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学研究》（第五辑）刊载了学界有关“南京学”研究的最新成果19篇，对于推动以南京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传承和弘扬，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人们满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近代贵州商会是在晚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自产生后。就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在经济方面，商会通过协助企业融资、免费提供各种信息、参加博览会、创办发电厂、为工商业者申请减税、整顿市场秩序、调查农村经济信息、推广良种及经济作物、化解农村手工业品、农产品运销难题、建构农产品“质量安全”制度和农产品“合营”制度等，推动了近代贵州经济的转型与升级。在教育方面，商会兴办基础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创办高等教育、参与社会教育。除直接办学外，商会向各学校捐款、捐助教学设备和图书以及捐建图书馆等，推动了近代贵州教育变革与发展。在地区公共事业方面。商会参与河道疏通、筹措近代水陆交通建设经费、创建消防队、救济灾民与难民等，推动了贵州公共事业的近代化。近代贵州商会也是抵御外敌入侵，捍卫近代中国国际权利的重要力量。在日本侵华期间，商会不仅参与抵制日货，发展国货，承担捐款，认购公债和慰劳抗战将士及家属，号召工商业者积极执行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还与越南华商会联动，督促法国政府承担起给予中国从法属越南过境的条约义务。

本书为“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丛书的一种，是一部世界史学术论文指南。借鉴前人和国际同行的通行做法，选取国内学者的10篇世界史领域成熟的代表性文章，并请作者为读者撰写导读性文字，介绍文章的选题缘由、写作思路、理论与方法等。这10篇文章涵盖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从时间、空间、历史人物、制度文化等写作要素的角度来说，这些文章基本上能够从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思想方法、文献使用等方面为世界史研究者提供写作方法指引借鉴；在空间上本书也涉及了在当代历史学研究中的主要国家和区域。本书的编撰表达了我们“以历史文献为基础”“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交叉学科理论为路径”“以多元写作方法为指引”的历史写作主张和理念。在编排上，本书大体上依据时间为序，从古至今安排。这样的安排恰好又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第1讲是从历史遗存的“现场”产生的思考，这是对“第一现场”的反思；而第二讲来自于“历史文献”这样的“第二现场”。正文中的几讲都是相关方法的演绎，我们将之分为“问题意识”“因教而撰”等这种对其特征高度概括的标题，从走“进”历史现场，到通过对老问题的反复推敲、档案的解析而走“近”历史真相，本书完成了一次世界史“写作”的学术之旅。

相对于西方世界，古代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实际上是一种总量上的繁荣，以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其他文明地区相差无几。这种规模上的优势得益于中华帝国庞大的人口。同时，过多的人口也被认为是妨碍传统中国向现代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该书稿即是对影响传统中国人口增长的一些因素及其长期效应的经济学分析。首先，通过东、西方（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历史人口增长的比较，中国南方与北方人口史的比较，“两税法”前后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较，东、西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综合性比较，突出中国历史人口增长中的几个特征。然后，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结合人口史、经济史、社会史与科技史的 新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自然地理环境，中国历史上的技术进步、土地分配制度以及税制变革通过人口增长对中国传统经济的演进产生的长期影响。

《近代中国》连续性学术研究文集第三十六辑，主要内容包括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近代政治与人物、近代社会与经济、近代文化与教育等方面，共17篇文章。几个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陈袁交往与清末民初政局》《上海巡防保甲局与近代城市治安管理的转变》《清末民初汉口商事仲裁制度的移植及命运》《利益博弈：20世纪30年代中国精盐行销问题》《屈辱象征与国家认同：晚晴时期国耻地图研究》《全面抗战时期高等教育贷金制度的历史考察》等。论题新鲜，以史为据，史料价值较高.

