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家论老》为十家论丛之一种，主题为古老的经典《易经》，由著名学者蔡尚思先生任主编。选辑近现代最有代表性的十家易学研究者——郭沫若、顾颉刚、李镜池、闻一多、胡朴安、熊十力、冯友兰、薛学潜、刘子华、蔡尚思——的代表性的论著汇成一册，以便帮助读者了解近现代《易经》研究的发展过程和趋向，给国内外《易经》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一个权威而实用的参考。除大陆读者外，《十家论老》在港台地区及其他华人地区会有一定的市场。

《双双中文教材》是一套专门为海外学生编写的中文教材。它是由美国加州乇双双老师和中国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在海外教学的多年实践中编写出来的。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是：将汉字和中国文化的学习同步进行，培养学生既会中文，又对中国文化多有了解。全书共20册，识字量2500个，包括了从识字、拼音、句型、短文的学习，到初步的较系统的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教材大体介绍了中国地理、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丰富内容，突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课本知识面广，趣味性强，深入浅出，易教易学。全套书均配有CD-ROM。本书是《双双中文教材》的第十册，适用于己学习掌握800个以上汉字的学生使用。全书共11课，生字140个，生词150个。授课时间为12～14学时（每学时1.5～2小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汉语中上万条成语。成语是汉语中的一块瑰宝，虽然一般只是简单的四个字，但其背后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教学生学习成语，自然要讲出成语中的故事，要介绍故事中的历史，还要让学生了解成语中包含的哲学道理。本册选出了十六条常用的成语介绍给学生，使学生能够较为集中地体会“成语”这种语言形式的精练、优美、幽默和深刻。

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1993年，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后，受到震动，撰写了题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的文章，指出：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1997年，他再撰《中国历史必须重写》，重申应将这一观点贯穿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表明：奇丽弘深的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她和黄河文化南北交会，澎湃激荡，形成奔涌不息的中华文化之巨流，汇人古代世界文明的海洋。

