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1993年，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后，受到震动，撰写了题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的文章，指出：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1997年，他再撰《中国历史必须重写》，重申应将这一观点贯穿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表明：奇丽弘深的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她和黄河文化南北交会，澎湃激荡，形成奔涌不息的中华文化之巨流，汇人古代世界文明的海洋。

探讨了苗族和侗族的服饰工艺文化，之所以选择这一系列研究主题，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苗族和侗族都是极富艺术才华的民族，拥有独特的颖悟力和杰出的创造力，她们的刺绣、蜡染、织锦都堪称中国南方民族文化艺术中的珍品，体现出高超的技艺和卓越的天赋。更为难得的是，当众多的民族文化濒于消失的今天，在一些苗侗民族的村寨中，这种完美的民族文化艺术仍在世代相传，勤劳的苗族和侗族妇女以她们的文化自觉，创造出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第二，苗族和侗族都是南方民族中很有代表性的民族，拥有悠久而发达的农业文化。在富饶的洞庭湖和鄱阳湖畔，苗族先民曾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个久远的记忆一直影响到如今已迁往贵州高原十几个世纪的苗族人，使其在高原的生活环境中处处有所依照。侗族多居于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通道、黎平、三江和融水一带，是这里的原住居民和主要开拓者。十里侗寨，百里侗乡，村村都是沿江而建，寨寨都有溪流穿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令其水稻文化得以在良好的环境中迅速发展。对于苗族和侗族精美的蜡染和织绣艺术，唯一的解释是她们对织绣染艺术的感悟得之于当年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或许可以说，苗族和侗族服饰艺术的精美与繁荣，已非其它民族可以比肩。第三，作为苗族和侗族文化的主要载体，苗侗服饰工艺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出对族群起源的思考和深厚的祖先崇拜情结。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曾对生命起源进行思考，但苗侗民族对天地万物的形成以及人的起源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认知，并鲜明的体现在各自的服饰工艺文化上。如三江侗族的织绣纹饰中神圣的混沌花，是该地侗族信奉的始祖女神萨天巴的图腾符号、是孕育生命的母性象征。苗族的蝴蝶妈妈也有同样的含义，在黔东南苗族的织绣纹样中，苗族始祖“蝴蝶妈妈”作为生命的主题无处不在；在苗族蜡染纹样中，蝴蝶妈妈与飞鸟游鱼共同构筑着万物化生的境界，表达着苗家人对生命的热爱。祭祖节是苗侗民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苗侗民族族群凝聚力的一种普遍表现形式，其中的图腾符号百鸟衣便是这种普遍形式的具体表征。织绣精美的苗族百鸟衣以鸟龙为主题纹样，侗族百鸟衣的形式与苗族大体相似，唯织绣更加细致。第四，苗族和侗族都是古老的民族，在文化背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深入研究其服饰工艺文化，既有利于进行比较分析，认知苗族和侗族的历史文化，亦有利于开展服饰工艺技术的保护和传承。民族服饰工艺及其相关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主要包括工艺技术、款式结构、纹饰内容和传承方式等工艺和文化两大部分，最能体现文化多样性和民族特性。因此，完整的民族服饰工艺研究应包括相关文化的研究，这也正是本丛书所涉及的内容。在这里，文化是传承的根基，若是没有民族精神作为支撑，工艺是传承不下去的。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学科，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而民族服饰工艺是民族服饰文化的重要内容，其研究尚未真正展开，更乏见有深度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正视的。本丛书的四位作者本科所学都不是民族学或人类学相关专业，贺琛就读于新疆工学院服装设计专业，王彦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苏玲和黎焰分别就读于北京服装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和服装工程专业。当她们考入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攻读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时，几乎没有民族学方面的基础，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全新的领域。作为她们的导师，我必须要考虑怎样利用其本科所学之所长选择研究方向，以使她们顺利完成学业。时逢我正主持北京市科委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苗族服饰工艺研究”和北京市哲学社科规划课题“民族服饰工艺文化研究”，于是我决定把她们的学位论文选题纳入我的课题研究之中。她们分别选择了各自感兴趣的题目，贺琛研究的是苗族蜡染，苏玲以侗布为题，兼与苗族亮布进行比较，王彦集中分析了侗族织绣，而黎焰则探讨了黔东南地区苗族女装结构和着装方式。令我欣慰的是，她们不负所望，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逐渐走进了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学术殿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就是她们硕士论文的集成。虽然是在上述课题和项目的框架下开展研究，然而四位作者并没有受此束缚和限制。她们不仅重点研究了苗族和侗族的织、绣、染等具体的工艺技术，并分析了相关的文化习俗，探讨了它们传承和消失的原因。因此，她们的研究在内容和理论方法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发展，这无疑将进一步拓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领域。