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阐述日本文化自身特点与揭示现代日本社会的症结入手，深入分析了日本奥姆真理教从形成到发展直到最终酿成耸人听闻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整个过程的根本原因。作者从对日本耻感文化中的“罪”“恶”的分析，揭示了融合“佛教”、“儒教”、“道教”的日本文化的特征与奥姆真理教产生之间的必然联系，指出了现代日本宗教与日本人宗教精神上存在的盲点。本书见解独到，论证精辟，无论对于研究日本文化的专业人士，还是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一般读者，都可以通过该书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本书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与中国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共同组织编译的国外最新理论文集，内容涉及“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多元文化”、“历史与经验”、“关键词”等诸多专题，收录了斯坦利·费什、西蒙·都灵、朱迪斯·巴特勒、亨利·施瓦兹等著名学者的论文，反映了国际学界的最新理论动向和热点问题，为国内读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读者对象：文科教学研究人员、大学生。

文化的概念之大而模糊，范围之广而无涯，非勇者不敢言，非深思博学者不敢论。抗日战争期间，陈序经教授在西南联大首开“文化学”课，将“文化学”概念和系统的研究学习引入中国的大学讲堂。而陈先生以课堂讲稿为基础写成的《文化学概观》，便是中国文化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全书分为四册，每册分两编，综合探讨了文化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的关系，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搭建了文化学的理论架构。书中采用了作者在国外留学期间收集的大量文化学研究资料，旁征博引，融贯中西，从中也可管窥作者对于东西文化、南北文化研究的主要观点，其中一些观点在今天仍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因此这本书正可作为学习和研究文化学的人拔脚起程的地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超现实主义运动，这是一场要求“改变一切”的革命，它对20世纪的法国乃至世界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本书不是一部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正史”，它记述的是年轻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梦幻般的生活；标新立异的艺术创造与实践，涉足政治的热情与困惑，扑朔迷离的情感世界，暖昧不清的内部纷争……在1917～1932年的青春时代，他们的日常生活，便是最好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这本书决非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历史，谦虚地说，它记述了第一代超现实主义者们的一些迷离奇幻的经历。<

法国外籍军团初创于1831年。当时，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把大量的罪犯、乞丐、投机分子征召入伍，以此取代1830年底法国革命中溃散的军队。然而，如今该外籍军团不仅以声誉显赫、装备精良、战功卓著而闻名，并且已经成为各国所瞩目的一支精锐部队。尽管驻扎于世界各地，但是，法国外籍军团仍然以擅长沙漠作战而闻名于慕尼黑。《法国外籍军团沙漠生存》将向您介绍这支精锐部队在世界上最酷热的沙漠与最贫瘠的荒原上艰苦生存的宝贵经验，这其中包括以下内容：※如何防止阳光的照射；※如何寻找水源；※如何搭建避难棚；※如何确定方位；※如何进行野外急救；※如何识别和防止危险动物与昆虫的袭击。

黄顺力 1953年生，福建永安人。198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取研究生，先后师从罗耀九先生和杨国桢先生，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拙文选辑，是作者从事历史教学与科研工作多年来的一些学习心得和点滴体会。全书分五部分，一传统心态与鸦片战争、二曾国藩与洋务思潮、三人物思想刍议、四海洋观探微、五史学漫谈。

《会诊中国电视》是在博士生张国涛、杨乘虎的帮助下，把我十几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电视的文字梳理了一遍，面对200多万字的著述，既有多年劳作的欣慰和成就感，也有无从下手的茫然，敝帚自珍，真要下决心编成一本令自己满意的文集，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和国涛、乘虎等沟通商量多次，经过了4个阶段的处理过程，首先考虑把著作抛开，因为毕竟已经成书，没有必要再次重复出现；然后考虑按照电视艺术学科的基本理论需求编出了“中国电视20讲”的框架，更多着眼于电视艺术基础理论，但在框架形成后却发现其中的若干篇章已被多种著作和报刊杂志引用，且在我2004年刚刚出版的自选集《电视的观念》一书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此后我们又讨论按照时间的、历史发展的顺序把不同时期的文字分别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串联起来，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见证中国电视的发展脉络，这个框架确定后我又仔细地浏览了拟入选的篇章，深深地感觉到中国电视这十几年来发展速度之快、观念更迭之迅疾令人惊叹，七八年以前的文字也许对于今天来讲，只有历史存证的意义，而现实的启示价值就显得不那么充分了。最后，我还是忍痛割爱，决定把选取的时间限定在最近几年以内，在此范围内对发表的各类文字进行梳理、整合，抽掉其中的纯学理性的文字，以动态的、基于电视艺术与传媒实践现实情状的观察、分析、交流、评说为主要内容，最终形成了目前书稿的面貌。我想这些文字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见证“转型期”中国电视的风云变幻，并为广大的电视传媒、电视艺术的从业者和研究者的现实实践与理论探讨提供一些较为鲜活的、可资借鉴的素材。