现代社会的根基是说理，即基于推理分析的对话。然而，说话并不等于说理，推理之知也不同于感知或洞见。说理意识及其能力，是需要培育和训练的。大学之学问贵在批判性思维训练，而后者的外显就是面向各类题材的说理及其评价。 本书采用当今国际上流行的图尔敏“六要素”模型为主要工具，辅以常见易混淆概念的逻辑辨析，紧密结合报刊杂志以及新媒体上的各种说理案例，分专题开展一系列教师引导评价、学生深度参与的批判性阅读和写作。本书作为供大学生使用的一般教材，既不同于流行的“批判性思维课”，也不同于传统的“逻辑导论（形式逻辑）课”。与“逻辑导论课”相比，虽然同属于广义的逻辑课，即某种推理理论，但“说理的学问”在内容设置上更加情境化、案例化，力求从“各种抽象的形式技术分支”回到推理现象本身，专注那些为根本的初始原则和基本理念。与“批判性思维课”相比，虽然都不属于无涉题材的“形式逻辑”，但“说理的学问”的题材设置更加对象化、更具针对性，仅仅关注典型的说理案例。本书读者不必有“形式逻辑”基础，但必须有批判性思维倾向或愿望，并有志于专门的说理文写作。

本书是系列出版物“新史学”第30辑，本辑重点论述“比较史和接受史”，本辑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阶段性成果。在“专论”专栏，遴选论文14篇，剖析了欧洲古代文明的有关问题以及18世纪欧洲国家的军事问题，很多观点和选题是目前国内史学界没有涉足的领域，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国内世界史研究；“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栏，遴选论文7篇，分别介绍和评述了几种史学理论；“光启评论”专栏，遴选4篇论文，集中评述了欧美国家的历史现象和观点。本辑论文水平比较高，译著系国外较为前沿的学术问题，译者多系国内从事世界史方面的专家，有较高的学术学养，不论作者和译者水平比较高。此书出版对我国史学界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本辑内容经过筛选，基本不涉及敏感的问题和宗教问题。

本辑主要内容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人遗墨册》所收二札一诗考析——张吴政权治下士人求仕的一个侧面，元代高丽使臣的另一面——从宋彦琦到田禄生，边境安全视阈下的元朝对安南交涉研究，从元代公文看真金“参决朝政”问题，元代哈剌鲁士人——以伯颜、迺贤为中心，《元史•高丽传》中统二年纪事辨正，20世纪初清中央政府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调适——以《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为中心的考察，从林川白氏家族看司译院译官的培养及世袭，近40年以来中国旗人家谱整理与研究，基督教视角下的民国回耶对话——以梅益盛的“缓和”文字传教策略为中心：《异域志》新论，20世纪4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学人群体的国族建构尝试——以凌纯声、芮逸夫的主张为中心，等等。

本书全面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官僚制度的成长与演变过程，通过研究传统官僚制度对古代中国的政治体系的支撑作用，提炼出轴心制度的概念，并运用这种思路去解决与思考其他政治体系的维系问题。本书不但展现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本身的来龙去脉，而且通过对官僚制度的研究，揭示轴心制度的存在，并在理论上阐明轴心制度对中国古代国家以及国家制度体系成长的价值与意义，动态地展现了官僚制度对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的持续不断的支撑作用与影响。

本书以仁学为儒家思想之精华，回溯仁学自孔子以来曲折发展的历史，接续孔子仁学的源头活水，集历代儒家学者的仁学智慧，尤其彰显孟子和谭嗣同弘扬仁学的贡献，参考当代新儒家和儒学研究学者对仁学的思考，广泛吸收诸子百家和西学之长，面对现今时代的种种问题，探索仁学的新理论形态。作者提炼出新仁学的三大命题、十大专论。三大命题：以仁为体，以和为用（新仁学的体用论）；以生为本，以诚为魂（新仁学的生命论）；以道为归，以通为路（新仁学的大同观）。十大专论：仁性论、仁修论、仁德论、仁志论、仁智论、仁礼论、仁事论、仁群论、仁力论、仁艺论。同时，运用新仁学回应当代人生困境、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国民教育、文明对话、生态文明的挑战，充实新人文主义的内涵，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本书附有七篇相关论文，用以补充新仁学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