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北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威布这部《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就是通过对美国民主成长历程的考察，分析了影响美国民主制度发展的各种因素，以及美国民主制度的演变脉络。作为美国民主史的资深研究者，罗伯特·威布教授对美国民主文化史的研究与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民主制度成长与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从作者给我们展现的美国民主制度的画面来看，时至今日，美国的民主制度仍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可以想像，被视为西方民主制度“楷模”的美国尚且如此，那么，当今众多晚近民主化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制度在成长与发展中由于受当地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各种扭曲与变异，当不足为怪。

本书系统地汇集了19世以前中国思想文化西传的有关资料和当时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论述了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十八世纪中欧文化接触以及中国哲学对耶稣会士、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影响等问题，征引的中外文献达数百种，并且注释详尽，内容广涉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文学各个方面，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朱谦之先生的教学研究工作十分广泛，涉及了历史、哲学、文化、文学、音乐、戏剧、考古、政治、经济、宗教和中外交通文化关系等各种领域，有些领域在我国至今还属于开拓性的研究。因之他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本书便是朱谦之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此书可以算作他的最得意的著作，当然更是功夫下得最大的一部书稿了。为写作此书，他一共花了40年的时间。

她曾梦想摘取科学的桂冠，但历史的机遇却使她与政治结缘；她不动声色而又最终胜出，她的出现改写了德国的历史。35岁以前，这位生长在前民主德国的牧师女儿还与政治毫无瓜葛，她曾是实验室里一位严谨、刻板的年轻物理学家。她相貌平平，不善言辞又不假修饰，在一群头发花白、仪表堂皇的掌权男人中间，她只是一个爱哭的小姑娘。是什么使她一跃成为大国总理？是什么使她在世界上掀起了”默克尔旋风”？21世纪初的国际政坛“巾帼风”中，德国新任女总理默克尔是非常抢眼的一位。对于默克尔，人们仍有很多未解之谜：一个曾经的东德的少先队员、青年团员怎么会成为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一个总爱流泪的“科尔的小姑娘”又是如何变成成熟的政治家的？有人说她工于心计，老谋深算，也有人说她谨慎务实，直率坦诚，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还有，她的科学家的背景对她的政治生涯有何影响？她的家庭、童年、爱好、婚姻又是如何？本书为您展示德国“女总理夫人”默克尔的传奇人生。

本书介绍了十九世纪最具才华的音乐家肖邦在一个浪漫主义时代中闪光的生活故事。这个故事主要发生在巴黎，在那里，他生活了整整十八年，那几乎是他短暂一生的一半时光。讲述肖邦的故事，当然离不开另一个人，她就是乔治桑——一个富有反叛精神的女作家，她是肖邦的情人和保护者。本书作者以丰富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广泛吸收日记、回忆录、通信等素材，描绘了作曲家在巴黎的爱情生活和创作历程，揭示了肖邦与乔治桑深刻的内心世界和曲折的爱情体验。本书介绍了十九世纪最具才华的音乐家肖邦在一个浪漫主义时代中闪光的生活故事。他在巴黎生活了十八年，那几乎是他短暂一生的一半时光，他以其非凡的天赋闪耀在众多群星的中央。这些天才构成了一个时代——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德拉克罗瓦、李斯特、柏辽兹，当然还有乔治桑——一个富有反叛精神的女作家，她成为肖邦的情人和保护者。本书作者以丰富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广泛吸收日记、回忆录、通信等素材，描绘了作曲家在巴黎的爱情生活和创作历程，揭示了肖邦与乔治桑深刻的内心世界和曲折的爱情体验。

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又同是一神教。然而伊斯兰教又有自身明显的特点。例如，它作为较为彻底的一神教，反对偶像崇拜、反对多神信仰，在其寺院中从不置坛设像。本书在确定论题方面，尽量考虑到伊斯兰教的特点，有所侧重地介绍伊斯兰教文化方面的知识。本书包括的内容，除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礼仪、节日、经训外，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伊斯兰教传统的宗教学科和世俗的自然学科；同时，还涉及伊斯兰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绘画、经济、建筑、书法等方面的知识。本书涉及一些民族（如突厥、蒙古等）对伊斯兰教发展的影响，以及伊斯兰对这些民族自身发展及其语言文字（如乌尔都语、波斯语等）的影响；还涉及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诺斯替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和学说（如新柏拉图学派的“流溢说”）的相互影响。由于伊斯兰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当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在伊斯兰世界和地区，伊斯兰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些学者甚至把伊斯兰教称之为“革命的伊斯兰教”、“政治的伊斯兰教”，也有些学者把这些地区的一些活动称之为“政治的伊斯兰化”、“伊斯兰的政治化”，等等。为了使读者对伊斯兰教有列深层次的了解，本书还就伊斯兰教与当前国际政治生活有关的问题以及伊斯兰都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做扼要地介绍。在地区性伊斯兰教方面，本书偏重于南亚和中亚地区；更多地介绍中国伊斯兰教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伊斯兰教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区分斯兰教的特点和品格。

