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00-1800年间，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断时续。尽管双方之间的影响并不均衡，但这种交流始终是双向的。在运用外来文明的某些观念时，双方通常有着大相径庭的态度，但双方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的动态过程是相似的。例如，当信仰基督教的中国士大夫力争运用基督教替代佛教、道教对儒家的影响时，欧洲启蒙运动的先哲们却在自然宗教理性的影响下使用儒家思想来取代基督教的神奇作用。1500-1800年的3个世纪，是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而后来的两个世纪（1800-2000年）恰好相反，是欧洲和北美的西方文明在向中国施加影响。从1500年到1800年，那些携带着基督教义和西方文明的传教士在中国受到的排拒远大于欢迎。同样的，欧洲对中国的赞颂，终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幻灭。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模式来理解过去。这些模式将客观呈现的历史与主观选择的过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体。这是一种动态的张力，因为当历史逐渐展开时，这种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也在相应地发生变通。本书四大章节的主题要说明的正是这种张力，它们分别探讨：（1）中国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接纳（2）中国对它们的排拒（3）欧洲对中国文化和儒学的接纳（4）欧洲对它们的排拒。这些章节的安排显示出一种对称性，尽管这种整齐的对称似乎并不能在事实上得到验证，但我仍然认为这种对称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两个同样伟大的文化之间的相遇。我并不是要暗示伟大是一个相对标准，以致于任何文化都可以宣称自己伟大。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被证实拥有影响世界大部地区的能力。——孟德卫这是一个对中西方相遇的那个伟大时期的绝妙介绍。孟德卫倾注其毕生心血，将其研究浓缩于这本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书中。他做的以下分析尤有价值：中西方间相互的美学影响，语言和种族理论，以及无论在中国士人还是在天主教会中皆存在并最终导致它们分裂的内部对抗。——史景迁没有人比孟德卫更有资格去阐释1500-1800年间中西方相遇这个题目的了。因为，这个人将其一生的时间都投入到该研究中，并早已在美国的中西方交流研究领域中树立其主导者的牢固地位。——狄百瑞若以历史提供的更深远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并不是一个新鲜观念，而是过去历史的回归。的确，在1800年之后，中国成了一个不能与现代世界对话的落伍的帝国，直到其遭遇帝国主义势力的实质性侵吞。诚如马克思在1858年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中所写的：中国是“一个在时间的缝隙中形同枯槁般生存的庞大帝国……被武力隔绝在正常的国际交流之外，于是，只能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继续自欺欺人。”但如果追溯到1500—1800年的那个时期，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那时，中国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大国，欧洲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美国则仍是一片美丽的荒原。关于历史是否是循环的，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却从未达成一致。但是，即使历史不在广泛意义上重复自己，我们也倾向于从中发现对过去模式的重复，并发掘其意义。近年来的历史已经见证了西方世界在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上的观念转变。这一新的观念是以互相尊重而不是自视为优越的态度为特征。回到更久远的历史时期（1500-1800年），从中找到更多西方对中国的尊重，这就是本书的主题和主旨。

