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前面，我已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把意义的效果归于预先设定的范畴（通过政治—诗歌—哲学等领域；或通过手段：隐喻、引言、形象等）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别处，我指出，认为在书卷末尾设索引有实用价值的看法只是幻想。但是，既然我选择的道路是曲折的，那事先设定航标我认为是有用的。此外，我们难道不能绘制中国的意义图表（就像17世纪时的那些女才子们笔下常出现的爱情国地图）吗？意义或感情的“微妙性”：二者随后将能够各自按自己的意愿从这些标界出发旅行。第二章从策略上的种种差异出发讨论倾斜的问题：中国传统兵书推崇的奇攻与正规战中的方阵进攻是针锋相对的。随后，我又在经典著作中考察这个问题：在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委婉的批评，或根据编年史书（《春秋》）所述，在外交场合引言赋诗产生的威力。我在第五章中，分析了人们何以能够通过行为的些微迹象感知到一种道德判断，这一章还提供了解读暗示的典例。到了第六章，这些则导致对间接的文化价值（政治的）的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思考。因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此（至少像人们从竞技与政治广场中的希腊式的正面相对出发所感知到的）：间接在中国的目的是妥协，由于检查造成的迂回变成为艺术的效果。第七、八章又谈到了诗文评论，但却把评论引向更理论化的意义：我试图要弄明白为什么与希腊不同，中国没有设定一个作为表象的对象的世界；而沿顺出这样一种结果，为什么不是从表象性出发（象征性地活动）确立意义的前景（在希腊，神话的寓意化所发现的意义）。从迂回的种种形态出发，我要考虑它使人理解到什么（这两章是本书的中心，也是本书的绞合点）。第七章的开始是一条“隧道”，因为我必须在历史环链中澄清有关诗的间接的种种中国观念。而这在我看来是与希腊的一个根本不同所在：缺少另一种领域，或者说缺少另一个世界——精神的世界——形象会求助的世界。从第九章起，我还是考察缺少另一种领域的问题，而这另一领域更准确地被设定为抽象化的和本质的领域。这一部分主要分析的是历来被视作精妙之语典范的《论语》。从《论语》出发，就引出了这样双重的对立：抑扬转调（孔夫子式的）与决断定义（苏格拉底式的）的对立，犹如整体与普遍的对立；同时还会提出这样的思想：既然孔子言论的迂回并不导向（“观念”领域的）他物，那这种迂回会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它不断地——以一种指示的方式——阐明现实。因为，通过圣人的言论的多样变化，我不断地适应了事物的更新；我从侧面或从另一角度接近现实，常常对之进行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种迂回同时也成为进入。在读《论语》时，弟子觉悟的间接过程是相应于孔夫子的指示言论的，《孟子》的情况也是如此（第十一章）。《孟子》同样使人了解何为意在传播、而不是说服的言论，或可了解为什么圣人坚持要与哲学讨论保持距离。第十二章终于展开正面问题的讨论。关于难以形容的东西（绝对与无条件的“一”）的问题，似乎不再有两种解决方法：新道家思想家（注释老子的王弼）与新柏拉图主义者（他的同代人普洛提诺）相联系，中国和希腊互相对话。而我指出在中国由于缺少本体观点，否定的问题是如何被改造的（由此重新对“神秘主义”的普遍性进行质疑）。因为代表“道”的“绝对”特征的“大象”并不适合于类比的途径：除了自己的实在——个体的与具体的实在之外，大象不归结于其他任何实在，但是，它却向我们突出了一个既专一又有限的特征：个体与具体总趋向于把自己关闭在这个特征之中；“大象”并不通往某种实体，超过它之上，而是通过它使我们重归诸物的未被分化的基础，从而摆脱对它的任何误解偏见。另一部古代道家的伟大著作（《庄子》）所达到的语言批评水平可能更准确地确定这种要求（第十三章）：圣人之“明见”看不见其他东西，但在其中各种视点互相平衡并且任何排斥都自行消失。我们在此找到了理想的整体（与部分相对）；这也像间接接近的功效——可能是无限多样化的。因为，在适应形势的摇摆中，“波动起伏”的言语从各个角度包围现实，经常贴合诸物的自发运动，并且让我们进入一个只不过是自然的“天”之中。最后两章要指明，一种偏宠文章与其主题之间的“松懈”、“散漫”关系的文学艺术是如何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戏剧（西方室内剧）的例证又一次深化了中国传统与希腊传统的分歧，因为，中国评论家（金圣叹）并不对剧本用以表象的方式感兴趣，而是根据迂回而曲折的文人视角去读剧本。我主张用隐喻的距离的观念去确定中文文字的这种理想，并且在最后一章（有关杜甫的部分），为了说明，我举出诗与诗题之间的差距产生的不同效果：由于在二者之中引入了差距，使得诗的蕴意分散难以抓住，诗则变得意味深长。读者可能在读过最后两章后才会开始被隐喻的种种魅力所吸引。然后，特别直接接触过中国哲学的读者将会受益于第九章到第十三章的哲学巡视，而对中国译码感兴趣的读者将会受益于贯穿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最初提出的问题的讨论。不管怎样，本书自始至终，航行方向不变：进行最远离逻各斯的航行，直至差异可能到达的地方去探险。

