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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是为高等院校中文、历史、教育、政治学等文科系的学生们编写的教材。1986年原国家教委召开文科教材项目评审会，将《中国思想史》作为重点项目之一，并确定我为该书主编。经过两年半的努力，这本教材现在和读者同志们见面了。《中国思想史》教材的编著实行主编负责制。全书的结构、布局、基本观点、写法、章节目录等，我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参加编写的同志们商榷探讨后，由我最后确定。全部书稿我都作了修改。在主编负责的前提下，参加编写的同志们（连我共五位）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大家根据编写教材的原则和要求，从原始资料出发，参阅已有的成果，经过酝酿和思考，写成初稿。写作的分工，根据各人研究之所长而定。参加编写的同志大都有多年的教学经验，而且不止一次写过课堂教学讲稿，这些都属于此教材得以顺利完成的主观原因。这本教材如果能为大学文科的同学和社会自学青年所欢迎，那么，这是由于参加此书编写的每位同志都作了很大努力的结果。为编写《中国思想史》教材，我自己作过相当长时间的摸索和尝试，教训是不少的。1958年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建议，为青年们编一本类似教材性质的简明扼要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小书。在侯先生指导下，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写成《中国哲学史略》出版。不久，侯先生和我们执笔者都发现，这本小书只能说是一个纲要，许多论点没有展开。1978年侯先生又建议另外编写一本适合青年阅读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书，于是就有《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的出版。此书的优点暂且不谈，不足之处仍然是过于“浓缩”，青年们（包括大学生）读起来还是感到有许多困难①。 经过这些试验，我深感要编好一本教材，必须拟订并落实编写的若干基本原则。在《中国思想史》这本教材中，我们想贯彻以下几点想法。

本书从人类的悲剧性和悲剧意识的一般理论，从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分析了中国悲剧意识的特色，涉及历史、文学、儒道哲学、社会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方面。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其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已成为整个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探索自然、认知社会的触角不断深入，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发掘传统文化宝藏，汲取更多的智慧和精神力量，来进行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从而获取成功。传统文化经典很多，就存在一个轻重缓急和选择的问题，不赞成搞什么“百种必读”或“50种必读”，武断地制造一个封闭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宝库应当是开放的，其中异彩纷呈，玉蕴珠藏。本套丛书第一批20种，只能说是向广大读者奉献的最基本的、应当最先了解的经典作品。《庄子》一书，精华与糟粕相参，有辩证思想，也有不少诡辩，有优美的文字技巧，也有晦涩难懂的词意，既讲了人生处世的哲理，也有不少虚无主义的东西。阅读这本书，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了能使更多的人阅读，我们组织一些同志把《庄子》全书译成白话。全书采取分段对译的办法，文前加了“提要”，简明指出各篇文章的主旨，文后增加了“成语与典故”，以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

源远流长的灿烂中华文明有两个源头，即长江和黄河。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文献，在其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也有两条支流。一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由孔夫子发端在前，孟子、董仲舒、朱熹等踵其后，蔚为大观；更由于历代统治者利用科举制度加以提倡，所以一直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儒家学者，不绝如缕；儒家著作，汗牛充栋。二是不为士大夫所重的启蒙读物，虽系口耳相传，为村夫俗子所读，但因其读者队伍的庞大，因而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往往容易被人忽略而已。《幼学琼林》之所以大受欢迎，是与其编排有方分不开的。此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内容全面；第二个特点是语言简洁明快；特点之三是通俗实用。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此书，我们将程登吉原编、邹圣脉增补的程邹本《幼儿琼林》进行了全文今译，以期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同志也能读懂理解。如果说这本《白话幼学琼林》能在普及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一点作用的话，那是使人感到欣慰的。

