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在长期工作实践和教学的基础上编著而成。书中系统介绍了观赏石的基本知识和近百种观赏石。书中提出了较为科学、便于操作的观赏分类方案，并首次将现代生物礁——珊瑚作为观赏石的一个类别写进书中。鉴于目前在观赏和命名上的混乱现象，提出了命名规则。详细介绍了常见和重要的观赏石的基本特征、鉴赏和在史文化，更对一些古代名石的历史文化作了深层次的介绍。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使用，也适合于广大观赏石爱好者阅读，并可供观赏石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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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大趋势推动世界文化大汇流、大融合的今天，反顾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再现那一幕幕动人的历史场景，极有意义。本书从阿拉伯伊斯兰天文学在中国写起，一路娓娓道来，讲述着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经由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以宗教、自然科学等形式，在物质、精神、制度三个文化层面上的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信息中心无论在信息规模和工作水平在都在全国新闻界居于领先地位。中心拥有我国大陆因史时期最长的日报——文汇报和历史时期最长的晚报——新民晚报全部图文数据，同时拥有30多种类数据库、含230个庞大的数据库。中心在集团内部建立的“新闻信息服务网”，其经过整合的海量信息与包含网络、电视信息在内的全天候跟踪服务，在全国新闻界居一流水平。而由中心承办的文新传媒网站，以专业的新闻素质和强大的信息资源为核心竞争力，开通两年多，就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网站之一，访问最扶摇直上，网友遍及全国各大省市自治区及世界50多个国家，被有关机构排名为中国五星级新闻网站。中心凭借综合实力，不久还将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2004年流行语报告，这将是我国流行研究史上的空前宏大的工程。

第二节魏晋风度形成的文化哲学背景魏晋的二百余年，遭遇了空前的无序与黑暗，却又以璀璨的思想文化载入中华民族的人文史册。我们几乎难以想象，在那充满杀戮与残暴的社会中，却悄然活跃着一群超凡脱俗的名人志士。他们以无比的智慧与情感，开创了深奥隽永的玄学思潮，创作了独具魅力的文学艺术，在诗酒风流、山水声色、求仙访道中，去领悟人生的真谛，去追寻生命的真我。除上节涉及的政治经济背景外，文化与哲学的影响也是魏晋风度形成的重要因素。一、“魏晋风度”形成的文化背景魏晋时期，虽然社会混乱，朝代更替变化迅速，但这个时期文化和科技都有一些新的发展。如三国时的张仲景著《伤寒论》，创立了阴阳表里的辩证学说；刘徽注解《九章算术》，对数学和测量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常璩的《华阳国志》等，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荀勖继承刘向以来的图书目录之学，改变图书七种分类为甲乙丙丁四种，即经、史、子、集四大类。这些无疑对社会的进步、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重点来看文学的状况。从东汉末年到东晋这段时间，文学是有它特殊的发展轨迹的。建安文学是以曹氏父子兄弟为中心，在他们周围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如孔融、王粲等“建安七子”，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都是汉末军阀混战的目击者，他们对战争灾难怀有深切痛楚与感慨，以及存怀报国之志，建功立业之心。这些思想充分反映在他们的诗歌中，被后人称赞为“建安风骨”。“正始”魏废帝年间，当时政治实权已落到司马懿父子手中。司马懿父子实行门阀制度和分封制度，用血腥的屠杀排除异己，这种黑暗恐怖的政治环境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思想界主要倾向崇尚老庄，高谈玄理，不管世务，行为放诞。由于政治上的高压和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情绪，这一时期的文人不如建安时期的作家那样富有现实精神。如山涛、嵇康、阮籍等世称“竹林七贤”，都寄情于竹林山水之间。他们虽然对西晋朝廷不满，却又不敢反抗，大都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远离是非，逃避现实，因此，反映于诗风，即对现实感受不深，诗风有虚无玄想的倾向，其表现方法，也多由写实转变为象征的、隐蔽的风格。到太康中，才出现左思借歌咏古人以抒写自己的抱负。太康以后，“永嘉之乱”爆发，以刘琨、郭璞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再也按捺不住，他们愤笔疾书，写国史之痛，抒愤世之情。到了东晋末年，诗坛又出现了陶渊明这样的田园诗人。P62-63

梅兰芳是一位杰出的京剧旦脚演员，是20世纪的一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他曾于1919年、1924年和1956年三次访问日本、1930年访问美国、1935年和1952年两次访问苏联，每次访问演出均载誉而归，在各地掀起了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化的热潮，为促进我国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梅兰芳都被誉为美的的化身。在梅兰芳访美之前，欧洲的写实戏剧已经走到极致。西方人对东方戏剧，特别是对中国的戏曲文化知之甚少。梅兰芳访美第一次将神奇的东方戏剧展现在西方人面前，西方的戏剧家从梅兰芳充满诗情画意的表演中，领悟到中国戏曲的魅力，看到了未来世界戏剧的发展方向。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戏曲演员被称为“戏子”，戏曲被看作“把戏”。“新文化运动”中的革命派也把中国戏曲批得体无完肤。但使崇尚西方戏剧的人没有料想到的是，美国人不仅极其欣赏中国传统的戏剧艺术，而且波摩拿学院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梅兰芳文学博士学位。

