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培训指南》展现了文化培训的历史、概念和方法，探究了跨文化交融与培训中的基本理论，以及跨文化培训产生的背景问题。《跨文化培训指南（第3版）》由跨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机构撰写，展示了该领域的最新观点和评论；对目前的研究和具体培训技巧进行了有效的总结；深入地分析了世界上跨文化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包括中南美洲、欧洲和中国，以及东欧、俄罗斯和以色列地区。《跨文化培训指南（第3版）》具有跨文化融合的意义，其所涵盖的综合信息特别适用于管理学、教育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性别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研究人员和学生，同时对咨询和护理等服务行业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还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的反思中，阐明张岱年先生在晚年倡导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是一种建立在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立场上，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握。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以文化的“可离析性”和“可重构性”两大原则为基础，为中国未来的文化战略建立起了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基础。张岱年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学术贡献涵盖了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等许多方面。《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以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为对象，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文化观点，如激进西化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保守主义、调和派等，指出，张申府和张岱年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提倡的“创造的综合”超越了简单的中西对峙，无论从文化观念和方法论上均有很大的突破。《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视野宏阔，以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为主线，串联和分析了20世纪中国不同立场的文化观念，有助于我们对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文化历程，并触发我们对于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在牛年春节的鞭炮声中拙稿杀青，随后将交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这无论对于我本人，还是对于像郭全中博士和肖庆博士这样的青年学者，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空间，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还是公共知识界对此的背景支撑，都还不足以把这一议题当作纯知识学议题予以学理性讨论，而我们居然斗胆尝试，并敷衍出洋洋二三十万言，搭出一个简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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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灾区文化生态建设》从生活方式选择、行为模式形成和物质精神产品创造等方面来研究汶川地震灾区文化生态建设。《汶川地震灾区文化生态建设》共分十九章。第一章～第九章讨论汶川地震灾区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时空结构、行为模式和构成要素；第十章～第十三章讨论汶川地震灾区文化生态建设的目标、内容、中心问题、指导思想、依据、动力、方法及过程调控等；第十四章～第十八章讨论汶川地震灾区文化生态建设的各个方面；第十九章讨论汶川地震灾区文化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该书适合参与汶川地震灾区重建的各方面人员阅读，也适合灾区的老师、学生、干部和群众以及全国各高校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阅读，还可作为各科研单位研究人员、高校教师进行与汶川地震相关的研究时的参考书，亦可供国内外感兴趣的人员阅读。该书从生活方式选择、行为模式形成和物质精神产品创造等方面来研究汶川地震灾区文化生态建设。全书共分十九章，讨论汶川地震灾区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时空结构、行为模式和构成要素；汶川地震灾区文化生态建设的目标、内容、中心问题、指导思想、依据、动力、方法及过程调控等；众多内容。

本书是当代社会学大师鲍曼的代表作之一，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领域的经典之作。书中关注文化这个为难了无数社会学家的主题。鲍曼将文化的意义分为三类：作为概念的文化、作为结构的文化以及作为实践的文化。鲍曼研究进路的中心是认为，文化是内在矛盾的。因此，文化既是失序的动力，也是秩序的工具；既是老化的因素，也是不朽的条件；它是创造性的温床，同时也是规范法则的框架。

《孔子为什么这样红》是安抚现代人浮躁心灵的文化读本，是启迪心智的生活导读手册。孔子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孔子为什么这样红？围绕类似问题，作者依据《论语》原文同时又跳出原文，通过丰富的历史掌故来解读孔子，通过广为人知的成语来诠释《论语》，让人领会传统文化的魅力，告诉人们幸福之道、为人处世之道、孝敬之道、教书育人之道，等等。

随着消费日益成为当代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导动力与目标，消费文化也成为二十世纪晚期以来当代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文化研究等多个学术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论题。消费文化是现代社会消费活动的方式、特征与理念的总和，既包括消费活动中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也包括与消费相关的生活方式、理念与价值判断。由于消费在当代生活中的主导性，消费文化已成为人们理解和认识当代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作为设计活动的最终物质形态显现的人工产品，始终是现代生产和消费的中心与终端。现代设计活动及其结果，其自身便是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相比其它一些领域，设计活动与消费有着更为直接和深刻的联系。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设计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首先，设计成为二十世纪发展最快也最为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日益凸显，设计从社会边缘正迅速向中心移动，设计正面临发展的大好契机；其次，科技进步、社会需求、生活方式及消费理念的变化给当代设计的内涵、形态和功能带来了诸多改变，如数字化生存环境与网络设计、虚拟设计，消费理念、流行时尚与产品的非功能化，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类文明建设与绿色设计、无障碍设计等等：第三，随着设计与社会生活的日益交织、渗透，与设计相关的各种问题引发的思考也受到学术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商业和经济成功的设计是否就是成功的、好的设计？在现实中，设计的商业利益、艺术追求、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状态是否是合理的、理想的状态？设计是否应该承担对社会、对未来的责任，设计是否应有自己的目标与理想（排除所有非设计的考量）而与其它社会因素保持距离，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必要性与现实中的可能性？在设计的实践与理论之间，在设计对社会的服务、引导、批评的功能之间，应有怎样一种张力？设计的职业从业者与设计教育者、研究者在社会角色、专业领域中的作为有着怎样的不同？在当代设计的发展中，这样的提问是必要的。在这样的思考中，设计才能获得对自身的自觉意识，才能建立自己独立、成熟的社会形象。而对消费文化与当代设计的探讨仅是这种思考白勺一个角度，当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度。 相比人类的许多活动领域，当代社会中的设计是那么年轻而富于活力，虽然它常常显得纷杂而无序，但我们对设计的未来充满信心。深深扎根于现实需求与生活理想之中的设计将一如既往从生活中获取巨大的动力，在它未来的发展中，对设计的理论审视与思考亦将伴随设计实践一路前行。

当一帮具有民粹主义情结的“老愤青”为了迎合许多愚昧的老百姓而再次炮制出《中国不高兴》这样的“精神鸦片”时，再次激发了中国人虚伪的自大狂心理。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中国不高兴》推销的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形式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健康的和病态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病态的民族主义则常常自恋及排他，具有“暴发户心态”，妄想充当世界的领袖，缺乏一种真正自信、包容和博爱的能力，是一种变态的流行“病毒”。真正高兴的是那些“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和操控股价房市的“幕后黑手”，当大多数人还看不起病、孩子还上不起学时，中国的市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真正高兴的是那些挥金如土、狡兔三“窟”、天天有饭局、夜夜上歌厅，一言九鼎的某些腐败分子，当天灾多发、矿难频发、疫情滥发，许多老百姓求告无门时，中国的农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真正高兴的是一大堆帮忙、帮闲文人和艺术掮客，当他们合伙炮制着妄想使人“变成一头快乐的猪”的一个又一个娱乐大片和“一句顶一万句”的伪劣之作时，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真正高兴的是那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某些法官和律师，而当大多数人被野蛮拆迁逼得走投无路而只能进监狱或打官司，但仍然遥遥无期或面临“躲猫猫”的危险时，许多“杨三姐”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文化就像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源头很远，流过历史，流到今天，还要流向未来。它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浩瀚的江河，它是一砖一瓦堆积起来的长城。文化建设不是凭空地喊个口号，也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文化建设是一脉相承、持之以恒的，需要几十年、数百年，甚至是几千年的积累。文化就是“以文化人”，它对人类的作用不都是轰轰烈烈的，更多的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每个人知识、学养的积累都走过了从无知到有知，从浅薄到深刻，从单一到丰富的过程，在不知不觉中走过来的，这就是文化对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