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它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向人们展示了一条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史记》的最伟大之处就是揭示人性的光辉与阴暗，读《史记》可以知王侯将相的兴衰之道、先圣贤哲的治世之方，更可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本书力图通俗地揭示《史记》的伟大精神与智慧。本书以一种全新的忠实原蓄的解读方式解读《史记》，打破原著篇章的结构，理清人物与事件的关系，使《史记》成为一本真正通俗易懂的普及读本。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思想家所关注，小说家所演绎，百姓家所乐道，就在这段壮丽浓郁的历史中！一团团疑窦丛生的迷雾，一个个个性张扬的英雄，一部部文思泉涌的巨著，一幕幕纵横捭阖的话剧，一曲曲豪情勃发的赞歌，就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伟哉！尧舜禹汤，龙游四海；春秋五霸，豹行天下；战国七雄，虎啸神州；楚汉英豪，鹰扬华夏。呀！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何处再觅我神州大地之璀璨文化？多少志士仁人，继承先人遗愿，力图推陈出新，发扬中华文化，唱响中国之声，同享顾盼尊荣。诸君，莫着急，且看彼时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笔者夜不能寐，信手涂鸦，细思司马公之入世雄心，代他创作一首《述志诗》："纵横万里意峥嵘，力透千古鉴亡兴。百战金甲英雄泪，一片冰心志士情。鲲鹏展翼乾坤小，愚公矢志泰山移。炼狱独行我狂笑，潜龙飞天定无疑。"并借此诗之意境与诸君共勉！

本书是刘祚昌先生的史学文集，内中具体收录了：《北美殖民地时代的议会制度》、《美国内战期间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初探》、《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等文章。　本书介绍了祚昌生前的所有经历，收集了他一生的文集。祚昌于2006年3月10日去世。在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杰斐逊全传》的写作上了。

本期《北大史学》从外观上作了一次改版。内容主体仍旧是收录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中外历史论文，并且适量收录校外和国外的专家学者的相关论文。本期内容涉及：赵李据蜀与天师道在曹魏西晋时期的发展、北魏僧芝墓志考释、元代汉人出任达鲁花赤的问题、现实与想象之间：元明文学中的包公与民间的法律认知、张居正政治的生成过程、俄国对黑龙江边疆的殖民化、京师大学堂的初建、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历史家”和其所写的传记、改革者的理想与意识形态的困扰、比较美国世俗团体和天主教团体在战后对港援助中的政治态度、刚果（金）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的变迁和历史启示等等。

《历史的逻辑：把后现代主义引入视域》揭示了历史学家描述、阐释和解说过去事件的合理基础。C？贝汗·麦卡拉最为有力地捍卫了历史实践的可靠性。他认为，历史学家会尽可能公平地对过去进行说明，并且会尽可能避免给读者造成误导。他还解释和讨论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批判，为历史领域的研究者和学者提供了崭新的证实其研究活动有效性的方法。以其对于当今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大胆回答，麦卡拉把历史争论带入了新的阶段。《历史的逻辑：把后现代主义引入视域》使用简洁的语言进行历史推理，适合所有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来阅读。我们期盼着历史学家能够提供有关过去的可靠信息。但现代和后现代批评者却对其可靠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挑战，把历史书写看作是当代文化的产物。我们能否拥有新的自信找到走进历史真实的方法？C·贝汗·麦卡拉，系LaTrobe大学哲学系高级讲师，主要著作有《历史的真实》（1998）等。

《中国古代史学史》记载社会制度和社会习俗的传说。根据古籍的记录，远古人类“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适，不织不衣”，居住在南方“祝发而裸”，在北方“鞨巾而裘”。又载：“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吕氏春秋》记载较为具体：“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无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屦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史学界对远古的传说进行了评论。《中国史学发展史》说：“远古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透露了一些原始社会的历史意识，是历史记述赖以发生的前提。”《中国古代史学史纲》称：“远古传说丰富而生动的内容，从史学的角度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透过远古历史传说，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到一些原始社会的史影。