四位作者都尝试运用了民族学、人类学和艺术学的理论方法，其主要内容都是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深入田野、走进他者世界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作风不仅是完成其学位论文的重要保证，同时对于抢救濒临消失的民族服饰文化遗产尤其是口手相传的服饰工艺技术具有非凡意义。为完成《苗族蜡染》研究课题，贺琛深入贵州东南部的麻江县和黄平县，西部的黔西县、织金县、六枝地区和安顺市，南部的三都县、榕江县等地，进行了长达近两个月的田野考察，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足迹遍及贵州苗族蜡染盛行之地。正是立足于这种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贺琛根据苗族蜡染的风格特色和地域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类型划分，首次提出了“苗族蜡染地域类型说”，并以考察实录的表述手法，真实客观地介绍了各类型蜡染的风格、使用工具、点蜡方法、起染缸的配方、浸染方式等，不仅较全面地阐释了苗族蜡染文化，而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翔实而宝贵的调查材料。在田野过程中，贺琛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对苗族蜡染工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时，我们关注的是它所呈现的意象视界，由此感受到作者的思想，从而产生共鸣。但当一个民族的妇女都能制作这样的作品时，我们就不得不关注这个民族的感情了。苗族是一个感情深沉细腻的民族，一如她们的音乐，充满了凄凉与悲壮……但这种凄凉的曲调里却带着一些血与情的成分，带着对祖先故土的追忆。”从她书中的这段文字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她已经把自己融入其中，这种感受使她对苗族蜡染及其文化的解释准确到位。贺琛还借鉴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从苗族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生态和苗族的历史发展、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思想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世界观，以及邻近民族文化的交融等诸多方面，探讨苗族蜡染的地域性、艺术性、社会性、文化性和民族性特征。这是人类学文化整体观在民族服饰研究中的具体实践。王彦的《侗族织绣》研究，也是以自己在贵州、湖南和广西三省交界的侗族地区的实地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完成的，因此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点。比邻的三江、黎平和通道三县是侗族织绣最为精美之地，之所以选择侗族的织和绣作为研究点，是因为该地侗族服饰中织和绣同时运用，一个擅长织锦的侗族妇女同时也精于刺绣。王彦采用人类学功能主义的观点对侗族织绣艺术的功能进行了细致分析，说明侗族织绣艺术具有实用性、艺术性和手工性三位一体的特征，并承载着多种文化功能。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的，文化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不管这种文化是抽象的社会现象，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按照功能主义学说，只有在满足了低层次的生物性需求后，才会逐渐衍生出更高层次的文化性的需求，因此人们首先是发明了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物质范畴的文化，然后才发明创造了社会组织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在对侗族织绣艺术功能的分析中，王彦亦是沿用从生物性到精神性的发展轨迹，依次介绍了侗族织绣的实用功能、愉情功能、仪礼功能和文化功能，这些功能经常是交织、重叠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和单一的关系。若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侗族织绣艺术的简单与繁杂，朴素与华丽的统一性。王彦在分析了侗族织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谁来保护、如何保护这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措施和方法。她认为保护的主体应该是政府、团体和个人，而发挥研究者的作用、规划民俗旅游开发、普及侗民族文化教育将是保护传承侗族织绣技艺的有效途径。这种坚持文化多样性、突出文化持有者对于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以及强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内外因素的重要作用的思考不失为一种见解，表现出作者较强的人文学养和积极的现实关怀。苏玲在《侗族亮布》的考察研究中，有意识地采用了个案研究法，她分别到黎平县草坪村、通道县上寨村、三江县同乐村等地考察侗布的现状，并尝试运用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学说。她指出侗族亮布是侗族人民为适应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产生的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与生产劳动相适应的一种面料。对于生活在潮湿炎热的西南山区的侗族来说，蓝靛染色的衣物是他们抵御疾病和疮毒最好的服装。他们制作亮布所用的靛蓝染料，不仅使织物具有高度的耐旋光性和良好的耐水洗牢度，更主要的是靛类染料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同时还能蒸发汗气，使着装者保持干爽舒适的感觉。可见，侗族亮布是侗族人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自主创造出的具有生态智慧的文化产品。这个观点富有浓郁的文化生态学的色彩，并再次印证了“民族文化具有能动适应环境的禀赋”的结论。苏玲还考察了在侗布的制作和染整工艺中的信仰和禁忌行为。在田野调查发现，侗族的染坊贴有红纸以祛邪，不许孕妇染布，在祭祀祖神活动中要问“染布青不青”等等，这些都是侗族民间的一种祈祷和祝福行为，是一种出于对染布工艺的复杂多变、不可预测的担心的流露。这种对侗布文化的解构路径，也符合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文化三因子的思想。