《十家论老》为十家论丛之一种，主题为古老的经典《易经》，由著名学者蔡尚思先生任主编。选辑近现代最有代表性的十家易学研究者——郭沫若、顾颉刚、李镜池、闻一多、胡朴安、熊十力、冯友兰、薛学潜、刘子华、蔡尚思——的代表性的论著汇成一册，以便帮助读者了解近现代《易经》研究的发展过程和趋向，给国内外《易经》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一个权威而实用的参考。除大陆读者外，《十家论老》在港台地区及其他华人地区会有一定的市场。

《双双中文教材》是一套专门为海外学生编写的中文教材。它是由美国加州乇双双老师和中国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在海外教学的多年实践中编写出来的。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是：将汉字和中国文化的学习同步进行，培养学生既会中文，又对中国文化多有了解。全书共20册，识字量2500个，包括了从识字、拼音、句型、短文的学习，到初步的较系统的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教材大体介绍了中国地理、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丰富内容，突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课本知识面广，趣味性强，深入浅出，易教易学。全套书均配有CD-ROM。本书是《双双中文教材》的第十册，适用于己学习掌握800个以上汉字的学生使用。全书共11课，生字140个，生词150个。授课时间为12～14学时（每学时1.5～2小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汉语中上万条成语。成语是汉语中的一块瑰宝，虽然一般只是简单的四个字，但其背后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教学生学习成语，自然要讲出成语中的故事，要介绍故事中的历史，还要让学生了解成语中包含的哲学道理。本册选出了十六条常用的成语介绍给学生，使学生能够较为集中地体会“成语”这种语言形式的精练、优美、幽默和深刻。

四、手抄本的重要意义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文化的传递走着一条艰辛的道路，人们开始在简牍和缣帛上写和抄，继而在纸上抄和写。从文献记载分析，西汉初年就有抄书活动。汉景帝时，景帝子河问献王刘德从民间搜寻到好书时，请人好好地抄一本给藏者，留下藏者的原本，另外送金帛给藏者作补偿，因而搜集到许多书。这时无疑是一种简书。汉成帝时，在著名学者刘向主持下，中国进行了世界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整理图书工作。刘向等学者为每个整理本写一篇提要作为正录，送呈皇帝批阅，刘向自抄一份留底，社会上也辗转传抄，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集中整理编成中国第一部综合目录——《别录》，这也是抄写的简书。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专门以抄书为业的佣书行业。在古小说《拾遗记》中曾写汉安帝时人王薄，因家贫带着笔和简在洛阳街上摆摊卖字，王薄貌美吸引了许多求书的人，男人送他衣物，女人送他珠玉，一天之内，收人满车衣物珠玉。这就是当时一种“佣书”行业了。虽然是小说，但也是实际生活的反映。东汉时，班超因为家贫，曾为官佣书以供养。三国时，吴魏在外交活动中，为加强双方友好关系，魏国曾组织人用纸和帛分别抄写了两套《典论》送给吴国的孙权和张昭，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抄写活动。东晋释僧肇，早年以佣书为业，借着抄书的机会，“历观经史，备尽文籍”，后参与名僧鸠摩罗什翻译佛经，受到后秦统治者的赏识。南北朝南齐人庾震因父母双亡，无力营葬，尽力去为人抄写，以致使手残废，可见抄写的繁重。南梁的沈崇素六岁丧父，成人后就为人抄书，以取得报酬养母。有不少抄书人在抄书过程中，因有机会读到很多书而最终成为学者。南梁的王僧孺和朱异都是当时著名学者，他们的成就途径便是“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靠着为人抄书而遍览经史的。北朝亦有佣书的人，如北魏崔亮家贫，即以佣书为业。随着纸的普遍使用，人们对知识的渴求，除了受人雇佣抄书得酬外，也出现了一些以抄书，甚至抄大部头书求售的书贩。南北朝时扬州有一书贩，雇了一批人抄了一部700多卷的大类书《华林遍略》，向北朝的东魏大将军高澄出售。高澄很喜欢此书，但又不愿出钱收购，于是召集一批书手用一日一夜的时间偷抄了一部，将书退还书贩，这件事固然可见高澄的狡诈，但用一日一夜抄毕700卷书，用人当然不少，由此又可见从事抄书行业的人有相当的数量。《文心雕龙》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但成书后未能得到社会承认，它的作者南朝的刘勰希望当时有声望的学者沈约能给以评定。但沈约地位很高，无法求见，于是抄了一部《文心雕龙》，装作书贩，背着自己的著作在路上等沈约的车子过来时求售，果然引起沈约注意，取来读后，十分推重此书的价值。这是为自己的著作求得知音而采取值得同情的行动，但也反映出社会上抄书卖书已是常见的活动。P26-27

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1993年，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后，受到震动，撰写了题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的文章，指出：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1997年，他再撰《中国历史必须重写》，重申应将这一观点贯穿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表明：奇丽弘深的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她和黄河文化南北交会，澎湃激荡，形成奔涌不息的中华文化之巨流，汇人古代世界文明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