四、手抄本的重要意义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文化的传递走着一条艰辛的道路，人们开始在简牍和缣帛上写和抄，继而在纸上抄和写。从文献记载分析，西汉初年就有抄书活动。汉景帝时，景帝子河问献王刘德从民间搜寻到好书时，请人好好地抄一本给藏者，留下藏者的原本，另外送金帛给藏者作补偿，因而搜集到许多书。这时无疑是一种简书。汉成帝时，在著名学者刘向主持下，中国进行了世界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整理图书工作。刘向等学者为每个整理本写一篇提要作为正录，送呈皇帝批阅，刘向自抄一份留底，社会上也辗转传抄，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集中整理编成中国第一部综合目录——《别录》，这也是抄写的简书。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专门以抄书为业的佣书行业。在古小说《拾遗记》中曾写汉安帝时人王薄，因家贫带着笔和简在洛阳街上摆摊卖字，王薄貌美吸引了许多求书的人，男人送他衣物，女人送他珠玉，一天之内，收人满车衣物珠玉。这就是当时一种“佣书”行业了。虽然是小说，但也是实际生活的反映。东汉时，班超因为家贫，曾为官佣书以供养。三国时，吴魏在外交活动中，为加强双方友好关系，魏国曾组织人用纸和帛分别抄写了两套《典论》送给吴国的孙权和张昭，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抄写活动。东晋释僧肇，早年以佣书为业，借着抄书的机会，“历观经史，备尽文籍”，后参与名僧鸠摩罗什翻译佛经，受到后秦统治者的赏识。南北朝南齐人庾震因父母双亡，无力营葬，尽力去为人抄写，以致使手残废，可见抄写的繁重。南梁的沈崇素六岁丧父，成人后就为人抄书，以取得报酬养母。有不少抄书人在抄书过程中，因有机会读到很多书而最终成为学者。南梁的王僧孺和朱异都是当时著名学者，他们的成就途径便是“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靠着为人抄书而遍览经史的。北朝亦有佣书的人，如北魏崔亮家贫，即以佣书为业。随着纸的普遍使用，人们对知识的渴求，除了受人雇佣抄书得酬外，也出现了一些以抄书，甚至抄大部头书求售的书贩。南北朝时扬州有一书贩，雇了一批人抄了一部700多卷的大类书《华林遍略》，向北朝的东魏大将军高澄出售。高澄很喜欢此书，但又不愿出钱收购，于是召集一批书手用一日一夜的时间偷抄了一部，将书退还书贩，这件事固然可见高澄的狡诈，但用一日一夜抄毕700卷书，用人当然不少，由此又可见从事抄书行业的人有相当的数量。《文心雕龙》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但成书后未能得到社会承认，它的作者南朝的刘勰希望当时有声望的学者沈约能给以评定。但沈约地位很高，无法求见，于是抄了一部《文心雕龙》，装作书贩，背着自己的著作在路上等沈约的车子过来时求售，果然引起沈约注意，取来读后，十分推重此书的价值。这是为自己的著作求得知音而采取值得同情的行动，但也反映出社会上抄书卖书已是常见的活动。P26-27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本书拟以江泽民的民族精神思想为指导，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系统科学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特征与功能、主要内容、基本表现形态、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途径等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从而从更深的层面去理解和把握江泽民提出的“坚持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思想。 本书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阐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基本特征与主要功能及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大意义。中华民族精神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并且持续不断的一种优秀的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凝聚、调节、推动、教化功能的一种活的精神力量，其主要内容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想、价值目标、价值实现方式与道路，即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从中西文化主要差异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精神具有理性精神、辩证精神、人本主义精神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中华民族精神具有支撑功能、凝聚功能、导向功能、教育功能和激励功能；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在应对国际间综合国力竞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发展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第一章），阐述了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包括和的精神、仁的精神、大同精神、自强精神以及礼的精神等几个方面；墨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包括兼爱的精神、勤俭的精神、“交相利”的精神等几个方面；道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包括淳厚朴实的精神、“少私寡欲”的精神、“知荣守辱”的精神等几个方面；法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包括“克己奉公”的精神、“爱民重信”的精神、“礼义廉耻”的精神等几个方面。探究儒、墨、道、法诸家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精神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及其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第三部分（第二章），阐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表现形态。本书结合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的论述认为，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表现形态。本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表现形态的缘由，在此基础上，本书从现实需要的角度分析了弘扬与培育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意义。第四部分（第三章），对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给予了理论上的论证。同世界其他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比较起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具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气岸高标的鲜明特点；千百年来，情系故土的爱国情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团结统一的“大一统”情怀、为国奉公尽忠的献身精神、谋求自强的改革开放意识等成为爱国主义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主要表现形态。爱国主义以一种深沉的忧患感和历史责任感纵贯于历史过程的始终；爱国主义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心理积淀与思维定势；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基础和生长、发育、壮大的强大力量。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赋予了中华民族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赋予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品格；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本书从激发民族忧患意识、激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等方面 阐述了弘扬与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现实意义。 第五部分（第四章），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在长期的发展中，按照时代和社会前进的要求，丰富了民族精神。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形成了“五四”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民族精神；第二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民族精神；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创新精神、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等民族精神。本书分别从内涵及现实价值两个基本方面对上述精神进行了阐发，并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继续弘扬与培育这些业已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 第六部分（第五章），结合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和“两个纳入”，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了论述。一是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要深入领会历代无产阶级领袖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二是把弘扬民族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结合起来。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社会；中华民族精神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标志；弘扬民族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柱。三是把文化建设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结合起来。文化建设与民族精神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其一是民族精神对文化建设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民族精神对文化建设的破坏和重构作用以及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两个方面；其二是文化建设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需要由文化建设来完成以及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只能由社会主义文化来赋予两个方面。在文化建设中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要把握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是要研究传统文化并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二是要借鉴世界各民族，特别是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与民族精神问题应防止和克服两种错误倾向：其一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其二是虚无主义的态度。四是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包括三个基本形式：学校是主阵地；家庭是起点；社会教育是大课堂。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要以重大活动和重大事件为契机、以先进典型为突出载体。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的侧重点是：加强历史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加强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责任感；加强世情教育，增强民族忧患意识。五是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首先意味着将其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系统，把民族精神教育渗透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基本方面和主要领域；其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创造文化条件、整合有效资源。

