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墨家和儒家同是影响力最大的两大家。墨家的典籍是《墨子》，原有71篇，后来散失了一部分，现在只剩下53篇。通常把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4篇称为《墨经》，也有把上述4篇加上《大取》、《小取》共6篇称为《墨经》或《墨辩》的。《墨经》是《墨子》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其内容涉及哲学、逻辑学、社会学、文字学、数学、几何学、光学、力学……诸多方面，包罗万象！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中包含的科学技术内容，则是诸子百家中所绝无仅有的。有些论述，不仅可与同期西方的论述媲美，甚至还更先进！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墨家典籍长期只能私下传抄而又无人去研究校正，以致有的字甚至一错再错，错别字越积越多。大量错别字是《墨经》难读的又一原因。《墨经校解》先对错简进行校正，并将《经》、《说》文互相匹配，然后进行校注，多少能为读者了解《墨经》及我国先秦文化有所帮助。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第七》）孔子说：“传述旧有的东西，而不创述制作新的，相信而且喜好古代的文章礼仪，我把自己当成老彭那样的人物。”“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孔子思想和学术的一个重要原则，与其“克己复礼”的主张一脉相承。述，指传述或阐述前世遗产；作，指变革既有、创立新的学说。话虽这样说，在实际的述的过程中，因个人的秉性、习好不同，前世的文献礼仪等既然经过这人之手，不可避免地就有了增减甚至删改的成分，比如众所周知的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在唐以后的几家摹本，摹写者自然是本着完全一致、绝不允许走样的态度一点一画“述”出来的，可是随便拈出两个摹本便能一眼看出其问的不同。书法临摹如此，对古代学术经过自己学习、领会之后再用自己的口和笔重新表达出来又会怎样呢？冯友兰先生就认为孔子“其实是以述为作”。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换个角度看，也表达了他的一种自信：我所传述的前世文化，是我忠实于历史，认：真考信之后的结晶，起码是原汁原味的精髓吧。有论者认为这是孔子思想最大的缺陷之一，如果只强调服从旧有的规矩而不敢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就只会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落伍、直至被淘汰。其实，如果从孔子这话的本意去看，这正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一项主要传统，中国之所以能保存着世界上最为众多的古代典籍，功即在此。对古人流传下来的好东西，实在没有必要一定去“一分为二”一番。在孔子“述”的过程中，是已经经过了过滤和淘洗的，书中所说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即是确证。这样的述古工作代代累积，自然是人类精华居多，不必多疑。“窃比于我老彭”，是说自己信古、好古的程度跟“老彭”不相上下。老彭大概是当时公认的极度尊古守旧之士，后世注家一般认定为殷商时代的一位贤大夫，《大戴礼》有载；也有人坚持该老彭就是《庄子》提到的彭祖。对于“老彭”的理解，南怀瑾先生讲得多一点，录之以备参考：“老彭是两个人。老，是老子；彭，是彭祖，名彭■，在古代的史料上，一般人说他活了八百年，是否有这个人，姑且不问，反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长命老人叫彭■。孔子下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想向老子、彭■看齐。这两个人都是讲传统文化，而且是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总而言之，他等于是自我幽默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一个老古董而已。”’■[延伸阅读]子日：“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第七》）孔子说：“可能有人对自己不懂的东西也一样凭空捏造的吧，我没有那种爱好。多听，选择其中好的而遵行；多看，记住看到的东西；跟智者相比，这只不过次一等而已。”点评：“知之次也”的“次”，有人解为次序，也有人解为次一等。孔子此处意思，大概是说：那些“不知而作之者”是把自己当成了生而知之的智者，而平常人凭着“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的方法得来的知识，就算跟真正的智者相比，也只不过差一个档次而已。P6-8

