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册是一种传统的媒体形式，既不像户外广告，招贴那样身居要地，轰轰烈烈，又不如明信片媒体卡那样印刷精美。宣传册是实实在在地给人们提供着较详细的服务信息。就宣传册的设计而言，一个好的首页是与顾客进一步沟通的第一保证，独到的设计与明确的信息引起人们关注的最佳手段。而其它页的排版则要力求清晰易读，对文字与图形的选择，对空间的合理安排，包括对字体风格与大小的确定都是今天在这一设计上必须有所要求的重要环节。本册所收集的近期西方宣传册设计，如同一个窥视世界平面设计走向的窗口，她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今日西方的不同风格的设计的一种不可多得的机会。

本书结集了百篇大公同人、作者、读者和报史研究者的回忆文章。内中有人有史、有事有情，多方展示这份“中国人民的报纸”的历史影响和新闻建树。本书文笔朴实、感情诚挚，其中不乏犯不着为人知的报业史料。片断：由顾准的一封信想到王芸生/谢泳顾准有一封信，夹在王芸生的一篇文章中，可能是因为顾准生前没有提起过，所以不大为人所注意。罗银胜和高建国的两本顾准传，就都忽略过去了。这是一封长信，对于研究青年顾准有很重要的意义。听说顾准全集正在编辑当中，如已收入就不说了，如果没有，可以收入。王芸生的文章题为《三寄北方青年》，登在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国闻周报》14卷15期上。十多年前北京出过一本《一二九运动》的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其中就收了王芸生的这篇文章。这封信是顾准以吴绛枫的本名写给王芸生的，他读了王芸生在《国闻周报》上发表的《前进吧中国！》和《寄北方青年》后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向王芸生请教，王芸生就借这篇文章说了他的一些感想。那年顾准22岁，王芸生36岁。顾准的信主要是在对西安事变的理解上和王芸生有不同的看法。王芸生在文章中说：“吴先生这封信是由上海寄来的。这封信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都未参加西安事变，都未曾施用开后门拆烂污的手段，而且共产党也是爱民族爱国家的。我希望吴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就是共产党的态度。”顾准写信的时间是1937年1月7日。我们现在从信中可以看出顾准早年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和立场，也可以看出一个22岁的青年对于国家大事认识和理解的程度。因为篇幅，我不能再引原文，但我要说，青年顾准后来之所以能成为那样的一个人，不是偶然的，他在那样的年纪，就能写出那样富有逻辑和论辩力的文章，而且态度平和，既不伤害对方，还要给对方的信论以辩驳，见解和风度都非常好。顾准早年是一个共产党员，晚年却成了另一种人。王芸生年青的时候也左倾过，但他到了《大公报》后，也就转变了，他说过：“我是靠做报吃饭的人，在政治上没有派别，纯凭国民的良知”。现在我要说这样一个问题：就当年顾准和王芸生对西安事变的评价而言，我们应该说还是王芸生看得远，看得深。这几年随着我国档案的解密，我们对于西安事变的了解也多了起来，我从陈立夫的回忆录和现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的一些研究中，联想到当年王芸生的一些看法，得出了上面的结论。青年顾准在对历史的识解上，还是比不上王芸生，但到了六七十年代，顾准却超越了王芸生，这我们就不用多说了。王芸生到了后来，就不会思考了，也许是他和顾准的处境不同吧。从顾准和王芸生这个前后变化中，我们就可感觉到许多沉重的历史内容。王芸生当年是《大公报》的主笔。近年专门研究中国现代人物的学者不少，但印象中专门研究王芸生的还不多，几篇有分量的论文还是他的儿子王芝琛写出来的，在有关《大公报》的研究中，对王芸生的评价也较肤浅。过去王芸生是一个很能写的人，他的著作要是都印出来恐怕不是一个小数目，但现在是不是有人在想着为王芸生出一本文集或者全集，我还不知道。我曾在《观察》周刊和天津《大公报》上读到过王芸生的不少文章，在他那一辈人中，就政论文章而言，我以为王芸生绝对是一个好手，他那样的政论文章，我们今天就没有人能写得出来。他有一篇长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可以见出他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素养。他这篇文章出来以后，蔡尚思有一篇文章评王芸生，我看过蔡先生的文章，就写文章本身来说，他不是王芸生的对手，而且见解也在王芸生之下。政论文章的高手，他的看家本领是两条，一是文章得好，二是见解得高，王芸生就做到了这一点。五十多年前，他为《大公报》写的那些社评，我们今天看了还不能不佩服，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人，不能忽略过王芸生这个人。（原载2000年6月5日《大公园》）片断：我与《大公报》——二十年与《大公园》的因缘/董鼎山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心目中的新闻界“英雄”是徐铸成先生。他在《大公报》以及后来创办《文汇报》的经历常常引起我的神往。我一直没有机会在他生前拜识他，1982年他托人把他的回忆录《报海旧闻》带给居住海外的我，令我惊喜交集，现在还保留着，经常翻阅讨教。虽然我是上海《申报》出身（1945年大学毕业后第一个职业），当时的愿望还是加州大公报》或《文汇报》。范长江在《大公报》的报道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的榜样，引起我英雄式的崇拜。