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思和先生历史学造诣基础深厚，中西兼通，开创了将中外史学融为一体的史学概论课程的新体系，使学生们从入学一开始，便得到中国史与外国史的学习门径。

《一得集（崔凡芝史学散论）》中的文章大体分两类，一为史学论文，一为序言类文章。史学论文又分作两司马研究，史家、史籍、史注、史体研究，杂论三部分。序言类文章多是作者给自己编撰的书籍和古籍整理成果所作的概述，或多或少涉及到山西人物或事物。

《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细致罗剔史料，用心体察，对汉人世侯的夷夏观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作了新的探讨。注意从宋人史籍中搜集史料，将汉人世侯及蒙元最高统治者对世侯的任用与金向宋的归明人及宋统治者对归明武装集团如李璃等人的控制模式，作比较研究。是对世侯集团诸层面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一本被列为宫廷皇子皇孙的必读书，被古代统治者视为治国安邦的政治教材。本书全面反映了唐太宗时期君臣论政的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调整社会关系、接受历史教训、培养人才、君臣诫谏、防止奢惰、尊崇儒术等。《贞观政要》是一部古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政治教材，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掌故，更重要的是给后世遗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阅读和研究这部书定能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本书的译注，所依据的认错 本是明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本。译注过程中还参阅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点本。

中西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困难的，是一个迷人又让人困惑的领域。古往今来的史家大多喜好以自身文化进行历史解释，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把自己的结论当做是超人类的，从而窒息了历史经验的多元化，由此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无外乎从哲学的与经验的两个层面展开。就前者而言，是“能否把‘西方’和‘中国’加以‘同质化’（cssentialize）和对立化。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源远流长，而且也是多重层面的文化传统。譬如在中国，单以儒家的传统为例，就可明显地看出古典的儒学与产生于宋代以后的理学之间的差别。在西方的史学传统里，本书将着重其历史哲学的方面，以求找出一千模式来与其他史学思想传统做比较”。这是一项崇高且难以企及的目标，本辑的一些文章则以具体的材料来阐述这一理论。

本书由如下五章构成：第一章记述寻根敬祖的重要，李氏的由来、发展，始祖的历史功绩，文化意义。第二章记述李氏房系的兴衰。陇西、赵郡两大房的主要分支，家庭风范、特征以及堂号的形成。第三章记述国内李氏的分布、李氏多的原因、各省（区）市李氏的构成、由古到今的李氏人物。第四章记述华人走出海外的背景，重点介绍东南亚、英、法、美等国的华人李氏精英，以及朝鲜李氏名人。第五章记述不同历史时期李氏帝王及其主要事迹。其中有唐朝帝王、后唐帝王、南唐帝王、西夏帝王、割据帝王、农民帝王以及朝鲜、越南李氏帝王。每章的开场都有一段短文作为各章的引子。本书紧紧扣住李氏脉系发展这一主线，铺开说去，挖掘新资源，创造新成果，记述珍贵的事。如始祖的文化意义，郡房的人文精神，宗祖堂号的考证，道学的现实性、世界性等等，都体现了一个新字。

本书是近代中国通过日本“中转站”引进的第一部较系统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全书共八章，分述历史学的性质、范围、定义、价值，以及历史与国家、地理、人种等之关系，历史大势及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讲述和评论了20世纪史学的主要流派之外的非主流史学和史家。20世纪史学的两个主流学派：一个是科学主义史学派，史家傅斯年、顾颉刚以及教育家蔡元培承此科学主义思潮而倡率科学治史；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派，郭沫若、翦伯赞等自是重要领袖。非主流史学流派有国粹学派、南高与学衡、战国策派、钱穆的传统史学派、张其昀历史地理学派、南港学派等。著者筚路蓝缕，以五年时间回顾其中之一家——南港学派，评述了史学家朱云影、郭廷以、沙学浚、刘广京、戴玄之、唐德刚、梁嘉彬、李国祁、陆宝千等的学术传承和成就，书写南港学派的宗风、人物体制和学术贡献，回顾和反思20世纪的史学。本书为台湾学者王尔敏史学史方面的专著。回顾二十世纪百年史学，作者认为，中国主流史学主要分为两派：一为科学主义史学派，一为马列主义史学派，并无第三派主流，但却有不少非主流。目前学术界以及年轻学子很少有人知悉非主流史学及史家，这无疑是史学史上的严重缺失。正如作者所云，非主流派最值得注意，世变代嬗，不须百年会全然埋没，不存纪录，自无人知晓。故其特为此著书，呼吁学界高明之家高度关注20 世纪之非主流史学与史家。本书的出版，无疑会促使我们的读者发现并以浓厚兴趣去审视、理解这些容易被遗忘的史学学者和史学学派。

