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完成，而当时《大典》仅存六百六十余卷。五十年代初，张先生又据国内公私藏书家捐赠及原苏联、民国德国归还北平图书馆的《永乐大典》，辑录成《永乐大典方志辑本补》十三册，这次整理时，又将《辑补本》中的方志辑补进来，尚有小部分遗缺，则依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本一并辑补，以完成张先生之遗愿。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与民族英雄，两者融合在一起铸成民族的凝聚力，靠这种力量激励自己，永不言败。时光流逝、岁月变迁，然而英雄的事迹和他们的名字是永不磨灭的，他们被真真切切地载入了中国历史，成为民族的英雄和时代的代名词。如果说古时的英雄是“各领风骚数千年”，那么当代的英雄们则好比烟花——在那瞬间尽情燃放。《一生要学习的中国当代100位英模人物：一生要学习的中国古代100位英模人物》是《一生要学习的中国当代100位英模人物》和《一生要学习的中国古代100位英模人物》两《一生要学习的中国当代100位英模人物：一生要学习的中国古代100位英模人物》的合订本，让你买一《一生要学习的中国当代100位英模人物：一生要学习的中国古代100位英模人物》，就可读到两《一生要学习的中国当代100位英模人物：一生要学习的中国古代100位英模人物》。英雄及其事迹是我们青年成长的导航灯，指引我们成长的方向，给我们以精神力量。学习英雄，我们就要学习他们为了民族和国家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学习他们不屈不挠的伟大人格和民族气节。

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天才也只有接受了既有的或自创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本书以古今中外数千年的史学方法的蓝本，归纳总结出了基本的史学方法，在技术的方法之外，扩及史学理论与思想，提出了史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与修养。

朋友要我把过去发表过的文史考证笔记，整理一下，编成一集出版。这些笔记都是旧作。在付印之前，有必要作些说明，交代一下。我开始写这类笔记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当时寄居重庆北碚，在国立编辑馆做英译《资治通鉴》工作，同卢冀野、杨荫浏、杨仲子等朋友来往很熟。在他们几位的鼓励下，写过一些文史考证文章，寄给上海的《新中华》杂志发表。在一九四七年把其中的二十几篇编成一个集子，卢冀野兄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零墨新笺》，编入“新中华丛书”，只发行了一版。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又陆续写过一些笔记。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又把这些后写的稿子编成一集，自己出钱印了一百本，起名叫《零墨续笺》，分送一些朋友。后来就再没有这种闲情去写这些东西了。有些朋友认为这些考证，虽是我青年时期不成熟的读书笔记，也许还有些参考价值，要我再编一下，重新付印，因为原来的《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今天已很难找到了。去年有些老朋友要我再写几篇这类笔记，由于他们的盛情难却，曾写过几篇，连同一些旧稿在报刊上登载过，起了一个新名，叫做“译余偶拾”。这次重编旧稿，就用《译余偶拾》这个新名，因为自己主要还是个翻译匠，而且《零墨新笺》那个书名自己也并不喜欢。新写的几篇这次都未收入此编，因为现在用的文体，同过去不大一致，放在一起，好像不太合适；将来如有余暇，能多写几篇，再出一本《译余偶拾二编》好了。重读这些青年时的笔记，觉得内容上问题不少。有许多过去的假设，如考证李白先世源出西南边疆，显然是错误的，以前已有詹镁等同志考证李白的先世来自碎叶了。此外还有不少疏忽之处，如考证蕃薯在明万历年间始传入中国，应该说明这里的蕃薯是指马铃薯，不是白薯。还有不少牵强附会、望文生义、不够严肃之处，但是也有些考证，如关于《西域记》的摩醯罗炬罗即吐谷浑的慕利延，以及一些关于东罗马和古代中国的交往，则今天我还是认为可以成立的，所以也许还值得重新出版一次。这次编印过去的旧稿，没有做什么文字上的改动，只是从《零墨续笺》里抽掉了一篇，其余一切照旧。很明显，内容上的错误是大量的，希望读这本集子的朋友予以指教改正。