编辑推荐：本书对中国古代梦书的性质、形式、来历、占断方法及文化价值等作了全面论述，对唐宋类书中征引的梦书和敦煌卷子中发现的梦书进行了校勘和注释，可供哲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中国楹联，创作手法灵活多变，然而，尚有一定格局，为使广大读者在哲学楹联佳作、练习楹联书法的同时，忙掌握楹联创作的一般规律，本书特列“作法篇”，评述其种种写作手法，以便读者是书在手，一览之余，便可即兴挥毫书联。

灯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千百年来一直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古今灯谜三千条》作者从大量的古今优秀灯谜中精选了3000条，分为15类，内容丰富。所选灯谜构思奇巧，语言精炼，妙趣横生，雅俗共赏。同时，还介绍了怎样猜灯谜和有关“谜格”等常识。《古今灯谜三千条》可供广大读者选用、鉴赏和灯谜爱好者研究、参考。

本书所写内容，主要是写的土司制度。“羁縻政策”仅是作为土司制度的起源写的，只是写了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酋领的任用。拟于三四年后，将“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系统写出，以《中国西南部民族政策史》之名面世。这本《中国土司制度》，是一本学术性、资料性著作。对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消亡作了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对元、明、清王朝先后设置的二千五百六十九家土司一一作了纂要。即将每一家土司的治所地望作了考订，族属作了识别承袭作了清理，事迹作了核实；凡是重大、关键性的问题，都作过一番初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撰写本书的愿望是：对于一般期求知道土司制度者，只要有了此书在手，即可不必另有翻检之劳，便可了解土司制度的种种情形；对于从事民族历史或地方历史研究者，本书提出一些基本论述和确实史料，这对其深入研究亦是有所裨益的。苟能达到这两个目的，当然笔者就十分欣慰了。

