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燕是清初具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因一介布衣，既无显赫的身世，又乏贤达的奥援，所以不惟死后声名不彰，即生前也少为人知。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编辑的《珍本古籍丛刊》系列中收入了廖燕的《二十七松集》，这个版本共四册，其中廖燕作品正文三册。作者使用这个版本，主要考虑到它有如个几个优点：第一，收录作品最全。该书编辑过程中对现存几个重要版本进行了对勘，对寥燕可知的作品一并收入。第二，有校语。该书对于一些作品中各版本互异的字词，均注明了校语，对于研究甚为方便。第三，该书在编辑廖燕作品之外，还附有《廖燕研究资料汇编》一册，收录了清代以来廖燕的传说资料、年谱、版本及作品介绍、今人重要研究文章等，这给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然，该版本也有很大的缺点，就是校勘不精，错字较多。因此，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引用廖燕作品的卷次采用台湾本编次，但对于其中一些错字，则参校复旦书藏的日本柏阅堂刻本和干隆二十二卷本，以及笔者复印的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民国十七年印本，一予以改正，为节省篇幅，没有作出校语。

全书从西方人的视角独特介绍了关于西中文明在各学科上存在的差异表象（如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哲学、美学、艺术等），深入剖析了产生差异的历史根源。

《德国新给付障碍法研究》著所称的德国民法典新给付障碍法，是指《德国民法典》全新债法中的给付障碍法，更为确切地说，是指经由2002年《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创设出来的、《德国民法典》中的全新面貌的给付障碍法；其在内容上限于，德国民法典》中的一般给付障碍法，原则上并不扩及于《德国民法典》债法分则中的特别给付障碍法。本专著第一章至第四章由杜景林撰写，第五章至第十章由卢谌撰写，应当说明的是，虽然著者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还应当说明的是，本专著与拙著《德国新债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同属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学校“211工程”建设项目对本课题研究所给予的全部支持。

二、递交国书的小插曲按照国际惯例，新任大使抵达后，驻在国礼宾司长必须尽快拜会新大使，安排向驻在国国家元首递交国书事。国书是新大使抵任时的“介绍信”，由国家元首签署。是一个国家元首向另一个国家元首介绍自己的使节的正式信函。一旦大使递交了国书，就意味着对方接受他作为派出国元首的代表在该国活动。所以新任大使都非常希望早日递交国书，以便早日开展活动。在外交关系中，有时一件小事会有一定的政治含义。譬如安排递交国书的时间，通常情况下，由外交部礼宾司根据本国国家元首的日程和新任大使的人数，集中安排，可以是一个月一次，也可能两个月才能安排一次。有时，因为两国关系冷淡，还会发生故意拖延的情况。我们到达巴黎的当天下午，法国外交部礼宾司长格拉塞夫妇就到官邸来拜会我们。格拉塞是典型的高卢人长相，中等个儿，鼻子又高又尖，瘦瘦的，显得很精干（这点在以后的合作中得到了证实）。他的夫人玛丽·克里蒂安娜也是中等个儿，瘦瘦的，很有风度。格拉塞本人是职业外交官，曾在新加坡当大使，对亚洲很熟悉，也热爱东方文化。他家里收藏了不少中国艺术品，还有两幅刘海粟的真迹呢。官邸的招待员周剑波送上了茶水及春卷等中国小点心。双方寒暄了一下，我和施燕华都做了一番自我介绍，简单谈了一下我们的外交经历。格拉塞说：“吴大使数度在法国邻国任职，比利时、荷兰、日内瓦，当时我们很嫉妒。现在您终于到法国来了，我们非常高兴。我代表希拉克总统、若斯潘总理及韦德里纳外长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我表示，来法国任职深感光荣和艰巨，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中法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我的夫人施燕华也是职业外交官，去法国前曾在卢森堡当大使。格拉塞显然在来拜会我们之前阅读了我俩的履历。他回过头来问施燕华：“离开驻卢森堡大使的岗位，到法国来，您不感到遗憾吗？”施回答说：“不遗憾，一方面因为我仍是外交官，仍在使馆工作，可以继续从事外交事业；另一方面我特别喜欢法国文化，到法国来我很高兴，我期待着更多地了解法国文化。”法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十分自豪，他们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按照惯例，我把国书的副本交给了格拉塞，格介绍了递交国书的程序。递交国书时，大使可带两名同事，工作语言可以自选。关于递交国书的时间问题，格表示正在积极安排，根据法国礼宾规定，须有4—5位大使到任后才能集中安排向总统呈递国书。而现在只有中国和蒙古大使在等候，年内能否递交，不能保证。但不会让中国大使等待过久。根据法国礼宾规定，新大使呈递国书前，不能拜会内阁成员以上的重要人士，除非有特殊情况，可予以单独考虑。法国不是一个死板地拘泥于礼节的国家，大使的其他活动完全可以照常进行。此后，法国礼宾司的官员私下告诉我，将安排我在明年工月14日递交国书。我已得悉总统的新年团拜安排在1月7日。这就意味着我不能参加总统新年团拜了。我将失去一次与总统直接接触的重要机会。法国没有副外长，外交部秘书长是该部的第二把手。外交部长是内阁成员，只能等到递交国书后才能拜会。因此，12月1日我去外交部拜会秘书长韩金。就递交国书的时间问题，韩金重复了法国的规定。我指出：“如果递交国书拖到明年1月中旬，我就无法参加1月7日总统的新年团拜活动，外界会做出种种猜测，这是我们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但我们中国人是有耐心的，如何做，我尊重法方的安排。毛磊大使（1996—2001年的法国驻中国大使）是1996年1O月12日抵达北京的，11月14日就安排递交了国书。当时临近年底，江泽民主席非常忙，但法国终究是法国，1anance，C’est1aPrance，，中方做出了特殊安排。我递交国书，等一个月是可以理解的，等两个多月是否太长了一些。”韩金表示我讲的这番话很有道理，他准备再作努力，争取作特殊安排。他讲话中仍留有余地：“但这一切取决于总统本人。”12月7日，我在会见总统外事顾问雷维特时，雷主动表示，希拉克总统考虑到中国大使参加不了团拜不好，同意在年底前接受国书。过了两天，礼宾司长格拉塞正式致函给我，通知我工2月工6日12时15分在爱丽舍宫总统府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我很高兴，我终于说服了法国人。P5-7

