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特别讨论了文化权利问题，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一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考察了在全球化传播环境下以文化自治为中心的多方面问题，并探究了保证相对落后国家更公平地参与维护自己文化权利的一些方法和方式。《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还重点讨论了对于那些弱小发展中国家而言文化生存以及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本书是在“市场经济与文艺”论题下的多人文章总汇。

《鲨鱼与海鸥》是法国前外长、现任内政部长德维尔潘撰写的新书，德维尔潘在这本书中论述了奠定法国未来行动的思想和历史基础，并用相当的篇幅评述了伊拉克危机。德维尔潘借“鲨鱼”和“海鸥”做比喻，试图在对立的事物中寻找中庸之道。除了探讨实力与法律、民族特性与全球主义、人权与经济等话题，书中还用了70页的篇幅专门讨论伊拉克危机。德维尔潘认为，在一个众多国家（不仅仅是法国）拒绝超级大国——美国的高压政策的世界里，伊拉克危机反映了国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本书中，德维尔潘以“鲨鱼”和“海鸥”为喻，阐述了美国式政治思维和法国式政治思维的不同。他认为，美国的思维是以达尔文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倡导暴力和霸权逻辑，即“鲨鱼”精神；而法国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倡“世界精神”，主张世界稳定，这就是德维尔潘倡导的“海鸥”思维。这两种思维在现实世界中必将产生冲突，那种思维能够主导世界？在最后，作者宣称：“文艺复兴时期的第1次全球化以西班牙为主导；工业革命引发的第2次全球化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主导。我们难道不能打赌说：以认同、文化和象征为内容的第3次全球化将会使法国的雄心再度迸发？”显然，德维尔潘对法国（或欧洲）主导今后的世界潮流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并为法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指定了方向。

美国西北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罗伯特·威布这部《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就是通过对美国民主成长历程的考察，分析了影响美国民主制度发展的各种因素，以及美国民主制度的演变脉络。作为美国民主史的资深研究者，罗伯特·威布教授对美国民主文化史的研究与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民主制度成长与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从作者给我们展现的美国民主制度的画面来看，时至今日，美国的民主制度仍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可以想像，被视为西方民主制度“楷模”的美国尚且如此，那么，当今众多晚近民主化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制度在成长与发展中由于受当地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各种扭曲与变异，当不足为怪。

本书系统地汇集了19世以前中国思想文化西传的有关资料和当时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论述了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十八世纪中欧文化接触以及中国哲学对耶稣会士、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影响等问题，征引的中外文献达数百种，并且注释详尽，内容广涉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文学各个方面，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朱谦之先生的教学研究工作十分广泛，涉及了历史、哲学、文化、文学、音乐、戏剧、考古、政治、经济、宗教和中外交通文化关系等各种领域，有些领域在我国至今还属于开拓性的研究。因之他被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本书便是朱谦之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此书可以算作他的最得意的著作，当然更是功夫下得最大的一部书稿了。为写作此书，他一共花了40年的时间。

她曾梦想摘取科学的桂冠，但历史的机遇却使她与政治结缘；她不动声色而又最终胜出，她的出现改写了德国的历史。35岁以前，这位生长在前民主德国的牧师女儿还与政治毫无瓜葛，她曾是实验室里一位严谨、刻板的年轻物理学家。她相貌平平，不善言辞又不假修饰，在一群头发花白、仪表堂皇的掌权男人中间，她只是一个爱哭的小姑娘。是什么使她一跃成为大国总理？是什么使她在世界上掀起了”默克尔旋风”？21世纪初的国际政坛“巾帼风”中，德国新任女总理默克尔是非常抢眼的一位。对于默克尔，人们仍有很多未解之谜：一个曾经的东德的少先队员、青年团员怎么会成为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一个总爱流泪的“科尔的小姑娘”又是如何变成成熟的政治家的？有人说她工于心计，老谋深算，也有人说她谨慎务实，直率坦诚，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还有，她的科学家的背景对她的政治生涯有何影响？她的家庭、童年、爱好、婚姻又是如何？本书为您展示德国“女总理夫人”默克尔的传奇人生。

本书介绍了十九世纪最具才华的音乐家肖邦在一个浪漫主义时代中闪光的生活故事。这个故事主要发生在巴黎，在那里，他生活了整整十八年，那几乎是他短暂一生的一半时光。讲述肖邦的故事，当然离不开另一个人，她就是乔治桑——一个富有反叛精神的女作家，她是肖邦的情人和保护者。本书作者以丰富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广泛吸收日记、回忆录、通信等素材，描绘了作曲家在巴黎的爱情生活和创作历程，揭示了肖邦与乔治桑深刻的内心世界和曲折的爱情体验。本书介绍了十九世纪最具才华的音乐家肖邦在一个浪漫主义时代中闪光的生活故事。他在巴黎生活了十八年，那几乎是他短暂一生的一半时光，他以其非凡的天赋闪耀在众多群星的中央。这些天才构成了一个时代——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德拉克罗瓦、李斯特、柏辽兹，当然还有乔治桑——一个富有反叛精神的女作家，她成为肖邦的情人和保护者。本书作者以丰富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广泛吸收日记、回忆录、通信等素材，描绘了作曲家在巴黎的爱情生活和创作历程，揭示了肖邦与乔治桑深刻的内心世界和曲折的爱情体验。