《原道》，创刊于1994年，陈明主编，自第八辑起因技术原因改名为《新原道》。《新原道》立足传统资源进行文化建设。这不仅因为我们相信古圣先贤的智慧今天仍富启迪，还因为我们认为当代文化成就的获得从本质上说必然是民族意志和创造力的体现与验证，而此二者乃我们所理解的传统之核心。《新原道》认为，传统作为一套话语，它与民族生命是“表达/塑造”的二重关系。作为表达，它反映了民族的意志、需要以及对世界的理解认知；作为塑造，它是民族自我意识对自身的自觉把握、调整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化的危机根本上讲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能够承担这一“表达/塑造”功能的话语系统。《新原道》的责任，就是要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重建这样一种话语系统。在这样的目标下和过程中，东西、左右的区分仅有相对的意义。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既然文化是民族生命的表征，那么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形貌与我们民族在当代的生命形态之间必然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因此，对于所谓儒者来说，首先需要追问的应该就是，那“未被规定的存在”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和创造才能获得自己康健畅达的现实形态，获得自己所应有的本质特征？倘若现代性和全球化作为我们所处情境的历史特征确定无疑，那么，接纳现代性、融入全球化而又使自己的主体性高扬不坠应该即是我们别无选择的致思方向《新原道》常设有以下栏目：“专题与评议”，“思想探索”，“学术史研究”，“研究生论坛”，“横议集”，“访谈录”，“文化评论”、“书评”，“随笔与杂感”，“旧文新刊”等。本书由“思想篇”、“研究篇”、“评论篇”三部分组成，收入了多篇有分量的学术探讨性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当前社会状况及中国现代化的前景，这些探讨对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文化的重建有启发作用。

学者孟繁华以他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考，饱满的激情，藉生花之妙笔，带领我们穿过喧嚷纷扰的世界，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进行了一次俯视的扫描。他告诉我们，全球化景象下的狂欢只是这个时代虚假的表征，现代性断裂了历史经验，而传统仍在延续，文化冲突无可避免地降临，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具有了宿命般的色彩……本书将为我们拔开大众文化的层层迷雾，给我们以深刻的警醒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孟繁华：山东邹县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辽宁大学特聘教授。主要著作：《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理想的盛宴》以及《众神狂欢》中文、韩文版等十余部；与人合主编有：《？倌曛泄难ё芟怠贰ⅰ吨泄倌晡难Ь洹贰ⅰ豆埠凸难？50年》、《当代文学关键词》等；主编有：《90年代文存》、《先锋写作文丛》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理论和评论文章200余篇。法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传媒曾发表过对其研究的评论和介绍。获文学奖项多种。现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前沿文化、文学研究。世纪之交，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文化的众神狂欢，使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大众的界限被打破，一种多元、开放、现代、新质的文化正在生成、展示和传播。消费的大众文化、享乐的大众文化、正神话般地在进行着文化的重构。与此同时，所谓的“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场文化”在相当复杂的关系中纠缠不休，大众文化令人炫目的流光溢彩掩饰不了我们的失落与伤痛。对于经典、传统，我们是否还应怀着尊崇和敬畏？理想的坍塌与内心的困惑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和倾诉？我们的心灵是否正逐渐衍变为五颜六色的荒漠？……