当今世界，从信息工业的跃进到媒介产业的发展，都足以证明传播对现代社会的渗透是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断地产生信息，不断地进行信息循环，再不断地生成新的信息。从有线电波到通信卫星，从通讯社到数据库，传播网络和传播流量的国际化和增量速度不停地改变着世界。　信息传播的“国际化”或“全球化”是如何形成的？信息传播在世界现当代历史的演进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就是西方著名学者阿芒·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试图解释的问题。　作为法国著名左翼学者，阿芒·马特拉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走出欧洲，观察国际风云变幻后面的传播脉络。30多年来著作累累，论题涉及到文化、政治、大众媒介和传播历史及理论。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一书中提出了三个观点。　首先是战争对传播具有推动作用。战争对信息传播的功能性需求，先是缩短时空距离的需要（比如，手机的前身是摩托罗拉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的步话机；五角大楼作战指挥系统的计算机网络诞生了后来的因特网），同时战争期间对鼓舞士气的要求也促进了宣传鼓动的发展，甚至衍生出心理战这个专门学科。　其次是发展主义的神话使金融资本走向经济全球化，从而模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最终是跨国的信息传播新网络按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分配重新分割世界。　第三，信息文化尤其是视听文化的全球流动引发了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在商品的标签下，跨国传媒集团用工业化方式推广的文化，成了普遍的文化消费资料，而“消费者权利”成了文化传播的动力。　马特拉着力观察和批判了传播强国的跨国媒体集团为了主宰其他民族的、地方的或群体的文化，而在强制性传播中掀起的一场全球化运动。他认为，文化同化的恐惧和文化认同的希望自从传播工业化以后就成为了国际关系的要素，但文化同时要受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跨国媒体集团所标榜的所谓“现代化的取舍”，虽然看似重视了信息接受者的权利，但却忽视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真正的信息传播应该是接受者和传播者之间的互动的对话过程。而在信息交流的不平等背后，马特拉预言了人类将面临着重重危机。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縣人，是中國近代史上著述甚豐、影響極大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從一八九六年主筆《時務報》開始嶄露頭角，活躍在歷史舞臺近四十年，以其多姿多彩的形象，久領風骚。他一生鍾情於政治，早年組織“公車上書气參與戊戌變法；民國時期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出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財政總長等職。他一生致力於“新民“在傳播西學、以新知識新思想啟迪國民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是晚清民國時期“輿論界之驕子气從創辦《中外紀聞》到《改造》停刊，一生創辦和主編了十一家報刊。他是中國古代學術的終結者和現代學術的奠基者之一，對於“新史學”的貢獻，無人能相匹敵。他寫就的《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開拓了學術思想史、社會史、文獻學、文化史、民族宗教史、史學理論等全新的領域。他還是“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的發起者。他那“筆鋒常帶感情”的文章，更是不陘而走，一篇即出，全國爭誦，啟迪了連續幾代青年人。梁啟超一生“善變气但不變的是他的學者本色，愛國情懷。他以文字報國近四十年，故胡適評價說√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气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机读目录格式是各国编制书目数据普遍遵循的一种规范，从UNIMARC、USMARC、MARC21到CNMARC等各种格式都在不断完善。《中国机读目录格式》曾于1996年作为文化行业标准（WH／T0503—96）开始实施，在我国图书馆书目数据制作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国家技术监督局通过文化部下达国家图书馆研制机读目录格式的国家标准。经过近8年时间，国家标准《中国机读目录格式》已经通过文化部组织的专家鉴定。根据标准格式文本编写的本手册在参与标准制定的有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即将出版供图书馆编目工作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