《日本现代老子研究》最终定名为“日本现代老子研究”包含两层意思，“日本现代”是限定其研究的时代，“老子研究”是限定其研究的对象。先来说明“老子研究”的含义，再说明“日本现代”的含义。老子研究，研究意义是指对老子其人其书的研究，这包括老子其人其书最初是怎样的情况，以及后来在温长历史过程中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关于日本的老子研究，最初所定计划是“日本老学研究”，在作了如上的区别之后，首先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重点，确定了应是老子研究，而不是老学研究。《日本现代老子研究》撰写的一个特点是：即全书着重介绍日本学者的具体研究过程和内容，而笔者则很少横加议论评价。作者以为，中国学者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知之不多不深不细，因此需要着力介绍他们的具体研究内容与考论过程。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把他们在研究中的分析和论断完整地叙述出来。作者的最大愿望是想让中国学者通过了解日本学者的研究内容，而对自己的研究有所反省和参照，进一步促进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更希望中国学者能够形成严谨踏实的学术研究方式，把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许多问题研究深入，研究彻底，拿出令世界学术界信服的学术成果。

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1993年，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后，受到震动，撰写了题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的文章，指出：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1997年，他再撰《中国历史必须重写》，重申应将这一观点贯穿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表明：奇丽弘深的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她和黄河文化南北交会，澎湃激荡，形成奔涌不息的中华文化之巨流，汇人古代世界文明的海洋。

探讨了苗族和侗族的服饰工艺文化，之所以选择这一系列研究主题，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苗族和侗族都是极富艺术才华的民族，拥有独特的颖悟力和杰出的创造力，她们的刺绣、蜡染、织锦都堪称中国南方民族文化艺术中的珍品，体现出高超的技艺和卓越的天赋。更为难得的是，当众多的民族文化濒于消失的今天，在一些苗侗民族的村寨中，这种完美的民族文化艺术仍在世代相传，勤劳的苗族和侗族妇女以她们的文化自觉，创造出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第二，苗族和侗族都是南方民族中很有代表性的民族，拥有悠久而发达的农业文化。在富饶的洞庭湖和鄱阳湖畔，苗族先民曾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个久远的记忆一直影响到如今已迁往贵州高原十几个世纪的苗族人，使其在高原的生活环境中处处有所依照。侗族多居于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通道、黎平、三江和融水一带，是这里的原住居民和主要开拓者。十里侗寨，百里侗乡，村村都是沿江而建，寨寨都有溪流穿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令其水稻文化得以在良好的环境中迅速发展。对于苗族和侗族精美的蜡染和织绣艺术，唯一的解释是她们对织绣染艺术的感悟得之于当年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或许可以说，苗族和侗族服饰艺术的精美与繁荣，已非其它民族可以比肩。第三，作为苗族和侗族文化的主要载体，苗侗服饰工艺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出对族群起源的思考和深厚的祖先崇拜情结。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曾对生命起源进行思考，但苗侗民族对天地万物的形成以及人的起源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认知，并鲜明的体现在各自的服饰工艺文化上。如三江侗族的织绣纹饰中神圣的混沌花，是该地侗族信奉的始祖女神萨天巴的图腾符号、是孕育生命的母性象征。苗族的蝴蝶妈妈也有同样的含义，在黔东南苗族的织绣纹样中，苗族始祖“蝴蝶妈妈”作为生命的主题无处不在；在苗族蜡染纹样中，蝴蝶妈妈与飞鸟游鱼共同构筑着万物化生的境界，表达着苗家人对生命的热爱。祭祖节是苗侗民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苗侗民族族群凝聚力的一种普遍表现形式，其中的图腾符号百鸟衣便是这种普遍形式的具体表征。织绣精美的苗族百鸟衣以鸟龙为主题纹样，侗族百鸟衣的形式与苗族大体相似，唯织绣更加细致。第四，苗族和侗族都是古老的民族，在文化背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深入研究其服饰工艺文化，既有利于进行比较分析，认知苗族和侗族的历史文化，亦有利于开展服饰工艺技术的保护和传承。民族服饰工艺及其相关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主要包括工艺技术、款式结构、纹饰内容和传承方式等工艺和文化两大部分，最能体现文化多样性和民族特性。因此，完整的民族服饰工艺研究应包括相关文化的研究，这也正是本丛书所涉及的内容。在这里，文化是传承的根基，若是没有民族精神作为支撑，工艺是传承不下去的。