本书着重选择介绍了14种影响大、内容深刻、难读、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文化名著，如《论语》、《墨子》、《老子》、《庄子》、《周易》、《论衡》等。旨在使更多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受益，帮助他们了解这些书的基本内容、逻辑结构和历史意义，进而了解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为了在大学生中广泛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清华大学曾举办了“中国文化名著导读”讲座，聘请校内外专家，对中国文化名著中最有影响、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丰富内容的书籍作介绍、分析、深受广大学生欢迎。本书则将这些讲座稿汇集成册、着重选择介绍了14种影响大、内容深刻、难读、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文化名著，如《论语》、《墨子》、《老子》、《庄子》、《周易》、《论衡》等。旨在使更多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受益，帮助他们了解这些书的基本内容、逻辑结构和历史意义，进而了解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

暂缺简介...

读天地大书，观有情世间。台湾文化的异数，隐性台湾的标杆，直击两岸文化进程中的盲点与误区。《十年去来：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是一位大陆记者对一位台湾文化学者的访谈录，也是国内首部透过台湾文化观察者眼光解析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变迁之作。受访者林谷芳先生既是一位音乐学者，又是多年来活跃于台湾文化界的文化评论家，同时兼具禅者色彩。角色的跨界，眼光的多元，使得他的文化观察与言说，涉猎到旅游、民族融合、城市更新、两岸艺术交流、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既对两岸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轨迹进行了比较与梳理，同时也澄清了因为管道有限而映现于两岸民众心理的认识误区。不同于一般将中国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学者，林谷芳先生自认是中国文化的体践者，他以一以贯之标举中国的姿态，以及不下于六十多次的大陆之行，来回报中国文化的滋养与哺育，同时也希望通过此书，促进两岸民心的理解与文化间的互补。

王锋，男，白族，云南大理人，1971年8月生。199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南方语言室副主任，主要从事语言学理论、民族古文字及白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已出版著作一部（合著），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实，文字的借用也是一种创造，首先是它对被借用的文字已经进行了改造；其实是它标志着本民族书面文化的开始。？淖肿魑久褡逦幕哪厶澹晃久褡逅ㄓ校溆氡唤栌梦淖值拿褡宓奈幕姓庋茄墓细穑诒久褡謇飞先允且桓龌贝拇丛臁？