暂缺简介...

“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对生活版的编辑、我当时的生活导师和密友说：‘我写一个这样的专栏吧。’然后苏丝黄这个名字就脱口而出，它的节奏和音韵似乎打开了看不见的禁锢，有点风骚俏丽和嘻哈胡闹的意思。至于和它相关的那部电影，今天已经可以当成笑话看了。” 苏丝黄的专栏被许多读者称为中国版的《欲望都市》，然而北京和纽约毕竟大有不同…… Susie wong（苏丝黄）这个笔名和1960年那部美国烂片没有关系。它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时的随口一说，和这个专栏的诞生一样匆忙草率。当时，我醉心于让自己的名字填满整个报纸，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而且最后一版编辑们是那么纵容和善良，不仅忍受我的涂鸦，而且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尽可能地在生活上教我腐化堕落。

《国际文化研究选集》是一本前所未有的资料汇编，它介绍了现今世界不同区域文化研究著作中一些关键而的文章，并将它们按照不同的体例融为一体。编者有意这样编排全书去挑战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从业者，以超越旧有界限，重新考虑将文化研究视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运动。囊括44篇当前介绍文化研究方面多样智力传统的文章。每一主题开篇都包含一位国际专家小线内行编辑鲜活易懂的简介。覆盖世面范围：包括欧洲、亚洲、非洲。围绕主题：包括种族、种族关系和民族，跨国主义，性别文化，媒介生产和消费，都市生活，大众实践，技术文化，视觉文化：组织材料以帮助进行规范而严谨的讨论。第一次在一本文集里提供文化研究这一复杂多样领域的条理化阐释。 作者简介阿克巴？阿巴斯（Ackbar Abbas），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全球化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本书运用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学、社会学、市场学、金 融学、法学、区域经济学、统计学等理论，提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文 化体制，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依靠的力量之一是民营企业．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是全民文化意识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保障问题是文化法律、经济、行政手段的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的载体是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是文化人才高地的构筑。

真实的海外留学生活究竟什么样呢？相信每一个留学生都会有自己的复杂难言的感受。这样说吧：无论所在国是怎样的发达，你，一个中国孩子的留学生活，决不是那么美好和轻松，甚至是恰恰相反！作者通过真人真事，把自己的亲历如实地写出来了。但愿会对有些想出国的弟弟、妹妹们和他们的家长们有所启示。　在大多数向往西方生活的少男少女的想象中，国外就是世外桃源，无论在国内学习成绩好坏，无论在家里生活状况如何，似乎只要一出国，就必定有个美好的前途。作者只是把自己的亲历如实地写出来了。但愿会对有些想出国的弟弟、妹妹们和他们的家长们有所启示。

《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从社会学角度集中探讨全球化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表现及其后果，特别是从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以及从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互动角度上，探讨全球化在世界文明、自我认同和民族国家几个层面上的冲突和共生。作者力图从社会学视角对全球化的文化研究相关领域做纵深拓展，其中的一些见解富有新意，并对相关研究领域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