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大量电子化后，传统的图书受到挑战，现代生活方式的大量开掘，也令传统的文化接受形式有些黯然。图书，曾雄霸天下的文化产品，如今也在现代商品的冲击下有些危然自立。然而，确信者自当确信，无论人类怎样使用高科技装备自己的生活，做为纸质的图书，仍将在人类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就旨在从喧嚣的世俗浪潮中撑一根杆子，挂一面旗子，一面为纸质书的光荣史呐一声喊，一面缅怀那些从纸质书的世界打出一片天下来的雄才大杰，一面还慰安那些继续浸淫于纸质书、并将要续脉于纸质书的高人韵士们。自然，此前三联书店等诸出版前贤也已有过类似努力，我们愿与所有同好共同维护我们心灵的家园，那些永涵墨香的朴素而古老、坚韧而高贵的书的世界。《我与中国书店》校订精良，装祯朴素，实在是内外相一，为同类书中不可多得。爱书人没有不爱旧书的，旧书之在为中国文化续命上，或者一点不逊色于新书。而北京之旧书流通渊源既久，影响也大，它既培养了一群有见识、能做事的读书人，也培养了一批有品味、不市侩的卖书人，还培养了一批有德行、有眼光的鉴书人。《我与中国书店》作者就是该旧书市场影响下的读书人兼鉴书人，由他来写北京的旧书大世界，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与中国书店》是一部反映北京中国书店变迁的资料书。作者周岩是中国书店的前辈领异。全书畅叙北京古旧书业的历史及社会主义改造之得失，中国书店的业务活动和抢救中华文化之贡献。此外，还介绍了一些对北京古旧书业有贡献的业内人士之事迹。读者可从书中了解中国书店及北京旧书业的全貌。《我与中国书店》，卷首收录北京师大启功先生、许嘉璐先生两位师长的文章，谈旧书铺的掌故，谈在中国书店中“淘书”的经过，读来让人亲切而向往。而书中的其他内容，则是作者以亲身经历或亲闻亲见，记录中国书店五十年的发展史，书中所记中国书店对珍稀古籍的收购和抢救，也是一段段值得颂扬的书林佳话。书业前辈周岩先生的《我与中国书店》，不妨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古旧书业的变迁史，书中记述了书业人员们的敬业服务精神，从孙殿起、雷梦水到张问松、郭纪森，默默地为传播传统文化立功，令人起敬。

本书讲述了中国图书版本源流及鉴别方法。系统论述了版本学的理论、历史和各种版本现象，完整阐明了版本鉴别的系列方法，对古今各种类型的中国图书版本做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并一一讲解各类型版本的具体鉴别方法，既有理论高度，又具实际指导作用。

