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国力迅速恢复，国际影响不断上升，这其中俄罗斯的雄厚智力资源——对外政策智囊库和智囊人物发挥了人令人瞩目的作用。本书作者力图全面梳理和诠释俄罗斯重要思想库的情况、既有政府层面的研究机构，也有科学和高校系统的研究机构；既有官方研究部门，也有民间组织和俱乐部；既有外交领域的著名“领军”人物，也有默不作声而发挥实际作用的研究人员。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内俄罗斯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俄罗斯外交思想库》，共收录了俄罗斯70多个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和近450位学者的简要资料，内容涉及各智库研究领域和具体成果。《俄罗斯外交思想库》另一位主编冯玉军博士表示，“该书从酝酿到出版共花费了一年多时间。俄罗斯对外政策研究机构组成相当繁杂，既有官方背景的科研院所和高校，也有独立机构。丰富的外交思想源泉决定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灵活性。”

本书是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和中国城市发展研究基金执委会公开招标组织编写的《城市发展研究丛书》之一。本书作者是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城市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曾获得2000年度中国图书奖。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包括文化存在、文化系统、文化功能，中篇包括城市精神文化与文明、城市管理文化与文明、城市产业文化与文明、城市建设文化与文明，下篇包括城市文化战略、城市文化事业、城市文化产业。本书的为城市文化管理者、城市文化研究人员，以及高校城市学、文化学专业的师生。"

阅读优秀的畅销书能够帮助人们触摸到最新鲜、最丰富的文化脉动，了解到最科学、最先进的思想观念，感悟出最动人、最深邃的人生哲理。能经得起公众检验而获得认可的畅销书，往往是文字、内涵俱佳的作品，许多顶级畅销书也并非风行一时，甚至能够畅销几年、几十年而不衰，成为不朽的经典力作。由于所处行业各异、阅读兴趣不尽相同，人们难以详尽了解国内出版或引进出版的所有畅销书的情况。为了帮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更多的畅销书的相关资讯，编者编选此书，并对2000—2004年5年间的畅销书的内容加以点评和详介。本书主要是按照各畅销书的上榜时间由近及远加以介绍的，书目选取的范围不涉及教科书、工具书、专业书等类别，对于个别出版时间早于2000年，但是在2000年到2004年间却因再版重登排行榜，并在销量上展现出一本真正畅销书强劲生命力的图书，本书也将它们收录其中。

本书从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的角度，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后殖民、接受美学等有关理论，对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和研究，具体描绘了英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乌托邦和异域之美，详细分析了英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中国形象的正面利用和负面利用。通过研究中国形象如何被英国作家所想象、夸饰和曲解，探索了英国中国观的形成过程和规律，并对其社会心理背景及深层文化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是《人文日本新书》系列中的一本，该系列是一套具有丰富文化内涵与深刻人文精神的新型文化学术类图书，每册突出一个人文主题，小题精作。其体现了学术前沿、专家功力；体现了中国学者透视日本文化的独到见解。语言规范而不板滞，平易流畅，理、趣相得益彰，体例设置灵活生动，图文并茂，亲近阅读。对增进国人对异质文化的认识与了解，扩大视野，提升跨文化平等对话的能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具有深远而悠长的意义。佛教文学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过特殊重要的作用。被中国文学遗忘的文体——愿文，在日本发展成为哀伤的抒情文学，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而中国传说中主宰寿天的泰山府君，传到日本成了阴阳道中安邦护国延寿授禄的祭祀对象，在古典戏剧中，还成为了保佑樱花久开不败的功臣。敦煌文学、佛教文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热点。《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从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入手，通过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透析，对敦煌佛教文学的传播和日本对之的文化接受，做出了很好的梳理和发掘，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

这是一本谈书的专门之书，分为书史篇、著书篇、藏书篇、读书篇四部分。书中所收录文章既独立成篇，又相映成趣，记述了与书有关的诸多史实与逸闻掌故。诸如最早的做书材料为竹简木板；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汉高祖刘邦用儒冠溺尿以侮辱斯文；读书人为求名利而做伪书；藏书家视宋版如黄金；等等。此外，遴选多幅与书有关的插图酌配行文之间，以明示读者。

本书从中国哲学、文学、语言学、史学中的术语出发，以西方符号学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文化的概念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系统地介绍了文化符号学。本书分八讲：符号的思维：言；符号的思维；象；符号的思维；数；符号的思维；字；象的文化符号学；汉语文化学的历程；语言美学的探索；语文意义的诠释。作者努力将西方的符号学理论本土化，以期构建中国的文化符号学。<

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嬗变的大潮冲击之下，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的演进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科学发展的大势表现为分化与整合交替进行。由于学科方法论的突破等诸多原因，为数众多的交叉学科（或日新学科）从传统的人文科学内部逐渐游离出来，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专业领域。由此可见，分化是西方人文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理，整合的趋势在人文科学的发展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其突出表现是出现了许多综合性的问题，如全球化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等。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千年之交，分化的趋势似乎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西方人文科学的发展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人文科学内部的前沿问题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造就了一批新学科。较之于其他融合（如人文科学内部的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这种渗透的力度似乎更大。其二，人文传统的复归。强调人性研究，强调经验研究，强调互动研究，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一时期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毋庸置疑，在这本书中，读者是可以读懂上述一切的。<