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学科，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而民族服饰工艺是民族服饰文化的重要内容，其研究尚未真正展开，更乏见有深度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正视的。本丛书的四位作者本科所学都不是民族学或人类学相关专业，贺琛就读于新疆工学院服装设计专业，王彦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苏玲和黎焰分别就读于北京服装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和服装工程专业。当她们考入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攻读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时，几乎没有民族学方面的基础，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全新的领域。作为她们的导师，我必须要考虑怎样利用其本科所学之所长选择研究方向，以使她们顺利完成学业。时逢我正主持北京市科委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苗族服饰工艺研究”和北京市哲学社科规划课题“民族服饰工艺文化研究”，于是我决定把她们的学位论文选题纳入我的课题研究之中。她们分别选择了各自感兴趣的题目，贺琛研究的是苗族蜡染，苏玲以侗布为题，兼与苗族亮布进行比较，王彦集中分析了侗族织绣，而黎焰则探讨了黔东南地区苗族女装结构和着装方式。令我欣慰的是，她们不负所望，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逐渐走进了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学术殿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就是她们硕士论文的集成。虽然是在上述课题和项目的框架下开展研究，然而四位作者并没有受此束缚和限制。她们不仅重点研究了苗族和侗族的织、绣、染等具体的工艺技术，并分析了相关的文化习俗，探讨了它们传承和消失的原因。因此，她们的研究在内容和理论方法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发展，这无疑将进一步拓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领域。四位作者都尝试运用了民族学、人类学和艺术学的理论方法，其主要内容都是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深入田野、走进他者世界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作风不仅是完成其学位论文的重要保证，同时对于抢救濒临消失的民族服饰文化遗产尤其是口手相传的服饰工艺技术具有非凡意义。为完成《苗族蜡染》研究课题，贺琛深入贵州东南部的麻江县和黄平县，西部的黔西县、织金县、六枝地区和安顺市，南部的三都县、榕江县等地，进行了长达近两个月的田野考察，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足迹遍及贵州苗族蜡染盛行之地。正是立足于这种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贺琛根据苗族蜡染的风格特色和地域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类型划分，首次提出了“苗族蜡染地域类型说”，并以考察实录的表述手法，真实客观地介绍了各类型蜡染的风格、使用工具、点蜡方法、起染缸的配方、浸染方式等，不仅较全面地阐释了苗族蜡染文化，而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翔实而宝贵的调查材料。在田野过程中，贺琛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对苗族蜡染工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时，我们关注的是它所呈现的意象视界，由此感受到作者的思想，从而产生共鸣。但当一个民族的妇女都能制作这样的作品时，我们就不得不关注这个民族的感情了。苗族是一个感情深沉细腻的民族，一如她们的音乐，充满了凄凉与悲壮……但这种凄凉的曲调里却带着一些血与情的成分，带着对祖先故土的追忆。”从她书中的这段文字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她已经把自己融入其中，这种感受使她对苗族蜡染及其文化的解释准确到位。贺琛还借鉴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从苗族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生态和苗族的历史发展、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思想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世界观，以及邻近民族文化的交融等诸多方面，探讨苗族蜡染的地域性、艺术性、社会性、文化性和民族性特征。这是人类学文化整体观在民族服饰研究中的具体实践。