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虽然早已在古代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但其盛行以及在社会中的普遍化和渗透，则明显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情。当代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更使流行文化成为无所不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本书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语言学、符号论等多学科的角度，对流行文化进行了研究和理论总结，紧密结合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丰富而多样的具体现象，对流行文化进行了观察和经验分析。本书涉及流行文化的结构特征、流行文化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表现形式，以及流行文化与人们心态和精神状况的紧密关系，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流行文化的性质及其运作逻辑。本书作者旅居法国巴黎二十余年，身处西方文化基本理论最重要的发祥地，同时也是当代流行文化最主要的发源地。思想土壤和生活旋律相结合，使得作者既能与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频频切磋学问，又得以在空间上最近距离地观察和体验流行文化，从而使这本创新研究的流行文化社会学著作，兼备了扎实深刻的理论基础与新鲜生动的资料例证。

3.愚忠与服从 先说一个笑话：一家美国公司在报纸上登广告，准备购进一个机器人，要求绝对服从，永不说不，坚固耐用，好维修。结果前来应聘的是一个日本男子，他还附加了一个优惠条件：不需要使用电池和机油。 服从指令，服从权威，不说“不”，这是机器民族的一大特色。服从意识，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既表示服从领袖和领导，也表示服从权威和上级，还可以表现于服从于组织和思想。 日本人的服从意识在全世界都是最突出的。早在19世纪初，中国学者就注意到了日本民族听话、服从这一鲜明特色。谢晋青在《日本民族性之研究》一书中指出：子女须从父命，妇女须从夫命的制度，较诸中国的纲常，尤为严格……就是教育普及的现代日本，其女子教育的惟一宗旨，也还只是“ 贤妻良母”四个大字。 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的顺从的民族，但中国改朝换代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使用“三纲五常”学说使用一切办法鼓吹“君为臣纲”和“愚忠 ”思想，也无济于事。而日本人就不同，自从大和朝廷建立后，日本从来没有闹过改朝换代的事情，天皇家族一直坐庄，他人无法染指。这一点，也使谢晋青先生感到震惊：中国人在君主时代，个个都有身为帝王的资格，人民见了帝王，多数都有一种“取而代之”的思想。但在日本就绝对不然了。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人民拿着自己的生命供帝王藩主们任意牺牲…… 日本人民不仅从来没有过称王称帝的想法，就连起义、造反和向上司进言的举动也少之又少。有人做了统计，自16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400年间，日本平民迫于生计，有过十几次有组织的暴动和示威，这个次数不能说多，而且暴动和反抗之对象或为地主、或为奸商，其原因，或为饥荒，或为垄断居奇。日本人对于政府长官、社会领袖或者将军藩主、武士名流之类，从来就没有过丝毫的忤逆。日本人服从秩序的传统之顽固，由此可见一斑。 潘光旦先生分析说，日本民族的服从意识异常发达，与其异常发达的封建制度有关。由于日本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等级制度的社会，使得日本人长期被牢牢禁锢于一个“铁桶般”的体制当中，叛逆意识和自主意识被消磨殆尽。 此论可谓精当，但尚需稍加说明。要说明日本社会的禁锢性为何异常发达？首先要说明日本民族生存的特殊地理环境。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内大大小小的岛屿有上万个，但这些岛屿的共同特点是离大陆比较遥远，古代日本人要逃离本土来到中国或者朝鲜，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古代日本人不得不终身生活在本土，无法脱离。这就决定个人的命运先天性地与领主和部落锁定在一起，一旦不服从集体，就只有死路一条。 P19-20

特瑞·伊格尔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家之一。鉴于“文化”是英语中两三个最为复杂的单词之一，他在自己的新著《文化的观念》中对文化的不同意义做出了区分，旨在以此将一般的读者引入当代有关文化的论争。在这本著作中，作者用一种敏锐的相关性对后现代的“文化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文化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试图从非自然主义的角度重新揭示诸如人性之类的概念的重要性。本书不仅坚决反对文化研究领域的某种时髦的民粹主义，而且提醒人们注意文化精英主义的种种不足。另外，本书还对文化在我们的时代如此举足轻重的原因进行了根本性的追问，极具煸动性地提出，在承认文化的重要性的同时，现在是将它放回原位的时候了。

2001年7月9日，午间时分，当普通大学的学生们收拾好书包走出课堂的时候，一所特殊的、开放的“大学”悄然开学了。说其特殊是指——“海内外名家名师主讲，涵盖科学人文社会内容”是它的办学方针；“聚集知识精英，共享教育资源，传播现代文化，弘扬科学与人文精神”是它的办学理念；“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是它的追求；“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是它的办学目标。论其开放是说——免试免考；不限年龄、身份；“热爱知识”是入学的惟一要求。这是哪所“大学”？《百家讲坛》。《百家讲坛》在哪儿？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高度发达的电视技术给了人类一条捷径，让我们能与知识产生如此密切的接触！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周汝昌、叶嘉莹、白春礼、厉以宁、冯骥才、龙应台……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在光与影搭建的讲台上传递着人类的精神。这精神是文明繁衍的动力，是人类生存的根基。让知识可感，让思想可触，让全球的好学之士在光与影的圣殿上与我们感同身受——拥有知识确实是一种幸福。在一千多个日出日落之后，《百家讲坛》最大的收获是七百多盘沉甸甸的磁带。七百个四十五分钟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应该算一段不短的时长，特别是当这段时长记录了人类思想精髓的时候。怎样将人类的这些思想精髓发扬光大呢？我们想到了出版，这是一种既可供收藏又便于研读的方式。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我们精选了五百堂课的内容制成了光盘，分系列结集出版；同时出版近三十本相关的图书，以满足热爱知识的人们不同的求知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此“大动作”称为2004年的“壮举”，对于他们的辛苦付出理应深表谢意。观众和读者朋友，让我们在知识的传承中握手吧！