本书是一本学术性较强的著作，文字严谨，字句悠长，其中还援用了不少文明发展史上的典故，宗教和哲学方面的术语。美国学者亨延顿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出发点论述中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与西方的冲突。本书作者不以西方文明为核心，而是从西方文明以外的几大文明各自的意志阐述文明冲突的内部机制。作者认为几大文明在发生冲突时内在裂变大于外在冲突。不同文明之间可以通过“集体学习”从而达到“和平共处”，“跨文化对话”是 现今世界性主题。数年前，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引起普遍关注的"文明冲突"论。在他系统阐述这一论点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冷战后的世界政治将沿着文明的界限进行重组，应把文明冲突这一崭新的具有范例性的观察方式引入国际政治的分析。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它初看上去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和某种说服力，但在进一步仔细探讨下，它却又引发出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批评意见。森格哈斯教授在其《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了批判性的论述，并通过对文化（文明）的属性、文化的内在冲突、现代化和多元化与文化演变以及"跨文化哲学"和"跨文化对话"等问题的阐述，提出了另一种供选择的思路，它对深入研究文明的发展与冲突问题颇具启发性，它同时也有助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层次上去理解当代的世界政治。该书作者指出，在"文明冲突"论和有关讨论中出现的一种错误观点是：把文化或文化领域（即"文明"）视为一种内部结构固定的事物，认为各个文化的特征是各自文化所先天固有的、不变的本质属性，并进而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正因如此，人们笼统地把"儒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以至"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可以界定的和容易确认的事物来加以论述，甚至把它们视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并预言它们之间的冲突将是21世纪世界政治重建的决定性因素。森格哈斯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本质论的表现，即用本质先于存在的唯心主义理论来解释文化现象。森格哈斯教授指出，各种传统文化实际上都是以内部分歧（以至对立）为标志的，并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和演变。对各个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观做简单的、一成不变的概括会产生误导作用，容易使人"忽视"各个文化内部所包含的众多的互相矛盾与对立的观点和立场，而这些不同观点和立场的相互争论和相互影响对该文化的自我延续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众所周知儒文化"曾有过"百家"争鸣的时期，而"印度文化"这个概念根本不可能概括它所应包含的大量的相互对立的文化现象，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多元的思想观点和多神的世界。"伊斯兰文化"也非一尊"独块巨石"，伊斯兰教从开始起就是以不同的法系和不同的基本教法为标志的，它始终是由许多并非相互友好甚至是敌对的派别所组成。森格哈斯教授认为，最令人惊奇的是"西方文明"这个概念，似乎意味着启蒙运动、个体主义、民主、人权、宗教自由、多元化、言论自由、男女平等等等。但这些特征并非是西方（或称欧洲）文明所固有的，它们是在欧洲近几百年的独特历史条件下才开始形成的。即使在西方世界也同样有过思想分化的过程，启蒙运动也招来了强烈的反对思想解放和反对现代化的思想与政治思潮。 关于文明（文化）冲突问题，森格哈斯教授强调：世界各大文化首先面临的是其内在的冲突，这一冲突远比"文明的碰撞"（即文化间的冲突）更具有根本性。所谓文化的内在冲突主要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各个文化的内部所出现的文化争论和文化斗争。在当今世界，这一过渡已不仅发生在西方世界，而是逐步遍及全球。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流动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和认同意识，并导致新的社会要求与传统文化的对立，即各个文化内部的冲突。简言之，现代化的进程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必将导致文化领域的争论和斗争。从历史观点来看，这种文化的内在冲突是根本性的，不管人们乐意不乐意，它终将发生，并终将迫使文化发生演变。此外，在传统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不可能理解和适应现代的多元化，所以这种文化演变（或称文明化）总是与自身的传统相违反。正因如此，森格哈斯教授把这种文明化的发展称之为"非意愿的文明化"，即非自觉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文明化。无论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深入研究多元化问题和文化内在冲突问题，应是文化对话的中心任务。如何使现代冲突通过可靠的文明化来加以缓解，这应成为国际文化大讨论的真正焦点。

我国什么时候开始有博物馆？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原因是对“博物馆”这个名称的看法不一样。因为博物馆是变化的，一开始的博物馆和现在的博物馆是不同的，所以从什么时间算有博物馆看法就不一样。世界上出现博物馆，大家公认是公元前283年埃及托罗密王朝的宫殿，认为那是世界上第一个博物馆。承认它是博物馆，还是15世纪以后的事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博物馆在中国出现，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以前的所谓“博物馆”，只是一个收藏文物的地方，而文物的收藏很早就有了，但这不等于说收藏文物就是博物馆。开始的博物馆是只收藏不让人看，后来的收藏是供研究和教学用，再后来发展到藏品必须要给观众看，这才能算是真正的博物馆。因此，从历史上看，博物馆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书林清话文库》全套第一辑分6册，包括6位专家学者的著作。虽然每册书均有自家的侧重，但大家探研古今书籍、藏书文化，典籍聚散的精神内涵却气息相通。他们的文章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读者在品味个中清话、清谈的同时，又感受着文化沧桑。《书林清话文库》涵盖读书、淘书、著书、评书、藏书和卖书等儒雅话题，是读书人能各取所需的系列书，而且可读性很强，颇得学界青睐。信息大量电子化后，传统的图书受到挑战，现代生活方式的大量开掘，也令传统的文化接受形式有些黯然。图书，曾雄霸天下的文化产品，如今也在现代商品的冲击下有些危然自立。然而，确信者自当确信，无论人类怎样使用高科技装备自己的生活，做为纸质的图书，仍将在人类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就旨在从喧嚣的世俗浪潮中撑一根杆子，挂一面旗子，一面为纸质书的光荣史呐一声喊，一面缅怀那些从纸质书的世界打出一片天下来的雄才大杰，一面还慰安那些继续浸淫于纸质书、并将要续脉于纸质书的高人韵士们。自然，此前三联书店等诸出版前贤也已有过类似努力，我们愿与所有同好共同维护我们心灵的家园，那些永涵墨香的朴素而古老、坚韧而高贵的书的世界。《书乡漫录》是学人曹培根先生记述中国藏书之乡常熟的有关藏书情况，内含四章，计“虞山书人”一章，“藏书盈邑”一章，“琴川书事”一章，“学人书品”一章。各章所述各有所重，然皆考辨钩沉，无有虚处，此正是学人为学之风范。而所彰显之常熟，略可判为东南文化重镇，其与历史上之常熟亦相吻合。若有谁欲知常熟何以名重古今，阅过此书，当得究竟也。曹培根的《书乡漫录》是对常熟藏书文化的梳理，同时亦波及周边地区的书人书事。作者为常熟理工学院的研究员，堪称常熟古今书事掌故的研究专家，况且常熟为吴中腹地，有厚实的文化底蕴，尤其是明清两代多出学人，钱谦益、毛晋、瞿绍基、陈揆、张金吾、顾祖禹、潘祖荫、黄摩西、曾朴、吴双热、姚名哀等不胜枚举。更何况还有官府及众多书院和寺庙的藏书。因而，该书不仅可为普通读书人接受，还能得研究常熟文献学、史料学、档案学、谍谱学等专业人事的青睐。