王彦的《侗族织绣》研究，也是以自己在贵州、湖南和广西三省交界的侗族地区的实地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完成的，因此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点。比邻的三江、黎平和通道三县是侗族织绣最为精美之地，之所以选择侗族的织和绣作为研究点，是因为该地侗族服饰中织和绣同时运用，一个擅长织锦的侗族妇女同时也精于刺绣。王彦采用人类学功能主义的观点对侗族织绣艺术的功能进行了细致分析，说明侗族织绣艺术具有实用性、艺术性和手工性三位一体的特征，并承载着多种文化功能。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的，文化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不管这种文化是抽象的社会现象，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按照功能主义学说，只有在满足了低层次的生物性需求后，才会逐渐衍生出更高层次的文化性的需求，因此人们首先是发明了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物质范畴的文化，然后才发明创造了社会组织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在对侗族织绣艺术功能的分析中，王彦亦是沿用从生物性到精神性的发展轨迹，依次介绍了侗族织绣的实用功能、愉情功能、仪礼功能和文化功能，这些功能经常是交织、重叠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和单一的关系。若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侗族织绣艺术的简单与繁杂，朴素与华丽的统一性。王彦在分析了侗族织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谁来保护、如何保护这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措施和方法。她认为保护的主体应该是政府、团体和个人，而发挥研究者的作用、规划民俗旅游开发、普及侗民族文化教育将是保护传承侗族织绣技艺的有效途径。这种坚持文化多样性、突出文化持有者对于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以及强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内外因素的重要作用的思考不失为一种见解，表现出作者较强的人文学养和积极的现实关怀。苏玲在《侗族亮布》的考察研究中，有意识地采用了个案研究法，她分别到黎平县草坪村、通道县上寨村、三江县同乐村等地考察侗布的现状，并尝试运用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学说。她指出侗族亮布是侗族人民为适应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产生的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与生产劳动相适应的一种面料。对于生活在潮湿炎热的西南山区的侗族来说，蓝靛染色的衣物是他们抵御疾病和疮毒最好的服装。他们制作亮布所用的靛蓝染料，不仅使织物具有高度的耐旋光性和良好的耐水洗牢度，更主要的是靛类染料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同时还能蒸发汗气，使着装者保持干爽舒适的感觉。可见，侗族亮布是侗族人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自主创造出的具有生态智慧的文化产品。这个观点富有浓郁的文化生态学的色彩，并再次印证了“民族文化具有能动适应环境的禀赋”的结论。苏玲还考察了在侗布的制作和染整工艺中的信仰和禁忌行为。在田野调查发现，侗族的染坊贴有红纸以祛邪，不许孕妇染布，在祭祀祖神活动中要问“染布青不青”等等，这些都是侗族民间的一种祈祷和祝福行为，是一种出于对染布工艺的复杂多变、不可预测的担心的流露。这种对侗布文化的解构路径，也符合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文化三因子的思想。侗布在功能上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保暖护身的需要，在文化上辅助人们完成不同的社会角色扮演。苏玲还自觉地运用了跨文化比较法，将侗族与苗族的亮布进行比较，以便揭示和凸显侗族亮布具有的表面和内在特质。苏玲的侗族亮布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她运用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分别从硬挺度、透气透湿性、耐摩擦色牢度、耐洗色牢度和耐汗渍色牢度这五个方面，对侗族和苗族的亮布进行了科学实验和检测比较。这种将自然科学实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是民族服饰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黎焰的《苗族女装结构》研究显示出苗族服装的平面结构和立体着装效果是民族服饰的一大特色，具有服装学领域里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法则，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和思维将其拓展和延伸，充满了设计的意味。