《城市文化》深刻、细致、入木三分地描绘了美国城市由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化过程中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分析了美国城市扩展的方式和它们越来越依赖的文化的种种“自动化”方面，并揭穿了这种“自动化”的文化的欺骗性与虚构性。《城市文化》由于极具原创性，已经成为都市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它不仅提供了都市文化研究的分析深度，而且提供了其他研究著作所缺乏的许多崭新的细节性资料。它的出版，已经深深影响了有关城市文化的整个话语环境。

《九州学刊》复刊了，《学术集林》也复刊了。最让人高兴的是，这两份学刊是合并复刊，重新正名为《九州学林》，希望能汇集海内外的学术资源，继续出版对中国文化研究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合并之议源于王元化、朱维铮两先生。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汇聚国内、港台、海外的学者，共同办一份实事求是、言之有物的学刊，立足于实证的研究，放眼跨科际的整合，探索中国文化的宏观议题，而绝不为时髦的理论框囿。 合并之后的《九州学林》将由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出版繁体字版，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内容完全一致，同步发行，以期做到海内外同时共享学术研究的成果，沟通与联系国际汉学研究所关心的学术议题。本书收录了国内外有关李唐政治史、制度史、文学、语言的五篇专题研究论文。

《九州学刊》复刊了，《学术集林》也复刊了。最让人高兴的是，这两份学刊是合并复刊，重新正名为《九州学林》，希望能汇集海内外的学术资源，继续出版对中国文化研究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合并之议源于王元化、朱维铮两先生。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汇聚国内、港台、海外的学者，共同办一份实事求是、言之有物的学刊，立足于实证的研究，放眼跨科际的整合，探索中国文化的宏观议题，而绝不为时髦的理论框囿。 合并之后的《九州学林》将由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出版繁体字版，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内容完全一致，同步发行，以期做到海内外同时共享学术研究的成果，沟通与联系国际汉学研究所关心的学术议题。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两个大国，一衣带水，相隔不远。可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两国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于兵戎相见。1972年中日复交以后，大家以为中日关系即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永不再战”、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可是这些口号持续时间并不太长，等到日本的经济一有恢复，侵略的思想又从某些日本人心目中复萌，记得汪先生在那时候就提出“理解胜于友好，理解第一，友好第二”，可是当时并没有太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现在看来，“理解第一”是对的。

这个小集子收的是我2000年至2004年间的随笔、评论和对话。本书作者张旭东是著名的都市文化批评家，目前任职于纽约大学东亚系与比较文学系。全书共分为近看美国、城市镜像、大学反思、文艺杂谈、对话与访谈五个部分，涉及时间跳跃性地跨越20、21两个世纪，所观察领域从文学到文化到电影，所访谈人物从托马斯·班德到王安忆，可以说是对目前中国人所关注的都市问题的全方位反思。由于作者本人所具有的国际视野和思想深度，本书不可避免地为读者提供了一道思想的大餐，是目前书市上难得一见的具有全球化视野和一定思想深度的文化批评读物。本书是作者2000年至2004年间的随笔、评论和对话。全书共分为近看美国、城市镜像、大学反思、文艺杂谈、对话与访谈五个部分，所观察领域从文学到文化到电影，所访谈人物从托马斯·班德到王安忆，可以说是对目前中国人所关注的都市问题的全方位反思。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以1699—1722年间在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的生平为线索，介绍了耶稣会士中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并探索其与《旧约》之联系为己任的索隐派的基本情况，勾勒出影响了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中国礼仪之争、传教区各种势力的争夺，以及康熙朝廷与罗马教廷往来的史实。同时还通过傅圣泽返回欧洲后的活动，描绘了萌芽中的法国——欧洲汉学，以及与欧洲汉学和近代早期欧洲思想史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之争和18世纪欧洲中文图书的状况。《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还提出了一些深具思想史意义的问题，比如因被目为异端而长期遭忽略的索隐派思想的文化史意义和比较文化学意义；礼仪之争中争议和权力之争的相互影响；耶稣会士向中国传播欧洲科学知识的动机和实践是否如李约瑟所评价的那样消极，等等。《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英文本1982年首次出版，是一部较早专论索隐派问题的著作，其开创性价值至今不衰。作者为撰写本书广泛阅读傅圣泽的著作和书信：其中多数是未刊手稿，并将这些文献详细罗列，书读者开列出一份内容广泛、数量庞大、语种丰富的参考文献目录，使它还具备实用的工具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