我把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书架上并列一起。杨刚、浦熙修等都是一些我所熟悉的名字，但是由于我喜好文艺，另一个令我兴奋的名字是萧乾。他于大战时被《大公报》派遣到欧洲采访战地新闻，某次我在报上看到一张他穿着军服佩着“战地记者”（WARCORRESPONDENT）证章的照片，极为艳羡。我的梦想就是充当这么一位充满罗曼谛克气息的战地记者。当然，他是前辈，我后来有幸于80年代在纽约一宴会上与他初次相谈，一见如故，此后我们甚至称兄道弟地通起信来。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将他的信函保留下来（北京一出版社曾要编集萧乾书信集，向我素材料，我竟无以为答）。他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是我经常的读物，特别是我自己目前正在考虑写回忆录（天津一位书局编辑不断催促）之际。虽然《大公报》是我少年时的崇拜对象，我与它的文字因缘要到了40多年后才开始。给我这个机会的是已故的潘际炯兄。这段故事又得归溯到我的崎岖生活途径。我于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新闻界就职（《申报》、《东南日报》、《辛报》）2年后，于1947年出国赴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深造，原定在2年内回国，不料一耽就是数10年。我于1978年携妻女初返祖国，回到美国后写了一系列的新中国见闻记在《纽约时报》发表，由美联社辛迪加（SYNDICATE）发布，终于引起北京《参考消息》注意，翻译转载。潘际炯兄看到后，托董乐山向我征稿。我犹记得看到第一篇稿子在《大公园》版面上刊出时的兴奋，我的少年愿望终于实现了。通过潘兄的关系以及在《大公报》上的经常见报，我也与许多旧时的朋友取得联系。当时潘兄在《大公园》开有一个名叫《闲居集》的专栏，发表刘郎（即是当年有“江南第一枝笔”之称的唐太郎）的打油诗，其中一篇是：寄董鼎山纽约（1979年）年年相望亦相闻，每抱深情读至文。讶我老儿还在世，怜渠健笔尚凌云。归来旧燕何曾识，记得歪诗定要焚。何日江干重聚晤，莫教终世叹离群。唐大郎兄不久就逝世。乐山请黄苗子兄把这首诗用他的神笔抄写下来。黄兄的书法与唐兄的诗成为今日悬在我纽约家中客室最显著、最珍贵的纪念品。另一位通过《大公报》而取得联系的老友是新闻界前辈陆小洛。当时住居香港的他看到我在《大公园》所发表的文字后开始与我通讯。后来他移民来旧金山的儿子处养老，我特地去旧金山看他。不久他即病故。如果没有《大公报》，我恐不会有与老友再聚之缘。我与际炯兄相聚机会不多，80年代我在《大公园》供稿最起劲期间，每回一次香港，他必请我午宴，并将我介绍给他的同事。通过他，我结识了冯广烈、马文通二兄，大家志趣相同，谈话随意，但是最令我感动的还是，每次他必不忘携来一个厚厚信封，亲自陪我去银行将积聚的稿费兑换美金。他的殷勤周到在今日这个什么都是匆忙的时代，是人性稀有的珍宝。际用退休后侨居美国西岸，我们通过信，但一直没有机会再聚，没想到他是回到祖国落叶归根的。直到去年8月4日我在《大公报》网址看到《大公园》所载黄裳先生《悼际炯》一文，才获噩耗。际用即将退休时我恰在香港，他又在午宴席上把我正式介绍给接任的冯广烈兄。我惊喜地在广烈身上发现了与际炯同样的温雅、善良、慷慨的品质。他也同样的好客，某次乐山恰在香港，他陪着我们周游香港各所大学。我妻蓓棋也曾受过他的招待。但我最不能忘怀的是他夫妇在老牌影星王丹凤所开的功德林素菜馆中款待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夫人。那天我的印象不但是菜肴的精彩，而且也是嫂夫人的美丽、柔和、大方。他们兴奋地告诉我他们的退休计划，并给我看养老后乡居新建的房子。他们孩子似的热诚令我艳羡。但是好景不长，一年余前我收到广烈兄寄来一本纪念亡妻的画册，我的心情极度震动。他的信充满哀伤。我曾数度去信，末蒙作答，想是地址有变。这篇短文也是向他致意。20年来经过几个朝代编辑的变换，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仍是《大公园》的经常撰稿者。《西洋镜》这个专栏之名乃是冯广烈兄的主意。我感谢现任编辑孙嘉萍女士仍让我占这么一角。我已多年来访香港，虽曾与孙女士见过数面，但仍希望来日有机会与她和马文通兄共叙，建立更深的友谊。（2001年8月1日于纽约）（原载2001年8月30日《大公园》）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科研成果汇编。全书分为研究报告和附录两部分。研究报告包括：前苏联出版管理体制的变迁；俄罗斯出版业的发展与变化；几点启示三部分。附录包括：法律法规、出版统计、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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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六个部分：公共图书馆的作用与目标；法律与经费制度；适应用户的需求；馆藏建设；人力资源；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与宣传。书中还附有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公共图书馆宣言等4篇附录。本书对我国图书馆界，尤其对公共图书馆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指南》中的各个部分除了具体详细的阐述外，还对国际上许多国家在不同方面的实施事例作了说明，更便于同行理解、参考。