《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旨在发掘和阐明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内容，概括18世纪中国史学在理论与方法论上所取得的新成就，力求全面认识清代乾嘉时期中国史学的面貌。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历史理论（上）》；第二章《历史理论（下）》；第三章《史学理论（上）》；第四章《史学理论（下）》；第五章《历史编纂学理论》；第六章《史学批评方法论》；第七章《历史考证方法论（上）》；第八章《历史考证方法论（下）》。《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澄清了乾嘉史学即乾嘉历史考证学的模糊概念，深入发掘了历史考证学派史家的考史理论与考史方法论，并对前人研究中的某些偏颇学术观点作了重新认识和恰当评价，这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理论体系具有借鉴意义。《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研究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的专著。《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在总结吸收史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许多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有所拓展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白虎通义》一书的政治文化色彩是相当浓厚的，向晋卫博士在书中没有沿循以往政治哲学分析或政治神学分析的单一思路考察该书的文化价值，而是重点揭示了其中体现的儒学学者的政治理想。作者将儒家政治思想的有机整体概括为“正名”、“制礼”和“教化”三个步骤和组成部分，并按照这一逻辑顺序，从“拨乱反正”、“制礼作乐”和“礼乐教化”三个方面对《白虎通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做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有助于读者增强对《白虎通义》一书的立体认识。全书对于《白虎通义》思想体系的研究是准确而到位的，但是，说到对《白虎通义》思想进行“历史的研究”，在此书许多思想的渊源分析方面尚有加强的余地。固然，《白虎通义》一书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若对于其所有内容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详细分析研究，也非一本书的容量所能包容。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伟大的纪传体通史，体现着古代史官的眼界和良知。作者司马迁忍辱负重，谨承家学，以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和秉笔直书的责任感，写作了伟大的《史记》，客观地记录中国朝代的兴替，恰当地评价了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再现了当时波澜壮阔的历史社会画面。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书中昕选的故事都是《史记》中的精华，希望能得到青少年朋友的喜爱。

《科学、技术与社会》丛书是我国学者经过多年研究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的创新性成果。它不仅系统地探索和建构了独到的STS学科体系，而且对当代新科技革命及其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对高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有启发性的探讨和论述。这对于STS学科建设、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书试图在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初步阐明和建立“信息化”的理论框架以及探讨社会动力学理论。通过这个探讨，可以使我们窥见从信息科学（通过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到达信息社会的机制和途径。这不仅对于研究信息科学的人极为有益，而且对于研究信息技术、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以及关注社会发展的人们也都十分有益。

《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七种期刊为我国主要的历史类杂志，每期都刊发一些重要的书评方面的文章，对推动学术研究与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本书将2002～2003年主要期刊的重要书评精选后结集出版，以后将继续出版下去，对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的研究和学习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梅罗-庞蒂（1908—1961），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毕生致力于历史现象学。保尔·利科称其为“法国最伟大的现象学家”；海德格尔赞扬他“开辟出了一条真正的思想道路”；而其后学，如福柯、利奥塔、布尔迪厄、德里达等更是对他的著述和教学十分着迷，并从不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本书即是复旦大学哲学系佘碧平教授十二年潜心研究梅罗一庞蒂思想的成果，是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梅罗-庞蒂历史哲学思想的学术专著。作者以全面丰赡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从理性的危机及其出路、历史的肉体和历史的超辩证法三个方面透彻阐述了梅罗-庞蒂的历史现象学思想，并通过剖析他与西方二十余位思想家之间的关系和差别，揭示了其历史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与重要意义，指出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本体论的以肉体本体论为基础的新目的论。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这三种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社会革命虽然很少发生，但却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国家与社会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框架，以分析这种革命的原因、冲突和后果。而且、该书对三个主要的案例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比较历史分析，这三个案例是：从1787年到19世纪初期的法国革命、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从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作者认为，现有的革命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革命的实际历史模式。因此，作者力促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她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首先，她坚持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因此，在解释社会革命时，必须把国家置于核心地位。为了解释法国、俄国、和中国旧制度的导向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内在矛盾，斯考切波主要集中考察了国家在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国际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解释革命的后果时，她着重关注的是，在阶级冲突和反革命军事威胁的背景下，革命领导集团建立新国家组织的方式。在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之后，她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被用来改造社会的方式。在社会革命转型的模式方面，法国、俄国和中国被当成是基本类似的案例。对那些把法国革命当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把俄国革命基本上看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家而言，作者的这种观点必然会引出激烈的争论。