孙子兵法十三篇，彪炳青史千古传。心存兵道仰圣贤，原汁原味解孙子。这是一本中国人都应该读的经典。《孙子兵法》简称《孙子》，被尊称为“兵学圣典”，并有“世界古代第一兵书”之雅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军事经典著作，也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奇书圣典，在全球享有崇高的声誉。成书于2005年前的《孙子兵法》的思想内容丰富、精练、实用，它不但在中国历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国外也广为流传。作为先贤的智慧结晶，人们总能从中获得教益。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是散文。散文是在文字发明以后才产生的，是最适宜于实用的文学形式。散文以其独有的“形散神不散”的特点，成为中国文学花坛的一朵奇葩！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常被当作街谈港议之言；戏曲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因此，小说和戏曲起步较晚，直至元、明、清才迅速发展起来，一些伟大的作家与作品才相继出现。戏曲方面，如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等，都是不朽之作；小说《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也均为文学珍品。《红楼梦》更是纪念碑式的作品，它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并足以和世界许多知名的小说媲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文学一方面发扬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传统，一方面又表现出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在更广泛深刻的程度上与人民结合，积极表现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革命精神，努力反映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新的生活风貌，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经济文化大革命的文学停滞时期，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文学又出现新的转机，大群新作家走了历史舞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和发展，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获得多方面开拓，文学内容也获得很大程序的深化，中国文学呈现了新的繁荣局面。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融合的统一体，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汉族。与汉族和睦共处的有50多个少数民族。而汉族本身也是历史上许多族融合而成的。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在春秋时期，华夏族与戎狄等逐渐融合；其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又与匈奴、鲜卑、羌等族融合而成为汉族。在宋元明清时代，汉族又与契丹、女真等族结合；进入20世纪，汉族与满、蒙、维吾尔、苗、藏、彝、壮等等少数民族汇合而为中华民族。本书从节庆、饮食、居住、服饰、婚姻、习俗、礼仪等方面，介绍了我国各民族的风情特色。透过它们，可以使读者从中了解大千世界，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在丰富精神生活的同时，获得愉悦的美的享受。同时，也能使还没有机会涉足民族地区的中外游人在方丈之内博览中国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还可为有志于中国民族地区旅游、考察、探险的朋友，提供探寻中国民族地区风情的线索。对于饮食、建筑、服饰界的朋友，无疑也可从中获得新的灵感。

博大精深、理蕴醇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东濒太平洋的远东大陆的黄河、长江流域，越来越显现出其“自强不息”、“道法自然”、“其命维新”的鲜活生命力。尤其是其中带有浓烈原初、根本与创世意味的原典著述，经时代的沿革、社会的进步，它们已成为生长在这块广袤土地上的人们心中的民族历史之根、传统文化之脉、行为方式之迹。据眼下已知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200年间，正是人类社会各文化圈的原典创制期。其时，与中华原典同时涌现的还有南亚次大陆恒河流域的印度原典，联结欧、亚、非大陆的地中海区域之东的希腊原典和希伯来原典。它们分别展现着各自对地球上其他区域民族及后世人们的影响，成为了各具神态的“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的文化传统或文化遗产。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墨家和儒家同是影响力最大的两大家。墨家的典籍是《墨子》，原有71篇，后来散失了一部分，现在只剩下53篇。通常把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4篇称为《墨经》，也有把上述4篇加上《大取》、《小取》共6篇称为《墨经》或《墨辩》的。《墨经》是《墨子》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其内容涉及哲学、逻辑学、社会学、文字学、数学、几何学、光学、力学……诸多方面，包罗万象！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中包含的科学技术内容，则是诸子百家中所绝无仅有的。有些论述，不仅可与同期西方的论述媲美，甚至还更先进！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墨家典籍长期只能私下传抄而又无人去研究校正，以致有的字甚至一错再错，错别字越积越多。大量错别字是《墨经》难读的又一原因。《墨经校解》先对错简进行校正，并将《经》、《说》文互相匹配，然后进行校注，多少能为读者了解《墨经》及我国先秦文化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