这里并不全是流芳百世的经典，但曾经是一个人及一代人的路标。100位哈佛大学教授推荐的最有影响的书。当您置身于人类文化卷帙浩繁的茫茫书海时，常常会感到无从起步或难以选择，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100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名教授用简洁、生动、质朴的语言向读者推荐了对他们的思想、事业和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书。本书是对有史以来人类文明成果的高度浓缩。藉此您可以既快捷又深刻地领略到文化巨擘们思想的精华。本书一册在手，胜读万卷！您面前的这本书是一份加了注解的书目，书目中所列都是事关重大的书，是对哈佛大学100位著名教授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书。您将在本书中读到他们的选择及理由。在所有的教授看来，每本书都曾产生过广泛而强有力的影响。本书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每位教授简介；二是该教授的一段简述，扼要介绍推荐的目的或动机；三是推荐书目及简评，担纲挈领地说明哪些书对自己的有何影响；四是个对选择重叠率较高的一部分书专门做的内容简介。另外，书后附有一个推荐书目英译名对照索引，以便读者在对某一本书感兴趣时，可以根据该书的原名去图书馆或网上查找。对那些未在哈佛学习过的人来说，本书将向读者介绍一批热心于与人分离他们的知识与经验的智者。更重要的中。经鼗葨生漆关停并转一批横空出世，的著作。它甚至可能促使一些人腾出时间来读书，摆脱富有诱惑力的工作和娱乐的常规，着手制订一个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

本书包括文化思想论、宏观出版论（上、下）、出版工作论、编辑策划论四辑，收录了王建辉同志20年来从事出版工作的论文《出版产业中的省域经济》、《对100个出版问题的片段思考》、《两种发展观》等近百篇。

本书包括：第一编“全球化：从经济走向文化”粹集了几篇从文化角度来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论文。第二编“全球化与文化”粹集了中西方学者的七篇文章，读者不难看出，各位作者讨论都是在同一层次上进行的，因此这样的对话比较集中，且有明确的针对性。第三编“全球化与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各位作者应该说都是从事文学研究的，有些学者近年来的兴趣逐渐转向文化研究，但主要分析的文本都是文学之本，或者说是一种基于文化学视角的文学研究。

刘德有1931年生于辽宁省大连市。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1949年参加工作后，从事教学和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的编译工作，1964年至1978年任《光明日报》驻日记者，新华社驻东京分社记者、首席记者，在日本常驻15年。其后任《人民中国》杂志编委、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以及文化部部长助理。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成立后，曾任中方委员。现任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和中华日本学会会长，并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本┩夤锎笱Э妥淌诤褪锥际Ψ洞笱淌凇？2000年春，被授予日本国勋二等旭日重光章。主要著作有《在日本十五年》、《现代日语趣谈》、《战后日语新探》、《随郭沫若战后访日》、《友谊·花束·21世纪》、《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主要译作有《占领下日本情况的分析》（合译）、《祈祷》、《突然变成的哑巴》、《山芋粥》、《虫子二三事》、《残像》。 &nb

狐的角色性质早先是图腾、瑞兽，后来是妖兽、妖精，即使在它被视为狐神、狐仙受到崇拜时，也还是妖精。狐神、狐仙从未列入祀典，一直属淫祀范围，就因为狐神、狐仙之不雅。因此，狐文化前期是图腾文化和符瑞文化，后期是妖精文化，妖精文化是主要方面。作为妖精，狐妖是庞大妖精群中无与伦比的角色，堪称妖精之最。狐妖在从宗教民俗文化进入审美文化后经历了全新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改造，成为最具魅力的审美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