商代前期都城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与考古学界最具活力的研究课题之一。自郑州商城汤都亳说的提出和偃师商城的发现，学术界在关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性质问题上就出现了空前的大讨论局面，吸引了考古和历史学界众多的学者参与。因受资料和方法论的制约，有关商代前期都城问题的研究目前基本上仍然是处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阶段上。从这一方面来说，李锋所著的《商代前期都城研究》一书不失为研究这一问题的百花园中的正在绽放的一枝。这本专集的上篇，主要是针对商汤灭夏前的南亳和韦亳问题进行了探讨。由于缺少相关考古遗存和文献记载，有关南亳和韦亳的地望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李锋对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后，提出了商丘西部惠济河流域鹿台岗类型先商文化为商汤居南亳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和郑州大师姑城址为灭夏前商汤所居韦亳说的新观点。虽然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可能存在不同看法，但其以考古资料为基础，辅以历史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去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的方法还是可取的，而且从目前的资料看，其所提出的观点还是颇有合理的一面。如对郑州商城非商汤灭夏前所建亳都的论述，与李伯谦先生在其新作《对郑州商城的再认识》一文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基本相同的（李伯谦：《对郑州商城的再认识》，《古都郑州》，2005年第4期）。其下篇主要探讨了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郑州小双桥遗址等的性质问题，这些问题虽经学术界长期讨论但迄今仍未定论。尽管李锋支持和力主的是郑州商城“嗷都说”的观点，但其在论述时则不仅仅是孤立地就郑州商城而论郑州商城，而是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和阐释。诚然，其结论仍尚需深入研究，但是这种逻辑思维和研究方法还是有可借鉴之处的。从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的考古资料和王立新、唐际根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在山东岳石文化腹地的济南大辛庄遗址中发现的最早的商文化的年代确实与二里岗上层一期晚段的商文化年代大体相当，李锋据此提出了这是“仲丁征蓝夷”时留下的物质遗存。当然，这一提法尚需更多资料去证实，但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这也不失为一种研究的途径。总的来说，李锋《商代前期都城研究》一书是在对考古资料进行科学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而写成的，这是与其长期从事考古发掘实践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分不开的。

当下的中国出现了一股空前的“历史热”，——此“热”用“滔滔天下”来形容，恐怕丝毫也不为过。——从易中天到于丹，所讲无一在历史之外。空前现实的国人为何突然特别钟情于无用的历史？笔者曾一度困惑不已。后来，一位哲人写于60年前的一段话使我顿悟：“思维，是最善于找到自己的出路的。你不准他谈政治，他就谈恋爱；你不准谈人间，他就谈天上；你不准他谈现在，他就谈过去；反正他总要找条出路。“历史热”的崛起无疑是对“现实冷”的一种平衡与补偿。探讨“历史热”出现的深层原因，当然不是这里的重点，笔者这里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历史热”所提供和传播的那些所谓“历史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可信的？之所以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感到历史知识与新的历史创造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而这一点实际上一直被严重低估乃至忽略了。历史学家所传播的史知识对历史创造者的渗透和影响可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是来自于哈耶克所举的一个事例。长期以来，史学界所提供的“工业革命”的图景是：“皮包骨的童工，暗无天日的矿区，每天工作18个小时的纺织女工，伦敦街头的孤儿、残疾人、妓女”等等，总之，这些知识告诉人们：“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上最穷、数量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苦难加重了。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但哈耶克认为，正是这些并非真相的知识“主宰着过去两三代人对政治的思考”，从而影响了很多地区的制度安排。历史研究、历史知识的提供肯定是塑造未来的重要力量。所以，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与学术创造本身一样，是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工作；在盛友如云的史学茶馆里，我们决不能像在街头巷尾的茶桌旁，传播那些证据不足、甚至“于史无征”的道听途说和充满偏见的“事实”。因为你所传播的历史知识很有可能像种子一样，不知撒在哪块心田里，有朝一日，这粒种子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影响历史进程。因此，在学人《茶座》“轻松、休闲、高雅；有识、有趣、有用”的整体定位的前提下，本茶馆对每一位座上客还有一些基本要求：求真、求善、求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