长久以来，我梦见他如此遥远。他在他的传奇里，头带光环，不可企及。一个伟大的魔术师。他不是人们可以随便认识的人，说些雨季和晴天，说些逝去事物的无意义。他的传奇，人们口中的传奇，以及我对他的书的无尽敬仰，使他离开日常关系的游戏，他并不一定高高在上，只是离得远远的，在某个近乎神圣的门槛的另一边。是的，我读着他的书，写着他的书，我建起了一个神话，使他成了野外的隐士，一个稀有得近乎奢侈的作家的形象。我们偶尔互相通信。1979年11月的一个夜晚，我得到了他的第一封信，就在我的学生公寓信箱里。黑色的字迹，刚劲有力。几句简单的话。在那个黑色月份的喧嚣之中，这犹如一个信号，来自我所爱的人。我仿佛是笨拙地轻敲玻璃门，而他居然回答了我。其他的信件接踵而至，颇有规律，未曾消失于平常日子里。从1987年起变得更加频繁。这算不上通信，算不上时光流逝里的什么共谋。我们的交流一般都有具体明确的现实背景。节日里的祝福，、寄一本书。他从来都不会迟回信。很有礼貌，并且慢慢亲昵起来。昨天晚上，我在离开巴黎以前，想要重读他的几页文字，就在他最后出版的那些书里。我想让我的旅行与几段断想、阅读、风景、儿时的记忆纠缠在一起。那记忆犹如某种出其不意的进发，一生里不同阶段的记忆，不同地理路标的记忆。我想要重读在塞摩瓦（Semois）河谷的那次散步，那林木与水草丛生的阿登山（Ardenne）的断谷；我想要重读有关科斯（Cauisses）高原上那次午餐的叙事，当时有一辆旅行车突然出现，满车都是兴奋的老人；我想要重读巴尔扎克如何授予司汤达骑士称号。我在安热（Angers）车站的小咖啡馆等火车时，还在翻阅这几页，我熟知的内容，一个朋友的随想笔记。我身边，几个大学生背着大背包，读着一本旅游指南。阿姆斯特丹毒品通行自由，这让他们兴奋不已。有一阵子，他们的谈论把我从我的天马行空里拉开，在他们的年龄，我也曾去了阿姆斯特丹，发现了伦伯朗与凡高的宝藏。运河的死水。北方的文字。那调色板上的毒品，我从此不曾离开过。火车穿过卢瓦河，活泼闪亮的河水在我眼前展开。这个二月六日的星期五如此寒冷，树木、河岸、铁路的边沿都结起了霜。这次短途旅程将持续三十分钟。火车上都是回家的中学生。我不再有阅读的欲望。风景抓住了我的心。那些杨树如同雾里的桅杆一般挺立。沼泽，浸在水里的草地。河上所有的小枯枝想必都漂到那儿去了。就在镀金的雾洲之后，一幅水的风景陷入沉睡之中，高不可攀。那些黑船不停经过，打破这风景。扁平的黑船，末梢却是方的。它们全都在那儿，紧挨着铁路，随时都能出发捕鱼，出发渡客。它们犹如风景里的一样装饰，引促冥思的一种食物。人们几乎都要忘了周遭的真实，忘了火车的经过与此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多水地区的飘荡，大莫尔纳（GrandMeaulnes）的节日。桤木与水里梦幻的王国①。从严守古风的半岛再往前一些，布列塔尼就从那里开始。P5-7

《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主题不是一件小事，不是故事传奇，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不是清夜里烛光下的小资情调，而是在谈我们民族的膏肓之疾，一个五千年古老文明，一个两千年儒教熏蒸国家的老年顽症。是一部中国近代制度转型史的启蒙读物，一部大众读本，作者依据现实社会中残存的历史遗迹，对过去500年草根社会历史提出了转型叙述，展示了更真实、复杂、迂回的转型原因和过程，凸显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被人忽略的江湖蜕变、崛起和干扰因素。作为心志健全的民族，中国人要了解自己，要反思近代走过的道路，决不能患上江湖失语症和江湖健忘症。明中叶以降，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承载力而言，全国人口总量已接近饱和，晋、徽、闽等局部地区初显人满为患的端倪，过剩人口开始溢出宗族乡村流落他乡。经300年积聚，至清乾隆末年，人口总量终于突破了农业生产力承载人口的极限。四处逃难求生的饥民犹如洪水蔓延全国。这些脱离了古典定居农耕生活模式的移民群体，逐渐生成了一个包括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脱离帝国制度控制的江湖社会。清末至民国初期，天地会洪门、哥老会、青帮等江湖势力借参与推翻满清帝国，全面渗入军队、政治、商业和文化等上层社会，黑白两道渐行融会，江湖的价值观、组织模式和习俗规范也从“道上”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江湖化”。今天，形形色色的江湖组织不在了，但江湖的价值观和习俗规范衍变成的隐形惯例制度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以“江湖”解读中国，反思历史，剖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视野宽，史料翔实，见解独到，令人深思。

本书作者认为，对文化研究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应该具有综合辩证的精神。文化研究不必排斥审美研究和传统的文学研究，传统的审美研究和文学研究也不必拒斥文化研究。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敌对。许多进行文化研究的人，不仅知识背景是文学研究，而且所用的方法也是文学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当然多种多样）。他们并不是排斥文本，也不是不细读文本，而是扩展了文本的范畴，把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当作文本，文学文本只是其中一种特殊的文本。不论是社会文本（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文字文本（文学作品），还是艺术文本（绘画、音乐、影视、建筑等），都是他们细读和研究的对象。对这些文本，他们像对文学作品一样，都进行仔细观察、解读，并进行具体分析。那种认为文化研究脱离文本的说法，无非是指脱离传统的文学文本。其实这也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因为文学文本同样是文化研究细读和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