侗布在功能上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保暖护身的需要，在文化上辅助人们完成不同的社会角色扮演。苏玲还自觉地运用了跨文化比较法，将侗族与苗族的亮布进行比较，以便揭示和凸显侗族亮布具有的表面和内在特质。苏玲的侗族亮布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她运用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分别从硬挺度、透气透湿性、耐摩擦色牢度、耐洗色牢度和耐汗渍色牢度这五个方面，对侗族和苗族的亮布进行了科学实验和检测比较。这种将自然科学实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是民族服饰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黎焰的《苗族女装结构》研究显示出苗族服装的平面结构和立体着装效果是民族服饰的一大特色，具有服装学领域里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法则，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和思维将其拓展和延伸，充满了设计的意味。因此，对民族服装款式结构的研究已是必然的趋势。黎焰通过田野调查、文献和实物分析以及矢量绘图等方法，探讨了黔东南地区苗族服装类型和着装方式，提出每个民族服装款式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态原因，同一群体内部服装款式高度统一，其衣着习惯往往能体现他们为适应自然环境而将生活经验运用到服装的材质、结构、款式色彩及穿着方式上。黎焰深入黔东南苗族地区，先后考察了13个乡镇村寨，分别对黔东南地区苗族服饰和苗族女装结构进行了类型划分，并逐一测量、记录和描述。她立足于“服饰首先是一种物质文化”这一基本立场，将黔东南地区的苗族服饰还原于它最初的“物态形式”，即着装的人和人体、服装本身的形态和结构。不同社会与民族的物质文化曾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关注对象。例如古典进化论代表人物摩尔根从房屋建筑结构和住房分配研究美洲土著居民的房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马文•哈里斯从世界各地区民族的不同饮食爱好和习惯来探讨人类饮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服装是人类身体的延伸，服装的物态形式这一基础性研究更不能忽视。因此当黎焰把眼光重新投向看似简单和普通的服装物态形式时，不仅仅是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的单纯意义的“复古”和“回归”，更是现代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关于研究视野和思路的转变。黎焰所采用的理论视野在一定意义上可归结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结合。通过这种回归服装物态形式和功用的实证研究，既可获得和保存大量的第一手数据和图像，为以后的苗族服饰文化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打下基础。同时又对现代服装设计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使之从服装最为根本的服装结构、人体与衣服的关系上重新调整设计思路，寻找设计灵感和设计元素。人们世代相传的工艺技能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消亡将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如何在社会越来越受跨地域经济力量影响的情况下，保护民族与地域文化特征，是必须要认真思考并付诸行动的。四位作者都共同关注了苗侗民族服饰工艺文化的现状和传承，她们对苗侗织绣染工艺所面临的危机表示了深切担忧，并把这种担忧转化为研究动力，在书中她们分析现状，提出对策建议，显示出强烈的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意识，令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四位作者都是风华正茂的女硕士，对她们来说，远赴偏远的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她们不畏艰辛劳累，以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投身于田野考察之中。她们都经历了进入田野考察之前的困惑和激动，感受了田野考察过程中的考验和喜悦，体验了田野考察结束之后的煎熬和遗憾，以及在论文完成之后的反思与感慨。她们都曾以田野日记、考察随笔等形式记述了各自在民族服饰田野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真实记录了田野研究的心路历程。作为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新人，她们显得有些稚嫩，其研究亦存在着不足和遗憾，倘若假以时日，相信她们一定会更加成熟，取得更大成绩，这亦是我殷切期待和希冀之所在。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的生年有两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1），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0），民国政府取前说，并推定生于公历九月二十八日。是以历来纪念孔子诞辰，以及近两年开始兴起的官方祭孔，都持此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终年实七十二岁。《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若干弟子言行的经典。因此《论语》旧注本之多，解释之歧异，它书罕能与之相匹。今人又有各种现代语体文的注译本不断问世，且加之以各种阐释，愈见纷繁。为适应《论语》在大学课堂上讲读经典文本的需要，本编采用了集几种重要的旧注为主，问之以少量今人之解释为辅的方法，编者自己只极少地对个别的注释表示看法，也尽量少用现代语体文解释字义。