因此，对民族服装款式结构的研究已是必然的趋势。黎焰通过田野调查、文献和实物分析以及矢量绘图等方法，探讨了黔东南地区苗族服装类型和着装方式，提出每个民族服装款式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态原因，同一群体内部服装款式高度统一，其衣着习惯往往能体现他们为适应自然环境而将生活经验运用到服装的材质、结构、款式色彩及穿着方式上。黎焰深入黔东南苗族地区，先后考察了13个乡镇村寨，分别对黔东南地区苗族服饰和苗族女装结构进行了类型划分，并逐一测量、记录和描述。她立足于“服饰首先是一种物质文化”这一基本立场，将黔东南地区的苗族服饰还原于它最初的“物态形式”，即着装的人和人体、服装本身的形态和结构。不同社会与民族的物质文化曾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关注对象。例如古典进化论代表人物摩尔根从房屋建筑结构和住房分配研究美洲土著居民的房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马文•哈里斯从世界各地区民族的不同饮食爱好和习惯来探讨人类饮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服装是人类身体的延伸，服装的物态形式这一基础性研究更不能忽视。因此当黎焰把眼光重新投向看似简单和普通的服装物态形式时，不仅仅是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的单纯意义的“复古”和“回归”，更是现代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关于研究视野和思路的转变。黎焰所采用的理论视野在一定意义上可归结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结合。通过这种回归服装物态形式和功用的实证研究，既可获得和保存大量的第一手数据和图像，为以后的苗族服饰文化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打下基础。同时又对现代服装设计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使之从服装最为根本的服装结构、人体与衣服的关系上重新调整设计思路，寻找设计灵感和设计元素。人们世代相传的工艺技能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消亡将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如何在社会越来越受跨地域经济力量影响的情况下，保护民族与地域文化特征，是必须要认真思考并付诸行动的。四位作者都共同关注了苗侗民族服饰工艺文化的现状和传承，她们对苗侗织绣染工艺所面临的危机表示了深切担忧，并把这种担忧转化为研究动力，在书中她们分析现状，提出对策建议，显示出强烈的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意识，令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四位作者都是风华正茂的女硕士，对她们来说，远赴偏远的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她们不畏艰辛劳累，以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投身于田野考察之中。她们都经历了进入田野考察之前的困惑和激动，感受了田野考察过程中的考验和喜悦，体验了田野考察结束之后的煎熬和遗憾，以及在论文完成之后的反思与感慨。她们都曾以田野日记、考察随笔等形式记述了各自在民族服饰田野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真实记录了田野研究的心路历程。作为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新人，她们显得有些稚嫩，其研究亦存在着不足和遗憾，倘若假以时日，相信她们一定会更加成熟，取得更大成绩，这亦是我殷切期待和希冀之所在。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的生年有两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1），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0），民国政府取前说，并推定生于公历九月二十八日。是以历来纪念孔子诞辰，以及近两年开始兴起的官方祭孔，都持此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终年实七十二岁。《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若干弟子言行的经典。因此《论语》旧注本之多，解释之歧异，它书罕能与之相匹。今人又有各种现代语体文的注译本不断问世，且加之以各种阐释，愈见纷繁。为适应《论语》在大学课堂上讲读经典文本的需要，本编采用了集几种重要的旧注为主，问之以少量今人之解释为辅的方法，编者自己只极少地对个别的注释表示看法，也尽量少用现代语体文解释字义。