本书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报人职业对作家生活创作的影响来研究张恨水及其小说文本。 在张恨水的生活及创作意识中，报人职业的核心影响是鲜明的：它不仅改变了他的生存状态，矫正了他的消极避世的传统文人观念，而且决定了他积极人世、干预生活的创作意识。 报人职业对其小说文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素材多得之于记者生活积累的新闻矿藏；其聚焦于都市生活，描摹畸形社会与畸变人生，既是为报纸媒介的网络布局所决定，也是报人的批判意识使然；张恨水笔下的洁者虽出污泥而不染，却都有着悲剧的命运，洁者的悲剧既含有对畸形社会的指控，也有增强传播效果的企图；其小说文本征服广大读者的因素之一是其语言，而影响其语言的核心是报纸新闻的写作方式一一打造短句、经营动词、选择俗套语汇等；叙事的自由度对外倾型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十分关键，而张恨水的叙事策略却离不开新闻性要素一一记者视角、新闻面孔等；"次文类"使文本话语"杂语化"、"社会化"，而"副文本"对文本的辅助性打造，则是灵活运用媒介手段的体现；即使是文本的局限--粗糙、夭折等也都深深地打上了大众媒介的负面印记：这既是记者作家的通病，也是报纸连载的痼疾。

《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涉及的神话和历史似乎是两个几乎不相容的计划的产物，修昔底德本来计划以日志的形式写作一本有关军事学和政治学的教科书。实际上人们通常也没将它看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这项工作在进行过程中逐渐抛弃了这个枯燥无味的计划，而呈现出另外一种轮廓。然后，这种轮廓由于受到旧模式固定套路的干扰，因此是不连贯的；就像一连串突出于海面的火山岛，无论从角度还是从距离来说，只能进入鸟类的眼中，却不能进入巡航水手的视线，因为它们看起来与沉没的山峰并无不同。　修昔底德（约前471～约前400），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生于雅典一个富裕而显贵的家庭。公元前424年当选为将军。同年冬，斯巴达将领布拉西达斯进攻雅典在爱琴海北岸的重要据点安菲波利斯，修昔底德指挥色雷斯舰队驰援被围困者不力，城陷后获罪流放，凡2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返回雅典。流传至今的按编年体记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用30余年的时间编写的一部未完成之作，记述的事件止于公元前411年。全书共8卷。修昔底德善于借书中历史人物之口，用自己审时度势撰写的演说辞阐述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

顾炎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研究它，不只是为了把握顾氏本人的思想，也是为了更具体地把握整个中国思想史。《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顾炎武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形式，它是本于作者以往研究成果并吸取他人研究成果写成的。全书由“启蒙篇”、“爱国篇”、“实学篇”三大部分构成。具体包括市民意识的形成及其原因、谋求独立自主的治生活动、反理学的“仁道”思想、基于新“仁道”观的社会改革思想、尽“忠”尽“孝”的爱国之行等。