《易脑：中国人的第三脑》尽量采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揭开易学神秘的面纱，把“易脑”展现在人们面前，供大家学习使用。《易脑：中国人的第三脑》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称为现代易学论，主要讲的易学现代化。我们把现代科学和电脑技术引进到易学中来，提出了“易脑”概念，建立了“易脑”系统，发现了易学三大定律，总结了易学十大法则，构成了现代易学基本框架。下篇称为宇宙统一论，主要讲的是易学科学文化。我们把易学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把易学与牛顿理论、爱因斯坦理论、规范场理论、超弦理论联系起来，证明了易学三大定律，发现了宇宙三大基本关系式，提出了宇宙结构关系式，建立了宇宙统一论。“易脑”具有四大功能：科学咨询、科学策划、科学研究、科学管理。《易脑：中国人的第三脑》是运用“易脑”进行科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图书目录第一章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文化与先进文化（一）文化的基本内涵（二）先进文化的基本内涵（三）先进文化的基本特征二、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战略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历史进程三、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一）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路径（二）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的若干关系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一）“双百”方针（二）“二为”方向（三）“两用”方针（四）“三贴近”原则（五）“三创新”原则第二章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质与核心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质：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一）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内涵（二）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三）意识形态与文化（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质是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存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是保证党的纯洁性的必然要求（二）社会思想多元化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第三章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一、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文化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二）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文化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一个新论断二、文化生产力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化生产力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二）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三、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路径（一）我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现状（二）我国加快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路径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和机制一、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二、牢牢把握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二）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三）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 （四）“两分开”、“两手抓”——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五）增强微观活力——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环节 （六）强化领导和配套——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力保障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机制（一）建立高效的管理体制（二）建立全新的发展机制（三）建立多元投入机制（四）创新用人机制四、创新改革理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一）建立全新的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理论（二）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管理理论 （三）建立全新的文化管理法律制度体系第五章 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正确认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一）文化事业和产业区分对待，标志着党对文化问题认识的深化（二）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相提并论，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与时代内涵（三）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共同目标二、繁荣文化事业，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一）发展是横贯文化事业的主线 （二）允分发挥政府在文化事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三）大力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和哲学社会科学三、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化竞争力（一）文化竞争力的基本内涵及其重大意义（二）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和价值取向 （三）培育多种所有制的文化企业主体（四）强化文化产业扩大再生产的若干问题第六章 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战略一、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一）文化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二）文化发展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崛起（三）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文化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形势（二）当前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不安全因素（三）建立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运作机制参考文献

