《历史考证方法论（下）》。《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澄清了乾嘉史学即乾嘉历史考证学的模糊概念，深入发掘了历史考证学派史家的考史理论与考史方法论，并对前人研究中的某些偏颇学术观点作了重新认识和恰当评价，这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理论体系具有借鉴意义。《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研究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的专著。《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在总结吸收史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许多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有所拓展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本书通过古代的故事，揭示了中国历史上高层关系的隐秘，提供了许多极具现场感的生动案例，点明各类具体情境中胜利者的中式生存智慧，为今天的企业管理者提供某种借鉴。皇帝和丞相经常被比作现代公司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这两位主要人物经常处于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游戏中。本书以君相关系为切入点，选取历史长河中的经典案例，梳理了二者交手过程中的种种或明或暗的线索和轨迹。我们发现，刀尖上的权力博弈凝结了中国式管理的最高智慧；权力场上，需要参与者有敏锐机变、进退得当的生存能力。历史经验证明：管理高层合作愉快的前提是最高管理者能够在自己与属下之间寻找平衡（包括事务的平衡和心理的平衡）；总经理方面，则要求既能保持适当的独立（包括职权的独立与人格的独立），又不威胁董事长的地位与尊严。

《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七种期刊为我国主要的历史类杂志，每期都刊发一些重要的书评方面的文章，对推动学术研究与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本书将2002～2003年主要期刊的重要书评精选后结集出版，以后将继续出版下去，对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的研究和学习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这三种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社会革命虽然很少发生，但却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国家与社会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框架，以分析这种革命的原因、冲突和后果。而且、该书对三个主要的案例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比较历史分析，这三个案例是：从1787年到19世纪初期的法国革命、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从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作者认为，现有的革命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革命的实际历史模式。因此，作者力促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她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首先，她坚持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因此，在解释社会革命时，必须把国家置于核心地位。为了解释法国、俄国、和中国旧制度的导向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内在矛盾，斯考切波主要集中考察了国家在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国际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解释革命的后果时，她着重关注的是，在阶级冲突和反革命军事威胁的背景下，革命领导集团建立新国家组织的方式。在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之后，她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被用来改造社会的方式。在社会革命转型的模式方面，法国、俄国和中国被当成是基本类似的案例。对那些把法国革命当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把俄国革命基本上看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家而言，作者的这种观点必然会引出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