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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是为高等院校中文、历史、教育、政治学等文科系的学生们编写的教材。1986年原国家教委召开文科教材项目评审会，将《中国思想史》作为重点项目之一，并确定我为该书主编。经过两年半的努力，这本教材现在和读者同志们见面了。《中国思想史》教材的编著实行主编负责制。全书的结构、布局、基本观点、写法、章节目录等，我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参加编写的同志们商榷探讨后，由我最后确定。全部书稿我都作了修改。在主编负责的前提下，参加编写的同志们（连我共五位）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大家根据编写教材的原则和要求，从原始资料出发，参阅已有的成果，经过酝酿和思考，写成初稿。写作的分工，根据各人研究之所长而定。参加编写的同志大都有多年的教学经验，而且不止一次写过课堂教学讲稿，这些都属于此教材得以顺利完成的主观原因。这本教材如果能为大学文科的同学和社会自学青年所欢迎，那么，这是由于参加此书编写的每位同志都作了很大努力的结果。为编写《中国思想史》教材，我自己作过相当长时间的摸索和尝试，教训是不少的。1958年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建议，为青年们编一本类似教材性质的简明扼要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小书。在侯先生指导下，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写成《中国哲学史略》出版。不久，侯先生和我们执笔者都发现，这本小书只能说是一个纲要，许多论点没有展开。1978年侯先生又建议另外编写一本适合青年阅读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书，于是就有《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的出版。此书的优点暂且不谈，不足之处仍然是过于“浓缩”，青年们（包括大学生）读起来还是感到有许多困难①。 经过这些试验，我深感要编好一本教材，必须拟订并落实编写的若干基本原则。在《中国思想史》这本教材中，我们想贯彻以下几点想法。

本书从人类的悲剧性和悲剧意识的一般理论，从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分析了中国悲剧意识的特色，涉及历史、文学、儒道哲学、社会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方面。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其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已成为整个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探索自然、认知社会的触角不断深入，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发掘传统文化宝藏，汲取更多的智慧和精神力量，来进行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从而获取成功。传统文化经典很多，就存在一个轻重缓急和选择的问题，不赞成搞什么“百种必读”或“50种必读”，武断地制造一个封闭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宝库应当是开放的，其中异彩纷呈，玉蕴珠藏。本套丛书第一批20种，只能说是向广大读者奉献的最基本的、应当最先了解的经典作品。《庄子》一书，精华与糟粕相参，有辩证思想，也有不少诡辩，有优美的文字技巧，也有晦涩难懂的词意，既讲了人生处世的哲理，也有不少虚无主义的东西。阅读这本书，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了能使更多的人阅读，我们组织一些同志把《庄子》全书译成白话。全书采取分段对译的办法，文前加了“提要”，简明指出各篇文章的主旨，文后增加了“成语与典故”，以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

源远流长的灿烂中华文明有两个源头，即长江和黄河。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文献，在其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也有两条支流。一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由孔夫子发端在前，孟子、董仲舒、朱熹等踵其后，蔚为大观；更由于历代统治者利用科举制度加以提倡，所以一直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儒家学者，不绝如缕；儒家著作，汗牛充栋。二是不为士大夫所重的启蒙读物，虽系口耳相传，为村夫俗子所读，但因其读者队伍的庞大，因而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往往容易被人忽略而已。《幼学琼林》之所以大受欢迎，是与其编排有方分不开的。此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内容全面；第二个特点是语言简洁明快；特点之三是通俗实用。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此书，我们将程登吉原编、邹圣脉增补的程邹本《幼儿琼林》进行了全文今译，以期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同志也能读懂理解。如果说这本《白话幼学琼林》能在普及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一点作用的话，那是使人感到欣慰的。

编辑推荐：本书对中国古代梦书的性质、形式、来历、占断方法及文化价值等作了全面论述，对唐宋类书中征引的梦书和敦煌卷子中发现的梦书进行了校勘和注释，可供哲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中国楹联，创作手法灵活多变，然而，尚有一定格局，为使广大读者在哲学楹联佳作、练习楹联书法的同时，忙掌握楹联创作的一般规律，本书特列“作法篇”，评述其种种写作手法，以便读者是书在手，一览之余，便可即兴挥毫书联。

灯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千百年来一直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古今灯谜三千条》作者从大量的古今优秀灯谜中精选了3000条，分为15类，内容丰富。所选灯谜构思奇巧，语言精炼，妙趣横生，雅俗共赏。同时，还介绍了怎样猜灯谜和有关“谜格”等常识。《古今灯谜三千条》可供广大读者选用、鉴赏和灯谜爱好者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