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五千年，本书论述了自神话时代、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穆罕默德时代早期，直至16世纪第三帝国覆灭的波斯航海史，内容涉及航线开发、海上贸易、海洋战争等，解析波斯民族对大海的认识、心理与情感。书中运用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多国文献资料，结合图像、建筑、钱币等实物研究，论证波斯人与海洋的密切联系，探索真正的波斯航海历史，由此折射出五千年来波斯的民族、政治、外交、经济等发展历程。

上古时代，酒器在等级礼制中占有特殊地位，以致爵、尊这样的酒器之名，变成了人的等级地位用词。“爵”是最重要的品位之名，“尊”是最基本的身份地位之词。酒爵（与酒尊）等级用于维系人之尊卑。经精细考辨，作者梳理了“爵”之概念变迁，揭示出“五爵”是一套“容量化器名”，遂将五等之差与“以小为贵”等典礼用爵的等级架构公诸于众，一种史上绝无仅有的“容量化”等级酒器礼制得见天日。此项研究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意义。“道在器中”，在奇异的饮酒器礼制背后，潜藏在礼学逻辑下的一套“体系”浮现出来，整齐清晰，高下有序，体现了古人构建华夏礼乐的卓越能力。

本书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专著。在古代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国家”的概念，而传统的天下一家的观念一直是主要的观念形态。在晚清时期，中国逐渐从封闭的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独立的国家。本书介绍了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意义以及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中国主要的思想大家留下的浩瀚思想遗产资料进行爬梳，清晰地展现出作为概念的“国家”的发展与内涵，勾勒出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理想的国度”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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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由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提供，为《国家航海》系列的第三十辑，收录9篇学术论文、1篇书评和1篇学术会议综述。本辑选题广泛，既有古代造船技术的研究，也有古代航海地理的考证，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近代以来海陆变迁的研究，以及航海文创产品的开发与研究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航海领域的前沿学术水平。

西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古丝绸之路要道，商贸文化传统深远。近代以后，因西北地域辽阔，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也较大，故不同民族、地区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仍十分密切，商贸活动繁盛，形式多样，特色鲜明。此外，中央政府为了巩固稳定西北边疆，也把商贸活动作为一种笼络和控制的重要手段，对西北地区商贸活动多有扶持和鼓励。特别是近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不断加剧，使得西北边疆危机重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近代西北地区商贸活动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改善人民生活和生产条件上，还体现在强化民族团结、稳固边疆，以及促进社会进步方面。通过对近代西北地区商贸经济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深刻认识其特点和规律性，并为促进西北社会繁荣和民族团结提供有益的借鉴。

战国文字是指春秋末期至秦统一以前，齐、燕、韩、赵、魏、楚、秦等国曾使用过的文字，上承春秋文字，下启秦汉篆隶。战国文字的载体有铜器、兵器、货币、玺印、陶器和简帛等，其中以竹简为大宗。近年来，战国文字材料大量出土。在所有的古文字分支学科中，战国文字研究的发展势头最为迅猛，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解决了很多古文字学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极大地推动了古文字学的发展。《战国文字研究》（第七辑）对上博简和清华简的疑难字及相关词句的释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对两件铜器铭文悬而未决的问题给出独到的见解，重点讨论2022年8月新公布的材料——《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的《仲尼曰》和《曹沫之陈》相关内容。本书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出土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解读，对其内容进行文献价值的陈述、疑难字词的考释。另外还收录三篇学界前辈在发布会上的发言稿，弥足珍贵。本书旨在分享战国文字研究领域最新观点和成果，以期助推战国文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茗香堂史论》凡四卷，为明末清初彭孙贻评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至《宋史》《元史》等二十一部正史及旧注之著作。书中对于各史先做总评，再评正文及旧注。彭孙贻注重史家品行对修史质量的影响，在评论史事、人物时兼评笔法优劣。彭孙贻精于天文历算，于各史之《天文志》《律历志》考辨尤详。书中又有清嘉庆年间朱葵（号粟山）按语，对彭氏持论有所补充。书成后一直以抄本流传，故世所罕见，直至清末巴陵方功惠刻入《碧琳琅馆丛书》，流传才渐广。本次点校整理，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辞书出版社藏《碧琳琅馆丛书》本为底本，并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一史他校。

开化场的“场”是否等同于宋代“十三场”的“场”？明清时代芽茶崛起，是否影响了贡茶制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遂淳产区为何能在全国茶叶出口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本全面介绍浙西地区绿茶发展的书籍。作者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试图从历史、空间、叙事三个维度探索，深描“中国绿茶金三角”地区的茶叶发展史与文化。

经典诠释本质上就是问与答的辩证法，诠释就是对问题的揭示和回答。《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该文本存在着两个核心问题：物化批判与历史哲学，对这两个核心问题的诠释和再诠释构成了该文本的理解史和诠释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史和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