对于时下流行的某些东抄西凑、胡编乱造甚至是搜奇猎艳、不堪入目的历史普及读物，史学家往往义形于色、激愤不已。但当出版社请他们写点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时，他们又大多表现出几分矜持，婉言加以谢绝。史学家既然不屑为之，拱手相让，普通大众又有需求，有些门外汉便操起剪刀浆糊，加紧炮制，平庸粗劣的作品于是越来越多，造成恶性循环。我们的史学家对普及读物，显然存在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从事专门的研究，发掘新的史料，提出独到的创见，撰写高深的史学论著。不错，史学家肩负发展历史科学的重任，有重要价值的史学论著当然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切莫忘记，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探明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改造现实、开创未来。这里就有个把专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浅显易懂的普及读物，让普通大众能够消化吸收，将学术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的问题。因此，普及历史知识同样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认为撰写普及读物是一件简单的活计，不登大雅之堂。其实不然。普及读物不仅要写得生动活泼，具有可读性，而且要求有学术含量，体现出学科前沿的学术水平和最新成就，能让读者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受到深刻的历史启示。这不仅要求作者具备深厚的文字功底，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和精深的研究。由此我想，我们的史学家与其坐在那里愤愤不平，不如在从事研究之余，也动笔写些普及读物，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化为雅俗共赏的文字，传播一些真实可靠的历史知识。龙虫兼雕，既有功学林，又嘉惠大众，一举两得，岂不更好！《历史学家茶座》自出版第1辑以来，无论在学界还是在读者中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媒体做了大量报道，称《茶座》“叫好又叫座”。《茶座》属于通俗历史学读物，有的是轻松、休闲和高雅，有的是贴近生活和读者，有的是生动活泼。它既继承了图书的专业性强、有深度的优点，也具有杂志的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优点。本书为《茶座》的第13辑。

《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哲学》提供了对于史学（揭示关于过去的知识的学科）的哲学分析。历史学家、比较语言学家、圣经和文本批评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如何建立关于过去的信念？他们如何知道关于过去的知识？作者采用当代知识论和科学哲学的分析方法，论述了史学中的诸多主题，例如证据、理论、方法论、解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一致性、偶然性、反事实性。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规范的学科，应该努力分析那些过去事件的证据。这种新的史学研究路径，使那些关注自身学科的方法论基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对其产生浓厚兴趣。

《安大史学（第3辑）》为第三辑。内容包括徽学；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历史文献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外国史；史家访谈等。 由安徽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学术年刊《安大史学》于2004年7月正式创刊。它以反映安徽大学历史系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与对外学术交流为主，为史学界了解安大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不是对1840年代至1940年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全面研究，仅选取百年间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的掌控者或参与者，以其行为和言论所呈现出的对外视界加以阐论，探视各个时代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各自所处时代允许的条件下对外部世界产生了何种程度的认知。在古代天下之内，中央王朝处于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接受各服“夷人”的朝贡。当王朝兴盛，国力强大之际，“圣王”对恭顺朝贡者给予赏赐；对敢于犯顺者“大张挞伐之威”，以维“圣朝”君临天下的地位。

《历史哲学：一种再审视》收录的论文涉及当前历史哲学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全书由三部分构成：导言、第一编和第二编。在第一部分的导言《历史哲学：现在、过去和将来》中，编者威廉·斯威特概述了历史哲学自身的发展史，为读者架构了理解该论文集的语境。第一编“历史和历史理解”，探讨的论题为历史以及历史理解的特质分别是什么。历史就是过去的某件事吗？这是詹姆斯·康奈利在《历史：一桩过去的事情》（第一章）中要回答的问题。凯瑟琳·威尔逊在《哲学史上的后形式主义批评》（第二章）中，提出了对既往哲学家中肯的批评性评论是否可能的问题。对此，作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研究历史”意味着什么？当一些学者认可历史学的原则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时候，路易斯·格罗尔克在《历史的艺术：历史学与历史绘画传统》（第三章）中则认为历史学——或至少有些历史学——是一门艺术。乔纳森·莱弗里在《学园中的克莱奥：为历史学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寻找地盘》（第四章）中提出，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正是历史学的特色所在。即便历史学在适当地提供事件特殊性和普遍原则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理解历史？过去的历史事件对现在又有何益处？对此，丹尼斯·胡戴凯在《克尔恺郭尔：历史探询与独立个体》（第五章）中，弗朗兹·施赖纳和莫斯塔法·费弗里在《暂时的优先性和更美好的世界》（第七章）中，理查德·菲斯特的《历史学与数学》（第六章）中分别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回答。第二编“解释和客观性”涉及两个相关议题：历史解释的实质和这种解释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莱斯利·阿穆尔在《思辨的历史哲学对批判的历史哲学》（第八章）中认为，对有关历史解释问题的回答应到思辨哲学中去寻找。与阿穆尔相反，德拉马·何塞·沃尔帕托·杜特拉在《法兰克福学派与历史哲学》（第十二章）中捍卫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观点，认为传统历史解释所遵循的宏大叙事模式已不再可能。莱昂内尔·鲁比诺夫在《历史、哲学和历史编纂学：哲学和历史思维的批判》（第九章）中提出了探讨我们能否以及如何达至客观性的问题。卡斯滕·R·施蒂贝尔在《行为与历史叙事的客观性》（第十章）中认为，柯林武德的“重演”概念，不仅可提供对历史人物行为的更好理解，也能为客观知识确立基础。而与之相反，在《“传统”历史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贡献》（第十一章）里，让一弗朗索瓦·梅托回顾了福柯的观点，即认为历史学中只存在着阐释，而常规的历史学和观念史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不存在客观性或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