《易经》一书，在先秦称为《周易》，从汉代开始，被尊为经，称为《易经》，为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并居其首。《易经》究竟是什么样的书7从春秋时代开始，便长期争论不休，直到今日，仍在争议。如有人认为它是占卜算命的书，有人则认为是讲哲理的书，还有人认为是一部天文学或数学，有人甚至说是一部电子计算机……。所以众说纷纭，一方面由于这部典籍的文字古奥，又有图象，令人难于捉摸，另一方面由于其影响深远，人们习惯于从不同的角度评论其价值。怎样认识这部典籍的性质，对其评估，有无客观的标准，这个问题，如果从这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的遭遇看，即是说，历史地看待这部典籍的命运，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知道，古今中外，任何影响大的经典，后人对它的理解，大都是从其所处时代的要求出发的，不同时代的人，往往赋予其不同的意义，此是意识形态发展的一条规律。如果，把握住某一经典流传的历史，弄清各个时代对其解释的特点和原因，其本来的性质和意义，是可以说清楚的。就《易经》这部典籍说，从其形成到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周易》，《易传》和历代易学。儒家尊奉的典籍，大都有经有传，传是对经的解释，解说经和传的为学，即经学。经、传、学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易经》系统的典籍亦是这样。古代的经学家，墓于尊孔读经的信念，往往将自己的解释视为经典的本义，甚至以正统自居，不注意三者的区别，所谓以传解经，以学解传，缺乏历史主义观念，其结果，经的本义便模糊不清了。甚至走上借古说今或以今释古的道路。我们今天研究《易经》系统的典籍，不应再因袭古代经学家治学的途径。以下从经，传、学三个方面，谈谈《易经》这一典籍的性质及其影响。一，《周易》原本占筮典籍此处说的《周易》，指《易》或《易经》中经的部分，不包括《易传》和易学。宋朝的大哲学家朱熹也是易学专家，提出“易本卜筮之书”（《语类》卷六十六）这一论断，认为此书乃周朝人算命用的典籍，不是讲哲理的著作，赋予其哲理的解释，是孔子易即《易传》的任务。朱熹此说，颇有眼力，是针对两汉以来的易学家视《周易》为穷理尽性之书而发的。《周易》所以是占卜之书，他依据先秦的文献，如《左传》、《国语》， 《周礼》等有关记载，做了论证。朱说难以反驳。按古代文献和近代出土文物提供的资料，上古人算命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卜和占。 卜即龟卜，将龟甲和兽骨钻孔，以火烤之，依其周围呈现的裂纹形状，推断所问之事的吉凶。将其吉凶断语所卜之事刻在甲骨上，即是“卜辞”。个法于殷代已很流行。到了周朝，除龟卜外，又增加了依蓍草数目变化的程序，得出某一卦象，代替卜兆，推测吉凶。此种算命的方法，称为“筮’或占筮。依筮法判断所问之事的吉凶辞句，称为筮辞。据《周礼·天官》记载，周朝流行的筮法，又称为“易’，取蓍数和卦象变易之义，有三种，周易，连山，归藏。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周易一种，将其卦象和筮辞编辑成书，即是《周易》。此书成于西周时期，编纂此书的目的是便于算命时检查，作为判断吉凶的依据。今传《周易》一书的内容，由六十四种卦象和卦辞，爻辞构成。每卦六画，分别由奇偶两画或阴阳两爻即一和——组成。以数字示之，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系于卦象下的辞句，称为卦辞，系于每一画下的辞句，称爻辞，卦辞共六十四条，爻辞共三百六十八条。怎样依卦象推断吉凶祸福，春秋以前的占法，不得而知。就《左传》提供的材料看，筮得某一卦象后，便查阅《周易》一书中相同的卦象，依该卦象及其卦爻辞推测所问之事的吉凶。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周史以周易为陈侯算了一卦，筮得的卦象为观卦象*，此为“本卦”，此卦象中第四画（由下向上数）为阴爻，变为阳爻则为否卦象*，此为“之卦”，从观卦引出否卦，即“遇观*之否*”。然后查阅《周易》书中观卦象及其卦爻辞。但爻辞有六条，应查哪一条？他查看第四画可变的一爻。据后来的解释，此爻之象出于揲蓍即数草棍时得出的数为六，称为老阴，如笼得的数为九，其爻象称为老阳，凡本卦中为老阳或老阴的爻象，都要变为其相反的爻象。查阅爻辞时，主要查阅可变的一爻。就观卦说，其可变的一爻即六四爻辞说，‘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周史便依此爻辞推断说：“此其代陈有国乎！”意思是陈敬仲的后代必能复兴陈国。此即后来《易传》所说的“易彰往而察来”。至于怎样数草棍的数目，得出某卦象，除《易传·系辞》大衍之数章提供的方法外，别无其他较早的材料可以说明。按大衍章的说法，取五十根草棍，拿出一根不用，余下四十九根。此四十九根，任意分为左右两堆，即“分二”，从其中拿出一根，即“卦一”，其余的草棍，按四根为一组，分别数之，即“揲四”，再将余下的草棍数目合为一堆取出，搁置一旁，此即“归奇”。此为一变。以后，将一变时剩下的草棍，再按上述的程序，即分二，卦一，揲四，归奇，数一遍，此为二变。其后，将二变的余数，再按上述程序数一遍，此为三变。三变的结果，其总数只能有四种情况，即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各除以四，为九，八、七、六。如其数为九，则为老阳爻象，为六，则为老阴爻象，，为七，则为少阳爻象，为八，则为少阴爻象。经过三变，得出一爻之象。经过十八变，便得出一卦六画之象，此即“十有八变而成卦”。据《周易》称阴阳二爻为九六，以及《左传》对筮法的解释，如区分本卦和之卦， 《易传》提出的揲菁成卦说，是大体可信的。此种揲蓍说，基于数学的演绎法则，其数目和程序都可以简化。总之，依上述文献提供的史料， 《周易》乃周人算命用的典籍，是不容质疑的。至于此书的作者，汉朝人认为八卦为伏羲所画，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或者认为爻辞为周公所作，此皆为传说或推测，不足为信，清代学者崔述和近人顾颉刚等都作了辨伪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