本书的撰写原是想将中西文论涉及的从文艺的发生到文艺的批评的若干重大议题或新问题构成序列或流程来横向比较。本书已经论及文艺的和一发论、本质论、作者论、创作论、构成论和接受论。论中西方论又多从上古论到近代。还企图在长久宽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上作纵横开合、立体交叉、条贯述评、多层剖析的论述，故有现在的书名。在作者看来，顾名思义，文艺理论就是针对着文艺整个本体而研讨的理论，不好以诗这个部分来代替文艺这个整体，而文学或者说文艺的原初状态和起源，究竟是诗还是舞蹈之类的什么艺术品种，至今还是悬案，至于说何者为最高的艺术门类这更是需要探讨的了。而凡是“比较”就必定有一种特定的无法超越自身的立场和视角，我的比较则可能是戴着中国文论的“有色眼镜”去看问题的。我希望和要求本书是强烈地散发着中国民族文论的气息的，而以中华民族拥有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文论体系而自豪。这也是鉴于当前文论领域“西方中心文化论”的影响深重的关系（方文论的有益成分是应当吸收的）。

本书从价值体系的角度考察儒家传统与自由的民主传统的关系。作者主张，这两者应该是相互独立而又可以共存的价值体系，而不主张像有些新儒家学者那样，把二者糅合为一个“儒家民主”的价值体系。作者通过对“存在（是）”、“真（真理）”、“语言”、“女性思维”、“伦理”、“宗教”以及“价值”等基本概念的比较研究来论证其价值体系的多元主义主张。本书的每一章都直接或间接地论证如上主题；同时，每一章又自成一体，是对一个具体哲学问题的中西比较研究。本书前言中文版序言作者翻译自己写的书是一种独特的体验。我相信，所有这样的过程都免不了某种程度的改写甚至部分的重写。就本书而言，首先是因为它是一本比较哲学的书，其英文的读者群跟中文的读者群有不同的背景和需要。有些必须对英文的读者群做详细交代的问题，则不必对中文的读者群做详细的交代。反之亦然。比如，对某些中文词和英文词的翻译问题，只有对一方面的读者做交代的必要。所以，本着对读者的尊重和负责的精神，我在中文版里在内容上做了相应的调整。其次，几年前写的书，现在看上去，总觉得有些表述不够好，不够准确，难免要做一定程度的修改。从积极的方面看，作者翻译自己写的书时有一般翻译者所没有的灵活性和主动权。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有一个忠于原著的问题。这里，在允许表述方面的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的同时，我力求在基本观点上忠于原著。好在我对所讨论的主要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基本没有变化。对于哲学工作者来说，其作品能得到同行的诚挚对待，能得到各路学者们的认真的评论和批评，是值得庆幸的事。自本书英文版1999年出版以来，曾受到不少学界同仁的注意，至少七八家英文学术期刊发表了对该书的书评。北美中国哲学学者协会（TheAssociationofChinesePhilosophersinNorthAmerica，Inc.）曾在美国哲学学会2002年底的费城年会上就本书组织专场讨论会。美国著名哲学家南乐山（RobertNeville）在美国宗教学会的机关刊物上就此书发表了长篇评论，一方面做了令作者汗颜的赞扬，认定本书在关于儒家与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同时也从“波士顿儒家”的角度对我的观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其他学者也在这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评论和批评。除了本书关于儒家与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关系问题的讨论，第四章关于儒家伦理学与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关系的讨论也是本书颇有争议的一章。到目前为止，数家有影响的英文学术期刊已经发表了与此观点商榷的文章。现在，此书的中文版与读者见面了。作者希望它能得到像英文版所得到的那种读者的垂顾，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认真的评论和批评。据说，诗人元帅陈毅曾经跟人开玩笑，说他在军人面前称自己是诗人，在诗人面前称自己是军人，所以两边的人都不能难为他。其实，陈毅既是一个很好的诗人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人。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不但可以跟军人谈诗，更能够跟军人一起谈军事做军事；不但能够跟诗人谈军事，更能够跟诗人一起谈诗做诗。当然，这并不排除有的人只限于“在军人面前谈诗，在诗人面前谈军事”。搞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人兼顾中西，不免有“在军人面前称诗人，在诗人面前称军人”的嫌疑。要打消这种嫌疑，我以为最好的办法是去“跟军人谈军事做军事，跟诗人谈诗做诗”。本书过去有机会接受西方学界的批评检验，现在又有机会接受中国学界的批评检验。到底如何，最好还是由“军人”去检验“军人”，由“诗人”去品评“诗人”吧。从积极的方面看，“军人”看“诗人”时，往往会发现“诗人”看“诗人”时所看不到的东西；“诗人”看“军人”时，也往往会发现“军人”看“军人”时所看不到的东西。从中国的文化背景看西方的文化，会发现西方人“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忽略的东西；学习了西方文化之后再回头来看中国的文化，也可以发现原来在国内时“只缘身在此山中”而熟视无睹的东西。希望这本书能在这方面给人以启发。在书籍杂志汗牛充栋的今天，如何写有意义的书对每一个作者都不能不是挑战。我的基本原则是力图控制写作的篇幅，在不得不进行展开讨论时展开讨论，以突出重点，其他地方则力争做到点到为止。这样做难免会给读者留下问题。但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它可能是更多的人参加讨论的开始。我希望这本小书能让读者对有关问题更感兴趣，能吸引更多的学者参加我们的讨论。我愿借此机会感谢张志刚教授、张祥龙教授和钱广华教授。志刚兄不厌其烦的督促和鼓励使我放下手上其他的活，终于完成此任务。祥龙兄在德国学术访问时于百忙中阅读了译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还为此书做了代序。钱教授通读了中文译稿，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又在我今年夏天访问安徽大学时亲自到宾馆里与我交谈，真挚之情，令人感动。希望这本书的最后定稿不让他们太失望。李晨阳2004年10月于爱伦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