在1500-1800年间，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断时续。尽管双方之间的影响并不均衡，但这种交流始终是双向的。在运用外来文明的某些观念时，双方通常有着大相径庭的态度，但双方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的动态过程是相似的。例如，当信仰基督教的中国士大夫力争运用基督教替代佛教、道教对儒家的影响时，欧洲启蒙运动的先哲们却在自然宗教理性的影响下使用儒家思想来取代基督教的神奇作用。1500-1800年的3个世纪，是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而后来的两个世纪（1800-2000年）恰好相反，是欧洲和北美的西方文明在向中国施加影响。从1500年到1800年，那些携带着基督教义和西方文明的传教士在中国受到的排拒远大于欢迎。同样的，欧洲对中国的赞颂，终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幻灭。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模式来理解过去。这些模式将客观呈现的历史与主观选择的过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体。这是一种动态的张力，因为当历史逐渐展开时，这种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也在相应地发生变通。本书四大章节的主题要说明的正是这种张力，它们分别探讨：（1）中国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接纳（2）中国对它们的排拒（3）欧洲对中国文化和儒学的接纳（4）欧洲对它们的排拒。这些章节的安排显示出一种对称性，尽管这种整齐的对称似乎并不能在事实上得到验证，但我仍然认为这种对称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两个同样伟大的文化之间的相遇。我并不是要暗示伟大是一个相对标准，以致于任何文化都可以宣称自己伟大。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被证实拥有影响世界大部地区的能力。——孟德卫这是一个对中西方相遇的那个伟大时期的绝妙介绍。孟德卫倾注其毕生心血，将其研究浓缩于这本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书中。他做的以下分析尤有价值：中西方间相互的美学影响，语言和种族理论，以及无论在中国士人还是在天主教会中皆存在并最终导致它们分裂的内部对抗。——史景迁没有人比孟德卫更有资格去阐释1500-1800年间中西方相遇这个题目的了。因为，这个人将其一生的时间都投入到该研究中，并早已在美国的中西方交流研究领域中树立其主导者的牢固地位。——狄百瑞若以历史提供的更深远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并不是一个新鲜观念，而是过去历史的回归。的确，在1800年之后，中国成了一个不能与现代世界对话的落伍的帝国，直到其遭遇帝国主义势力的实质性侵吞。诚如马克思在1858年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中所写的：中国是“一个在时间的缝隙中形同枯槁般生存的庞大帝国……被武力隔绝在正常的国际交流之外，于是，只能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继续自欺欺人。”但如果追溯到1500—1800年的那个时期，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那时，中国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大国，欧洲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美国则仍是一片美丽的荒原。关于历史是否是循环的，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却从未达成一致。但是，即使历史不在广泛意义上重复自己，我们也倾向于从中发现对过去模式的重复，并发掘其意义。近年来的历史已经见证了西方世界在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上的观念转变。这一新的观念是以互相尊重而不是自视为优越的态度为特征。回到更久远的历史时期（1500-1800年），从中找到更多西方对中国的尊重，这就是本书的主题和主旨。

《科学、技术与社会》丛书是我国学者经过多年研究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的创新性成果。它不仅系统地探索和建构了独到的STS学科体系，而且对当代新科技革命及其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对高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有启发性的探讨和论述。这对于STS学科建设、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书试图在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初步阐明和建立“信息化”的理论框架以及探讨社会动力学理论。通过这个探讨，可以使我们窥见从信息科学（通过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到达信息社会的机制和途径。这不仅对于研究信息科学的人极为有益，而且对于研究信息技术、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以及关注社会发展的人们也都十分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