本书收集《傩魂》、《傩文化刍议》、《黔北傩戏刍议》等论文27篇，论文均以黔东北傩戏群或德江傩堂戏为主要论述和研究对象，涉及到傩文化的各个层次。

笔者近日将出版两部书，一部名曰《西方哲学死了！》，另一部即本书《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愚蠢？》。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曾秉承德尔菲神谕教导人们说：“认识你自己！”　《西方哲学死了！》一书是笔者从“知人”的角度对西方近现代哲学以及近现代西方人的人性的考察所得到的初步结论。《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愚蠢？》一书则是笔者从“自知”和“认识你自己”的角度出发，对中国自古以来的人学和中国人的人性的考察所得到的初步结论。　前一部书有可能会使一些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们感到不快，虽然西方一些哲学家自己也早就在说“西方哲学已经终结了”、“完结了”，但不同的是，这样的话今天竟然第一次由一位非西方人，而且还是由一位中国人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甚至还用了“死了！”这样极端的言辞，毕竟在情感上有了逆向的刺激；但笔者想，大多数西方学人由于他们在学术观点上自由的习惯性和宽容性，所以更多的表现仍会是见怪不怪，或许还乐于看看奇闻。　后一部书则让笔者有一点担心。在前，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已经惹起了不少中国同胞们的怒斥，今天，笔者更以“愚蠢”的“中国人”命名自己的著作，真还不知会引来怎样的大火烧身。但笔者又一想，经过了已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倾听逆耳之言的宽容的能力大概也已增长了不少，加之，笔者自认为不同于柏杨先生，笔者并不是仅仅发一发情绪和感慨的文艺家，而是更多地倾向于说理，讲道理，更多地从中国的历史渊源、从最基本的人性的原理出发来阐释自己提出的问题。中国人“愚蠢”吗？作为中国人，也包括笔者本人往往是很难自己承认的。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尤其在近现代的历史中，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结果却是无法与别人（尤其西方人）相比的。贫穷、落后、虚弱，政治人格上遭人侮辱，经济财富上被人盘剥，文化学术上受人轻视……，这一切，笔者认定，均深深植根于长期以来中国人自己的“愚蠢”。认识自己，旨在改善自己。认识自己过去和今天的愚蠢，恰恰在追求自己未来和明天的聪明。　笔者深切地希望，21世纪将是中国人可能会愈来愈变得聪明起来的世纪。事实上，21世纪已经显示出了某种中国人有可能平等地与西方人一道竞争聪明的重大的机遇。这个重大的机遇即：近代以来，一直在促使西方人变得比其他人类愈来愈聪明起来的西方哲学——聪明学，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末已经死了。西方哲学死了，人类在新的世纪将呼吁全人类的具有全新的逻辑基础的新的人学的诞生。这个新的人学的全新的根本的逻辑将会首先诞生在什么地方呢？笔者希望它首先诞生在中国 ，首先诞生在彻底认识到了自己过去之所以愚蠢（或长期以来难得聪明起来）的根本原因的中国人之中。正是为此，笔者抖胆为笔者的同胞写下了这部书。此外，本书是拙著《问人性》的部分结论基础上，加上近几年的部分新著编撰而成，期有与另一部专著《西方哲学死了》形成内容上的对称互补。《西方哲学死了》一书旨在批判西方的文化传统，本书旨在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批判中、西方的文化传统又旨在融合中、西方文化，旨在推进新世纪全人类文化的创新。欢迎辩论、驳难，更希望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Peking-Oper ist nicht in Beijing entstanden， sondern vonHuiban-Kuenstker und Han-Oper-Kuenstlernherausgebildet， indem sie sich vonandern beeinfluesst unddie Vorteile der anderen lokalen Oper uebernommen haben.Peking-Oper war damals eine neue Oper， sie hat heute aberschon eine Geschichte von mehr als 200 Jahre. Peking-Operhat seinen Wurzeln in der Ostkultur， dem fruchtbaremBoden， geschlagen. Zwischen ihr und der westlichen Opergibt es grundlegende Unterschiede. Diejenigen， die sichzum ersten Male Peking-Oper ansehen， koennten sich vonihr distanziert fuehlen， sie koennten nichts verstehen， wasgesprochen und gesungen worden isto Aber wenn sieEigenarten und kulturellen Sinn sowie Inhalt desjeweiligenvorgefuehrten Dramas wissen， dann koennten sie schonbemerken， dass Peking-Oper sehr interessant ist. Wenn sieeines Morgens ploetzlich finden， dass eine Peking-Opernarie， die sie hoeren， gut klingt， dann heisst das schon，dass sie die Peking-Oper schon liebhaben.Dies Buch ist in Chinesisch， Englisch， Japanisch， Russisch，Franzoesisch， Deutsch und Spanisch insgesamt sieben Sprachen heraugegeb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