《易脑：中国人的第三脑》尽量采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揭开易学神秘的面纱，把“易脑”展现在人们面前，供大家学习使用。《易脑：中国人的第三脑》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称为现代易学论，主要讲的易学现代化。我们把现代科学和电脑技术引进到易学中来，提出了“易脑”概念，建立了“易脑”系统，发现了易学三大定律，总结了易学十大法则，构成了现代易学基本框架。下篇称为宇宙统一论，主要讲的是易学科学文化。我们把易学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把易学与牛顿理论、爱因斯坦理论、规范场理论、超弦理论联系起来，证明了易学三大定律，发现了宇宙三大基本关系式，提出了宇宙结构关系式，建立了宇宙统一论。“易脑”具有四大功能：科学咨询、科学策划、科学研究、科学管理。《易脑：中国人的第三脑》是运用“易脑”进行科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天堂》描写了70年代末中国农民在那次重大的变革中，在农村惊天动地的改革浪潮冲击下，对那种呼天喊地的阵痛和豪壮的抉择。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对女性和情感的描写更具魅力，将使你激情澎湃，感慨而泣，特别是对老书记和接生婆瓜婆的描写可谓惟妙惟肖，是两个新颖的典型人物形象。主人公萧汉在获得掌管官道村的权力之后，在爱与恨，在旧的生产体制与改革的斗争中，那种歇斯底里的嚎叫，在作者的笔下被描写得入木三分。以《老坟》荣获美国“国际文化与科学交流奖”的作家王海，历时三年的长篇小说《天堂》横空出世。在“天堂”里，对女性的描写更具魅力，将使你激情澎湃，感慨而泣。在爱与恨中，那种歇斯底里的嚎叫，在王海的笔下被描写的狰狞而可爱。从历史的长河中，剖析了中华民族历次改革的艰难。“天堂”仍以咸阳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为背景，以文学的形式完整的揭示了咸阳“金字塔”群的奥秘，使这块地域更加神奇和美丽……20世纪40年代末期，官道村的一批热血青年起来闹革命，赵怀仁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一定能使官道村的乡亲过上天堂般的好日子。然而，20多年过去了，乡亲们没有摆脱贫困。赵怀仁感到困惑，共产党人开始反思，很多人对那美好的前景产生怀疑。但赵怀仁坚信跟共产党走，坚守这种体制，一定能改变这贫穷现状。然而，乡亲们对他和他所坚守的阵地失去信心。

通向荣誉的道路上但丁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终生热爱自己的故乡。作为欧洲文学的巨擘，他不用拉丁文而选择用意大利文写诗，对文学发展的进程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被誉为“沉默世纪的声音”，亦有“基督教世界的主要创造力和新时代最初的诗人”之称。但丁曾经感悟说：“通向荣誉的道路上，并不总是铺满鲜花。”驿动的浓情蜜意但丁长得其貌不扬，一双忧郁的眼睛忽闪着怪异的神色，很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奇怪的感觉。有人描述说：“他的脸很长，下巴很宽，鹰钩鼻子，下唇凸出，仿佛准备打架似的。……他弯腰曲背，表情阴郁，眼睛深陷，目光忧伤，带有几分挑战的意味。”也有人点评说：“但丁决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同伴。即使在容光焕发的时候，也不足以引起别人的尊敬。”但丁5岁丧母，12岁又失去父亲，可谓从小饱受苦难，历尽艰辛。这年他只有9岁，就被美丽的贝娅丽齐迷住了，总想偷窥她的花容月貌，又生怕被别人看见。在一个节日的联欢会上，贝娅丽齐身穿红色衣裙翩翩而至，但丁瞥了她一眼，顿时觉得心上人有如仙女下凡，特地来让他一饱眼福的！时隔几年，但丁有幸又遇到贝娅丽齐。后来他形容说：“她从一条街上走过来，朝我站的地方凝视着。我显得非常局促窘迫，她则彬彬有礼地冲我端庄地微笑一下。”就是这么春光明媚的嫣然一笑，着实让但丁温馨了好长一段时间。但丁不仅长得乏善可陈，而且口齿不够利索，说话总是结结巴巴的。一次，他参加别人的婚礼，妙龄女郎们为了寻开心，居然学起他的不雅举止和笨嘴拙舌。但丁既没有英俊的模样，也没有丰厚的财富，自知对贝娅丽齐的迷恋不会开花结果，所以从未向她剖白心迹。不过，但丁也有一技之长，就是长于舞文弄墨。他拿起笔来，饱蘸深情写起了颂扬美人的诗篇，企图把“见到贝娅丽齐的瞬间幸福永远保留在诗歌之中”。就这样，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被人称为“另一个世界上的小诗人”。后来贝娅丽齐成为一位银行家的儿媳妇，婚后不久就告别了人世，将但丁置于“精神上寡居”的境地。惊人的记忆力传记作家托马斯指出：“但丁具有骚动不安的思想，因为他生活在一个骚动不安的时代。”确切地说，佛罗伦萨也有过一段和平时期，可惜但丁的妻子是个口舌锋利的泼妇，让他很难在家里享受到安宁。进人仲夏时节，但丁每天吃完晚饭总要散步到圣·雷巴拉塔广场，悠闲地坐在矮墙上纳凉休息。这天晚上，但丁刚坐下不久，就有一位路人走过来，主动跟他搭话说：“先生，久仰大名，您的旷世奇才无人能比。我承诺帮人解答一个问题，限于自己学识浅薄，绞尽脑汁也没想出合适的答案。所以我不揣冒昧，烦请先生助我一臂之力。我要回答的问题是：‘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但丁不假思索，口中就吐出两个字：“鸡蛋。”时隔一年，还是在圣·雷巴拉塔广场，但丁一如既往地坐在矮墙上纳凉休息。那个路人见到他，又凑过来继续一年前的话题说：“如何烹调？”但丁脱口而出说：“放盐。”P74-75

本书内容包括：《老子》首章七解——试探《老子》哲学的神秘性，“天地与我并生”、“思想囊括宇宙”——庄子与帕斯卡尔思想之比较，老庄哲学与印度《奥义书》及东方神秘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