本书研究的是人文科学根据人的心理要素——知、情、意——形成的哲学、美学、伦理学等三大学科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通过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关注西方学术三分思想演变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内在联系，尤其是人类由自然人凭借美学中介成为德性人的可能性，努力检索启蒙受挫、德性失落的文化根源，探求现代学术对于现代人德性重建的历史使命和未来景观。全文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足音：学术三分理论的思想渊源。文章认为，古希腊时期，是学术三分思想最早的源头。古希腊时代，又可以被分为前苏格拉底时代及其以后时代两个分期。前苏格拉底时代，应该说是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和谐相处的时代，也就是理性与神性均衡发展的时代。苏格拉底，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到来，物质世界越发有力地凸显于人的理性世界，萌发于柏拉图思想中的心理分类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体系中形成了理论和思想形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哲学解宗教的态势，只是以理性为中心的哲学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持，从而导致神秘、畸形与异化的宗教时代的到来。 第二部分，休谟与康德哲学的命运：学术三分理论的时代状况。文章认为，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尤其是启蒙运动以后，人类的近代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理性增添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一时期，上帝已不再神圣，人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卢梭的人本思想、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尤其是休谟的人性论，使古希腊时代的理论、创制和实用学科思想，正式成为哲学、美学和伦理学的知识形态。康德则是这一理论和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然而，也正是康德时代，建立了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哲学取代了以神为本的宗教哲学，进入了哲学解宗教时代的完成时态。尽管晚年的康德对基督教十分流连，而且浪漫派地表现出对于神性的无限追恋，然而，这一切已无法抗拒以康德人本哲学为主体、理性启蒙为核心的历史大趋势。 第三部分，告别韦伯与桑巴特时代：学术三分思想的社会转向。人本主义的崛起、理性精神的张扬，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韦伯、桑巴特时代学术思想社会品质的诞生，提供了历史背景和思想源泉。为世界去魅、禁欲思想和崇尚国家政治，构成韦伯学术思想的基本品质。尽管韦伯也充分体现出对于科技理性的批判，甚至也关注艺术美学对现代人的意义。然而，这一切，与他的学术思想的基本品质相比，完全可以称之为杯水车薪。这是因为，在宗教改革以后，去魅之同时又出现的施魅，世俗化、技术化、权力化等异化形态，正疯狂地催残着神圣的德性精神，学术三分思想已经变形，人类文明正面临着难以摆脱的危机！ 韦伯、桑巴特时代之后，学术三分思想发生了变化。正如贝尔说的那样，学术三分是技术一经济、政治和文化，它也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哲学取代宗教的后果得到充分的暴露。这就是：上帝已死与人之死，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四部分，人，何以不死：学术三分思想与人的命运。文章认为，近代启蒙，尽管以人本主义为发端，而事实上是不断偏向人的知性，即走向狭隘的理性启蒙。这种启蒙，在神性去魅、科技崛起的背景下，逐步失去了人的情感品味和道德关怀。因此，我们认为，启蒙必须首先由知性转向心灵，转向以情感、德性为根本的总体的心灵。其次，在强大的科技理性的帝国时代，美学与伦理学一样，成为世俗、技术与权力的牺牲品，或者做奴婢，或者做摆设，已失去它纯粹、自由的中介品性，现代人不能由此使自己从自然人成为德性人。除非进入世俗、技术与权力走向死亡的时代。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否定作为迷信与愚昧的任何宗教因素，肯定作为文化形态的宗教神学，尊重宗教神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关注宗教伦理中的神性品质对于知识哲学中人性精神的内在关联。通过对欧洲近代学术思想与人类文明关系问题的历史研究，凸显高尚的信仰和纯粹的心灵对于诸多人文 科学思想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具有的渗透与推动力，为现代人实现由必然走向自由的使命寻求一条希望之路！

