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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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文化大观汤一介,张耀南,方铭主编《中国儒学文化大观》既是一部大型的学术专著,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难得的工具书。从学术的观点看,它反映了著作者新的研究成果;从实用的角度看,它满足了众多读者全方位了解儒学的迫切需要。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孔子在现实中没有能够恢复周礼,看来他只能在理论上为礼做些工作了。由于从内容上看,历代之礼都是陈陈相因的,所以在这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孔子礼学的主要贡献,是对礼的心理基础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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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艺术与训练张淑芳主编音乐艺术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语言和文明,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大教育家孔子曾提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柏拉图也说:“在教育中我们一向对于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音乐艺术不仅是在表达和描述人类的灵魂,同样也是在塑造人类的灵魂。人类社会在跨入新世纪之际,一切都在变革,社会结构在变、人的审美情趣在变、价值观在变、哲学思维方式也在变……一方面“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另一方面现代人的灵魂上却落满了“现代文明”的尘埃。用什么来净化现代人的心灵,洗涤其灵魂上的污染呢?用音乐!用呼唤善良、呼唤真诚、呼唤高尚的音乐吧!音乐是刻画人类灵魂状态的一种抽象形式的语言。因为它是抽象的,使许多人不易听懂。但歌曲就不同了,它不仅是音乐艺术同时也是语言艺术,所以,它是音乐艺术花园中最直观最易于欣赏的音乐花朵,因而也最易于广泛普及。歌唱既是学校美育的理想载体,也是德育和音乐教育的基础。它对校园文明有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唱歌是一种“精神体操”,它有益于抚慰心灵,平衡心理,增强信心和勇气,使我们的大学生们更乐观,更热爱生活,更加青春焕发,朝气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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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康文化论丁素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成果。本书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的农村小康文化、小康文化建设现状的基本分析、新时期文化建设面临的全新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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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研究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编本书分为:“课题研究”、“吴中人文”、“稽古钩沉”、“文圃撷英”、“红楼新探”、“资料点击”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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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曾仕强著这不是一本骂中国人的书。身为中国人,专门骂中国人,就算写得十分精彩,毕竟“灭自己人的威风”,何必?骂到后代子孙失去了信心,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也不是一本捧中国人的书。自己捧自己,等于“往自己脸上贴金”,并没有实质意义。捧得后代子孙自以为高人一等,处处眼高手低,亦是枉然!我们所做的,只是描述、分析中国人。不敢说什么“客观”,至少保持相当“忠实”。中国人看似简单,实际上很复杂。骂的人写来写去,都只写到中国人的皮毛,并没有伤害到躯体。捧的人费尽口舌,不过是锦上添花,好像也没有让中国人格外光彩。骂也好、棒也好,中国人几千年来,永远还是中国人!说中国人改变了,似乎没有。我们不是常说中国人不改农业社会的习性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什么办法呢?说中国人没有改变,好像也不对。我们时常担心,中国……作者简介曾仕强,现任国立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统一建设促进会理事长、人力资源发展学会常务理事、国际管理基础会董事、美国东西方大学管理学教授。曾任中学校长、交大统务长、空大教务长经济部专业人员研究中心中国式管理课业辅导长美国杜鲁门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士专研中、美、日管理比较;易经管理;中、西管理思想比较;人际关系与沟通;中国人的民族性与管理。民生报调查为交大最受学生欢迎教授之一生产力中心调查为最受企业界人士欢迎十大名嘴之一应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香港、中国大陆演讲企业管理,在台湾主讲千次以上。他著作有:《如何实践中国式管理与人性化管理》、《超世纪大易管理》、《中国管理哲学》、《中国的经权管理》、《人力自动化》、《老板魅力学》、《中国的经营理念》、《现代化的中国式管理》、《二十一世纪易经管理法》、《掌握中国人性的管理法》、《圆通的人际关系管理法》、《时间管理》、《沟通的艺术》、《管理哲学通论》、《中国人你心理在想什么》、《中国人你为什么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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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中庸韩维志译评本书是“国文珍品文库丛书”之一,向读者介绍了儒家经典——《大学· 中庸》。本书结构包括原文及注释。注释详实,通俗易懂,让读者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古代文学的渊源。本书将提高读者自身的文化修养,激发您对古典文学的探寻兴趣。这是一本优秀的课外教育读物,不妨一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此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中庸》所阐述的伦理观点已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元、明、清三代统治者认识到这两篇文章对统治阶级的无穷益处,于是大力提倡,定为科举必读书,这两篇文章更是风靡一时。它们虽然流行了,但却被庸俗化了,因而对于它们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被污染的只是下游河水,而源头的清流可爱则是不容置疑的。在《大学》、《中庸》中,蕴含了先圣哲人对生命价值的体验和反思,也展示了他们表达思想的卓越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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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胡适欧阳哲生编本书再读胡适,分为上、下两编,主要内容包括前言:胡适的文化世界、上编、易卜生主义、少年中国之精神、杜威论思想、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演化论与存疑主义、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新生活、新思潮的意义、不朽、黄梨洲论学生运动、学生与社会、《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序、下编、《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但恨不见替人!”