讽刺、忧伤、白欺在如蓬托尔莫（Pontormo）、贝加福米（BecCafumi）、罗索·费奥伦蒂诺（RossoFiorent，ino）、布龙齐诺和帕尔米贾尼诺这类艺术家体现出的危机中，反复无常的和个人主义表现的艺术家对于表现人的非理性力量有着怪异的和小愉快的要求，因而提出一种可选择的人类学假设。样式主义知识分子的生存摆动通过形式的精致发现一个结果，它不是一种表面怪异的产物，因为怪异是一种愿望的征兆，这种愿望随着一种显著的和个人的标记在一个陷入政治现实主义暴力的世界上浮现出来；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的廷臣不只是被世俗的雄心，也是被一一种忧伤的意识感动的，一种与世界和其他人无法交流而产生的忧伤意识。选择优美的形式作为对形式的讽刺，这种解释，是其中唯一的解释，削弱了与外部真实相联系的可能性。感动了廷臣的“忧伤的做作，，是清醒地意识到需要规则的结果，这种规则是作为对生物学的排除而且也作为与世界的唯一中介。…这种结果是道德的含糊，是道德的失落与道德准则的含糊，现实与现实主义及其近似现实主义的含糊。讽刺的一极是必定要加上去的，失落的低水平是由逃避的高水平带来的。堂·吉诃德，这个周游的骑士经历了双重的情形：他把古代骑士精神的规则运用于当今的粗俗。骑士精神面对现实时是一种怀旧的紧张，这个现实是不能接受也无法逃避的。堂·吉诃德不断地摆动于真实与虚幻之间，世界必然被作为自欺来感觉，人物只有通过讽刺免于门欺。骑士是无根的存在，他在而对现实时必须防止他自已的分裂，否则他就不能生活存现实之中。个人的幻想弥补历史的无能，它提供了一个魔幻的真实，因为真实远远超过想象。塞万提斯的著作本身处于一种分离的结构：第一部分，堂·吉河德只能依靠自欺来生存，他相信他的魔幻就是真实；而在第二部分，他已经准确地揭示它们的面目以适应真实本身。这种位置的倒转认可了分裂：在一个每件事物都是欺骗和没有任何欺骗的世界上，想象是生活在自己生活中的唯一方式。堂·吉诃德的透明完全置于他那愚蠢的空间内，因为这不是突然返回理性的标志，而是愚蠢自身的镜像补充。生存的领地有一种圆形的结构，从内部打破这个结构是不可能的。现在一个是揭露了社会的堂·吉诃德，另一个是作为共谋，去适应他的想象的入。然而矛盾的是，他的想象也包括对真实原则的接受。一种不受伤害的接受，在那种接受中，真实与虚幻是在一种连续的渗透关系中，在那种关系中每一件事物，表面的或思想的，都处于不稳定的存在。因为生活的基础在其正反感情的并存，肯定与否定之间，愤世嫉俗与多愁善感之间，理性原则号陕乐原则之间的平衡状态。样式主义不拥有适合在对立价值之间进行精确选择的手段，它被判罚生活在对立的情感与不平衡之中。另一方面，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能分别选择理性的价值和想象的价值，确切地说，这些文化运动是在坚固的结构和线性的历史进程中被发现的。英国的形而上诗歌也验证了约翰·多恩（JohnDonne）断言：比例已死，这个断言是置于意识分裂的过程中，在感情的摆动上，在感觉与反思的世界之间，它决不直接面对分析的事物，而且总是考问和偏离事物。“一切都成碎片，一切统一都已过去；／所有的充足供应，以及所有的关系……／……太阳不能／完满地行走一个圆，也不能保持前进一寸／的运行轨道；但是，他不再／从他今天升起的地方／出来，但是沿着一条充满诡计的线路，／偷偷溜到那一点，／就是弯弯曲曲，也要偷偷地行走……／那支撑那一点的两条腿，／那奖与罚都已然破灭。／哦，毫无疑问，／那最美的比例早已死亡。”（选自《一周年纪念》）P15-16

《超越：从思辨人学到实证人学》是一部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行系统考察的研究专著。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实践、社会、现实的人是这一根本变革的核心内容。《超越：从思辨人学到实证人学》围绕实践、社会和现实的人，科学地诠释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系统地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基本途径，初步探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是一部文集，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意在正本清源，搞清什么是“文化遗产”，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保护，为什么要发展，怎么保护，怎么发展，当前政策在执行上出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如何纠正与改善。首先，辑录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基本文献，并对文献宗旨做了深入探讨。其次，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杰作”的昆曲与古琴为例，组织了实际参与传承的艺人，对现状做了内部评估与反省。第三部分，是研究者对现状的观察与省思，特别是纳入宏观文化传统的观照。最后部分是附录，胪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及2003年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荣衔项目介绍、2005年公布项目中的蒙古长调及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介绍，以及中国在2006年公布的50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