《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主题不是一件小事，不是故事传奇，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不是清夜里烛光下的小资情调，而是在谈我们民族的膏肓之疾，一个五千年古老文明，一个两千年儒教熏蒸国家的老年顽症。是一部中国近代制度转型史的启蒙读物，一部大众读本，作者依据现实社会中残存的历史遗迹，对过去500年草根社会历史提出了转型叙述，展示了更真实、复杂、迂回的转型原因和过程，凸显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被人忽略的江湖蜕变、崛起和干扰因素。作为心志健全的民族，中国人要了解自己，要反思近代走过的道路，决不能患上江湖失语症和江湖健忘症。明中叶以降，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承载力而言，全国人口总量已接近饱和，晋、徽、闽等局部地区初显人满为患的端倪，过剩人口开始溢出宗族乡村流落他乡。经300年积聚，至清乾隆末年，人口总量终于突破了农业生产力承载人口的极限。四处逃难求生的饥民犹如洪水蔓延全国。这些脱离了古典定居农耕生活模式的移民群体，逐渐生成了一个包括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脱离帝国制度控制的江湖社会。清末至民国初期，天地会洪门、哥老会、青帮等江湖势力借参与推翻满清帝国，全面渗入军队、政治、商业和文化等上层社会，黑白两道渐行融会，江湖的价值观、组织模式和习俗规范也从“道上”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江湖化”。今天，形形色色的江湖组织不在了，但江湖的价值观和习俗规范衍变成的隐形惯例制度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以“江湖”解读中国，反思历史，剖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视野宽，史料翔实，见解独到，令人深思。

1942年临近结束时，第三帝国显然已经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德国在取得战争第一年的惊人胜利后，发展速度第一次放慢了。就在这一年，盟国的战争力量不断增强。美国的参战，意味着美国强大的工业力量即将投入到反法西斯战争中来。　1942年是一个过渡之年，德军在北非和苏联战场的接连失利，预示着战争的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美国的参战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当时，倘若认为对于第三帝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即将来临，显然为时尚早。希特勒仍然占据着欧洲大陆，盟军的空袭和轰炸也未造成重大破坏，大西洋海战仍然处于僵持之中。因此，与其说1942年的战事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不如说它们标志着德国防线开始出现了缝隙。这些缝隙在其后两年半内不断扩大，直到希特勒所梦想的“千年帝国”彻底消亡。

本书作者认为，对文化研究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应该具有综合辩证的精神。文化研究不必排斥审美研究和传统的文学研究，传统的审美研究和文学研究也不必拒斥文化研究。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敌对。许多进行文化研究的人，不仅知识背景是文学研究，而且所用的方法也是文学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当然多种多样）。他们并不是排斥文本，也不是不细读文本，而是扩展了文本的范畴，把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当作文本，文学文本只是其中一种特殊的文本。不论是社会文本（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文字文本（文学作品），还是艺术文本（绘画、音乐、影视、建筑等），都是他们细读和研究的对象。对这些文本，他们像对文学作品一样，都进行仔细观察、解读，并进行具体分析。那种认为文化研究脱离文本的说法，无非是指脱离传统的文学文本。其实这也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因为文学文本同样是文化研究细读和研究的对象。

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并不是作为被普遍接受的范畴而提出，而是作为可以运用于跨文化研究中有意义的分析性概念，它们甚至可以运用于其他得到当地认可的“原生范畴”的系统之中。它们来自欧洲民俗学者们在运用这三者时的区分，并且很可能反映出欧洲“民间”的“原生范畴”，然而在另一些社会中它们又轻易地被认为可以简化为两个分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神话和传说被归到了一起（神话一传说），与幻想性的民间故事区别开来。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并不是散体叙事的独有范畴，在它之下所有其他种类的散体叙事还可分出亚类来。回忆录或轶事，幽默或其他什么，恶作剧或笑话会构成第四和第五个这样的范畴。回忆录或轶事涉及那些为讲述者和他的听众所知晓的人物，然而显然它们会在经常反复的讲述中获得口头艺术的风格，其中一些会在人物为人所知不久就讲述了。回忆录或轶事被作为真实的事情接受，因此可以考虑将其作为传说的亚类，或初级传说（pm-to-legend）。金本杜人（Kimbun（kJ）和马绍尔人（Marshallese）区分轶事与其他传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然而夏威夷人则不这么做。轶事将不在这里作详细研究。与此不同的，是恶作剧或笑话，它们无须讲述者和他的听众相信，就此而言，它们与民间故事相似。把笑话与民间故事或其他散体叙事在正常形态下区分开来是可能的，只是我还不知道谁这么做过。鉴于笑话在美国民间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它们看来应自成一类而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相并列，但是这或许是个有种族中心主义味道的观点，因为在有文字的社会以外，它们几乎无人提及。就对笑话和轶事的关注现状而言，它们显然应受到民俗学家们更多的注意，不过在它们被更多地注意之前，尤其是在无文字的社会中，我倒宁愿暂时把它们考虑为民间故事和传说的亚类。在一些社会中，传统的介绍民间故事的开场程式都提示听众，下面叙述的都是虚构的，无须信以为真。这一提示可能会在结束时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