、胡适与鲁迅、有德者必有言、在胡适先生身边的日子、民主先生与身边的日子、民主先生身边的日子、民主先生与自由男神(节录)、在历史上,我们常常赋予那些在一个时代起着关键作用或导向意义的人物以特别显赫的地位,甚至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时代。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位代表“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历史人物,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或象征。胡适无疑是最具挑战意义的人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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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视点云德著本书从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结合上研究了我国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现状以及发展态势,内容包括文化: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课题,关于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的一点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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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故事黄云生编著本书选收中国古代寓言一百五十余则,用现代白话加以改写,并在每则寓言之后点明其寓意,有:“一叶障目”、“自相矛盾”、“螳螂捕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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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镜像王岳川著一“主义与问题”的全面审理90年代的中国承接本世纪的多种社会思想转化,发生了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因而我们面对“问题”或“主义”时,有必要弄清“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是个体的问题还是群体的问题?是国家民族的问题还是全球性世界性的问题?光找到问题还不行,我们被问题所迷惑、所虚幻化甚至虚无化掉也不行。因此,还要找到“地基”,找到观察问题的立足点和剖析问题的新角度。面对“主义”审理“问题”,即搞清“主义”和“问题”是90年代学术研究和文化批评起码的要求。“主义”的厘定。80、90年代引入中国的西学“主义”,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少数话语等“后”“主义”。这些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钳制互相消解,互相掩盖互相撕扯,并为那些文化批评的误读推波助澜而滚滚向前,使人在“假历史洪流”前遗忘批评家的“批判”意识和“揭底”品格,甚至背对问题而成为“驼鸟式的批评家”。如何在研究中去正视那些成堆的问题,是切入当代问题的第一道关口。“问题”的审理。问题相对而言更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以下诸方面:其一,是关于知识分子分化问题。时代在世俗化旗帜中,是怎样使知识分子边缘化而使世俗化成为当代神话的?在学术和思想之间痛苦徘徊的知识分子,怎样走自己的“边缘之阶”?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灵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定理想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其二,是审美文化、大众传媒(或称之为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同知识精英造成了怎样的内在冲突?构成了怎样的张力?双方受到怎样的内在损伤?其三,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文化的出路和前景等问题,以及问题的虚假解决现象的历史掩盖条件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在前现代的中国,在思维论、价值论和工艺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纠缠?其四,是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带来的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历史是客观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还是文化稗史?其五,是关于世纪末文论问题的清理。这一世纪以来文论出现了怎样的假问题?掩盖真问题甚至剥夺真问题是怎样发生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究竟是否应有尺度?应有怎样的尺度?这种尺度是纯粹私人化的还是可通约的?谁在确定尺度?尺度的消解对文学是怂恿还是伤害?其六,是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诗人之死”与散文热潮在当前中国文化中应该怎样定位?批评家的分化和事件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还有,先锋文艺实验的困境和误区何在?其悲壮感、创新意识、革命性和震撼性何在?这些重要问题,无疑都需要认真地审理,需要在作品和理论上的双重透视中,才能正确解答这些网状般纠缠的问题。二文化研究的四重语境90年代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构成,其归纳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它起码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所构成:传统与本土化。其重要标志是众多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厚积薄发,推出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原始儒家、两汉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传统文化读物成为书市的主流读物。在历史的空场,这种传统本土化的格局无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意义,然而,其对西学的强劲反拨又使90年代具有浓郁的非西化意味。意识形态化。这表征为90年代在消解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同时,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定式仍然十分强盛,它制约着学术的中心问题、基本发展方向以及讨论问题的基本态度。尽管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官方和民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官方的所谓民间,民间仍然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意识形态性决非可以忽略不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