一部“道德经”，实际上就是一部“得道经”。本书按照《道德经》的顺序，逐篇逐段、逐字逐句地进行了阐释。在阐释的同时，在尽可能详尽地梳理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解。如对“名”和“道”等一些基本概念都进行了全新的解释。该书既是全文《道德经》的学术读本，也是前人研究《道德经》的种种观点的汇编，还是颇有见地的学术专著。本书的写作特别是对《道德经》八十一章的解说，都是采用先抄录原文，再作题解，然后注诠，最后直译成白话文。《老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有说它是言哲思的，有说它是言治术的，有说它是言兵事的，于此我不敢说是还是不是，我只能说我的一己之见。我以为它是说了个“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呢？是如何“得道”的大道理。所以我说一部《道德经》就是“得道经”。进而言之，我以为《老子》是一部讲何为真生命的书，是讲如何修为一个真身、建构一个真世界的书。生命之活动不能离开生命的本然之“有”，也就是不能离开真实之“有”，这才是“真身”，才是“真生命”。而宇宙世界间的万物原本是都应该享有此一己之“真实之有”的，万物各自享有其一己之“真实之有”而互不侵犯，则天下万物与人才会享有一共存而和谐的世界。此所谓“真世界”。而如何修为一己之“真生命”，如何建构物物各享其“真实之有”而又互不侵犯的“真世界”，就应得道而合道而守道。老子书真是一部大智慧的书，是一部去蔽存真的书，吾人真应好好地读。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墨家和儒家同是影响力最大的两大家。墨家的典籍是《墨子》，原有71篇，后来散失了一部分，现在只剩下53篇。通常把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4篇称为《墨经》，也有把上述4篇加上《大取》、《小取》共6篇称为《墨经》或《墨辩》的。《墨经》是《墨子》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其内容涉及哲学、逻辑学、社会学、文字学、数学、几何学、光学、力学……诸多方面，包罗万象！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中包含的科学技术内容，则是诸子百家中所绝无仅有的。有些论述，不仅可与同期西方的论述媲美，甚至还更先进！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墨家典籍长期只能私下传抄而又无人去研究校正，以致有的字甚至一错再错，错别字越积越多。大量错别字是《墨经》难读的又一原因。《墨经校解》先对错简进行校正，并将《经》、《说》文互相匹配，然后进行校注，多少能为读者了解《墨经》及我国先秦文化有所帮助。

中国创造学的光辉使命就是要坚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新思想、新方法推动发明创造新发展，更好地完成新世纪新阶段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本书采取问答的方式介绍创造学的知识，有利于各方面读者随时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自己阅读的内容。 本书是为了配合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实施，由北京创造学会和创新型中国网共同策划撰写的一部理论辅导读物。书中采取问答的方式，用300个问题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自主创新的战略构想，以及实现这些宏伟目标需要学习掌握的创造学和创新学的知识。此书分为自主创新战略篇、理论篇、方法篇、教育篇、企业篇、案例篇六大部分，不矢为党政干部、企业领导、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好读物。《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读本》一书是为了配合党和政府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实施。由北京创造学会和创新型中国网共同策划撰写的一部理论辅导读物。本书采取问答的方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建设创薪型国家和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伟大构想，以及实现这些宏伟目标需要学习掌握的创造学和创新学的知识。

本书内容包括：《老子》首章七解——试探《老子》哲学的神秘性，“天地与我并生”、“思想囊括宇宙”——庄子与帕斯卡尔思想之比较，老庄哲学与印度《奥义书》及东方神秘主义等。

高尔基说："文学艺术的开端是民间文艺"，可见民间文艺的收集研究及发扬是有重要意义的。特别是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民间文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研究它，不但是弘扬文化遗产，而且对丰富社会主义新文化有极重要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少数民族歧视，因而对他们的文学也不屑一顾。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未引起一些文人的重视，这其中有个认识问题。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谈到他对民间文艺的认识过程时说："说实话，我过去是看不起民间文艺的，认为民间文艺是低级的、庸俗的。直到1943年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才启了蒙，了解到对群众文学、群众艺术采取轻视的态度是错误的。在这以后逐渐重视和宝贵民间文艺"。(《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