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从基础理论方面系统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拓荒之作，同时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所做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和初步的尝试。本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探讨，力求深入系统，供广大该方面的工作者阅读学习。本书站在历史与文化的总体高度，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全方位地、系统而深入地回答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关心的问题，而且还切实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程提供了宏观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对于启发人们更深入地思考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的理论问题，对于科学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尚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三个王朝夏、商、周最高统治者在政治活动中形成的一些诰语、誓词和谈话纪录等篇章的汇编，还有少数几篇是东周后期根据流传资料整理加工编定的文稿。总之，可算是研究这三代的第一手文献史料。到汉代被尊为儒家五经中最重要的一经，由史籍变为经籍。其问出现了今文古文不同本子，由此它和《左传》、《周礼》一起（加上《毛诗》、《逸礼》）引起了学术史上长期的今古文之争。到晋代又出现伪古文，纠葛更多。但不管怎样，它始终雄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宝座上，成为两千多年问首要的政治与道德教科书，给汉以后全部封建时代以巨大影响。而它的形成过程很复杂，它的经历情况也很繁乱，加上它内容中的问题成千累万，历代治《尚书》者是丹非素争执纷歧更多，成了学术史上有名的一部最难弄的典籍。现依其时间先后寻其流变轨辙，作一综贯性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无本体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留下明确的答案，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卢卡奇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体论的关系做了详尽的探讨，给后人留下有益且深刻的启示。《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的探索：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研究》以西方本体论思想的变化为线索，重新审视了本休论哲学的特征，并着重以卢卡奇的文本为基础，深度探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本体以及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的完整思想。卢卡奇对人早期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承认自然存在的优先性，阐释劳动的决定性意义，张扬主体及主体性，确立社会存在本体的“关系”属性，由此建构了集劳动、实践、意识、价值于一体的现代哲学本体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认不仅对西方本体论展开批判，实现了本体论的现代转换，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解读。

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盐亭人。近代中国的杰出学者。其师承经学大师廖平和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一生在先秦史、宋史、民族史、古代学术思想史、道教史、史学史等众多领域都获有杰出成就和精湛造诣。本书辑入其挚友和学生汤用彤、钱穆、杨向奎、萧萐父等二十多位学者的文章，从各自的视角描述和评介了蒙文通上下古今、风趣横生的硕学风度、综达经史百家的学术造诣、不断深入探索的治学精神。书前冠有蒙文通论学杂语，乃其毕生治学精诣所在。增订本仍由蒙默教授主编，增补旧文与新作，新辑补治学杂语数十条和著作目录系年，内容更为丰富。

朱希祖先生是中国20世纪前期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涵盖了历史学的各个学科门类；他研究的时间跨度也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都有比较出色的成果。然而，其著述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表和出版的，现在已十分罕见了，这就造成今人对其了解和研究的不足，与其史学大师的身份极不相称。有鉴于此，朱希祖研究专家周文玖先生倾心收集朱希祖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及国家图书馆的已刊、未刊著述，编成了此书。全书分为政论、文学、史学、历史学科建设、序跋书信等几部分，基本上反映了朱希祖的学术思想、学术特点及其治学规模和旨趣。全书既有学术性，又具可读性，是国内第一本朱希祖著述的选集。书末还附有朱希祖著述总目，便于大家查找和了解朱希祖的学术成就。

本文取材，颇多唐五代笔记小说家言。此类记事或不无失实之处；然本文主旨不在考证个别事项之准确性，而在阐明当时社会之一般风尚。稗官所记容有失实，然仍足反映当时社会风气，此无可否认者，故取之不疑。

笔者于2004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参加蒙古学学会（The Mongolia Society）第四十三届年会期间，有幸结识了当代著名蒙古学家、突厥学家捷尔吉·卡拉（Gy6rgy Kara）教授。当时卡拉教授把他的最新成果《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哈喇浩特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Mediaeval Mongolian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Xiyu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发表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东方文献》，2003年，第九卷，第二辑）一文的复印件赠送给了笔者。高兴之余，笔者不揣自己学识浅陋，冒昧说出了翻译此文的大话。回国后仔细阅读才发现文章虽是用英文所写，但其内容却涉及到英、法、德、俄、汉、藏、阿拉伯、突厥、梵、蒙等多种语言文字，翻译之，绝非笔者一人能力所能及。然而，值得庆幸的是2005年8月笔者作为访问学者重返印第安纳大学，在卡拉教授的亲自指导下，使译注工作顺利完成，并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把译文与原文一同出版。

本书对西夏文《五音切韵》与《文海宝韵》两部御制典籍进行了比较研究。全书分绪论及五音切韵、文海宝韵、105韵声声韵调配合表、五音切韵与文海宝韵的比较、检字索引五部分。

本书是白寿彝先生生前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的第三卷，其内容是论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发展的总相及主要成就。本卷在基本结构和发展脉络的表述方面，大致遵循白寿彝先生在第一卷的导论中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史学史撰写的总的思路，而在具体的论述和有关的评论方面，则较多地反映了本卷作者自己的学术积累和研究心得。本卷第一章，是全书的总纲，所论历史特点，是综括史学发展的历史条件；所论史学发展趋势，是概括这个时期史学之总的面貌，其中提出的三个阶段、六个转折、三个创新，是对这个总的面貌所作的粗线条式的勾勒。第二、三，是介绍和评论这个时期产生的十三部“正史”，由于它们占据了现存“二十四史”的半数以上，对于记述中华文明之历史进程具有重大作用、重大意义，故用较多的篇幅予以介绍和评论。第四、五、六、九章，或论这个时期史学发展的某一重大转折，或论某一显著创新，或论某一时代特点，都是对第一章总纲部分的展开和深入，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这个时期发展的生动、活泼的面貌。第七、八两章，论述刘知幾的《史通》和杜佐的《通典》，前者是史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后者是典制体史书的典范之作，前者在史学理论方面多有创见，后者在历史理论方面之乏新的突破，在中国史学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十、十一章，即最后两章，是试图综述这个时期的史学在理论上的成就，前者是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后者是关于历史理论方面的成就。它们更多地反映了本卷在内容上和撰述上的特点。

中印两国是近邻，自古以来两国人民的文化、经济交流和友好往来绵延不断。在漫长的岁月里，两国人民彼此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和交流。譬如，印度的佛教、天文、数学、医药、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传人中国；中国的蚕丝、瓷器、茶叶、印刷术、音乐等也传往印度。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中印两国才减少甚至中断了这种文化交往。印度自 1757年起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也开始沦为半殖民地。苦难的两国人民在共同的反帝反殖民斗争中，互相鼓舞、互相支持。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受国大党委派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于1938年9月来到中国，并辗转到敌后抗日前线。他们为八路军伤病员忘我工作，其中，柯棣华大夫为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像中印两国之问这样绵延2000多年的友好关系，恐怕是国际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值得我们两国人民万般珍惜和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