我国的现代文明建设除了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遗产以外，还需广泛借鉴和吸收包括犹太文明在内的其他各民族的宝典精神财富。由于种种原因，对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在我国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其实际价值和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颇不相称。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以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人们已经认识到认真研究这个伟大而奇特的民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丛书。所谓了解和研究一个民族，最主要的莫过于把握其民族精神。犹太民族的精神寓于其文明的各个方面，尤其寓于其宗教和哲学中。因此，翻译犹太教和犹太哲学方面的著作就自然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我们也考虑到了犹太历史、政治、风俗习惯诸方面，但由于丛书的规模所限，这方面的内容就相对少了一些。此外，我们还注意了如下几点：首先，选择的宗教著作乃是学者们关于犹太教的论著，而不是犹太教的原典——《圣经·旧约》和《塔木德》。第二，我们认为，犹太学者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往往比外族学者更为准确和深邃，其著作更具有权威性。第三 ，虽然犹太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一般知识性的著作，但我们还是考虑到了必要的学术性。

澳大利亚对东亚的认识经历了由隔绝、逐步认识、走近以至面向和融入，再到目前的有所疏远的过程，其东亚政策的形成和演变也就反映了澳大利亚对东西认识过程中的这种变化。自建国到二战全面爆发，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是依赖英国保护其完全，无独立的对外政策，遑论成型的东亚政策。但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人所固化的殖民主义者心态是其后来形成僵化的东亚政策的重要根源。二战全面爆发后，英国无力保证澳大利亚的安全，遂发生了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历史上最重大的转折：从依赖英国转向依赖美国，这次转折奠定了澳大利亚至今乃至于未来很长埋藏东亚政策的基础。同时也开始其转向以亚太国家尤其是注重与东亚国家进行交往的进程。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导致澳大利亚相应调整其东亚政策，而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标志其在二战后首次具有了完整意义上的东亚政策。……总体而言，二战后澳大利亚的东亚政策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一是二战期间，标志是与美结盟打击日本。转变的原因主要是国家安全受到日本法西斯的直接威胁。二是20世纪70年代初，标志是与中国建交。转变的原因主要是东西关系的缓和、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收缩以及东亚经济的持续增长。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标志是与东亚地区有所疏远，重新倾向欧美。转变的原因主要是澳大利亚对其地区认同产生了犹疑，而产生这种地区认同危机的原因在于缺乏自信、种族主义以及价值观的冲突等。<

暂缺简介...

A01#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是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承办的国家级政府奖，是评价我国广播电视报道水平的最高奖，每年举办一届。本书汇编了2003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新闻类获奖佳作并分类进行评述、赏析，展示了中国广播电视新闻类节目的精品，很多节目感人至深，令人难忘。本书有助于探寻广播节目的制作规律，改进采访与编排，提高报道水平，因此，可以作为广播电视从业人员的学习参考书，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新闻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本书还涉及众多被报道的人物，必将给他们留下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并具备了收藏和馈赠价值。

A01#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是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承办的国家级政府奖，是评价我国广播电视报道水平的最高奖，每年举办一届。本书汇编了2003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社教类获奖佳作并分类进行评述、赏析，展示了中国广播电视社教类节目的精品，很多节目感人至深，令人难忘。本书有助于探寻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规律，改进采访与编排，提高报道水平，因此，可以作为广播电视从业人员的学习参考书，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新闻专业的教学参考书。本书还涉及众多被报道的人物，必将给他们留下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并具备了收藏和馈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