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西方文化》（1930年）可以说是诺曼·道格拉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反思。他在阅读了描述印度的作品和到印度旅行之后，萌发了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念头。在本书中，作者并未泛泛而谈，或是坐而论道，相反，他从小处着眼，从生活琐事入手，由小见大，比较和分析了在宗教、法规、教育、人性等各个方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虽然作者站在赞扬东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但他也没有全盘肯定或是否定某一方，而是用理性而不乏讽刺意味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最后，道格拉斯还指出了西方文化弊病的根源。虽然作者所处的时代迥异于今天，但书中提出的东西方文化差异问题，仍值得我们深思。

在一个市场经济功能开始逐步放大的社会，在经济强盛成为一个国家、民族拥有重要国际话语权标志的时代，在资本成为解决社会发展倍数效应带来的纷争和矛盾的重要手段的今天，以下情况可能难以避免，这就是：效率会优于公平而难以顾及公平，功利会替代责任而不再服务于责任，投机会涵盖选择而不仅仅是代表一种选择，财富会等同于人生坐标而不仅仅是链接坐标的途径。《激荡-文化讲坛实录3》记录了历届“文化讲坛”的精彩演讲及主持人点评，深刻而浅显地、睿智而朴实地、热情而真诚地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和改变自己、营造美好前程的多种可能。生活的多样性和可塑性因此变得更有诱惑。从经济学角度解释，最能产生价值收益的就是直接占有资源。能够直接聆听、阅读大师名人专家学者的演讲和思想，并且把它们转化成提升自身附加值的资产，这将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幸运！并且，我们已经知道，从文化的角度看，这是可能的。 打开《激荡-文化讲坛实录3》，感受新时代的文化激荡！

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克利福德·格尔茨是本世纪一位“最具原创力和刺激力的文化人类学家，也是致力于复兴文化象征体系研究的知识运动的前沿人物”，他的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名作《文化的解释》是其文化人类学研究论文精选集。收入该书的论文按论述的对象，分为五编十五章，格尔茨在本书里全面梳理了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的误区，对文化的概念，文化与宗教、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进行了详实的研究，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从一个又一个的个案中提出的一个个独特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本书围绕“文化、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文化与国家安全”、“信息化时代的文化安全”、“宗教文化与社会和谐”、“民间信仰与社会和谐”几个议题，运用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丰富了我国文化安全领域的理论观点，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本书可供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习者、研究者参考使用。

本书所收各文中，最早发表的是《（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时在一九五四年。此文揭出了郭沫若掩袭钱先生著作的事实，是现代学术史上一桩极有趣的公案。由于此文未经重印，故流传不广。此次收入集中，校勘和考证的部分一仍旧贯，但在行文方面则作了较大的修改。大陆曾间接反击此文，采取变被告为原告的策略，反过来诬指《先秦诸子系年》由抄袭而成，更为学术史添一趣闻。因此我又补写了一篇跋文，供读者参考。《钱穆与新儒家》一文近四万言，最近才写成，是本书中最长的一篇，此文较去年所写的两篇悼念文字为详实，咽之也许可以更进一步说明钱先生的治学精神。但是为了避免引起无谓的争端，我没有让它先在报章杂志上露面。所以这是第一次刊布的文字。本书《附录》收入钱先生论学论文的书简三通，这是从我手头尚保存着的信中挑选出来的。我因为屡次迁居，师友书简损失最多。钱先生给我的信也颇多遗失和残阙，现存的几十封信是我在钱先生逝世后，翻箱倒箧找到的。《附录》第一、第二通写于一九六○年，那时钱先生正在耶鲁大学任客座教授。这两封信都是对我的《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初稿的批评和讨论。

这是一本对古今进行回顾与探索的知识读本，告诉了读者这些文化常识的由来，有着什么意义。这些常识学理丰厚、诙谐有趣，可以帮助彰显我们的文化底蕴。学习和继承文化遗产，了解和掌握这些文化常识，尤其重要。《不可不知的文化常识全集》选择了读者感兴趣又适用的文化常识，是不可多得的文化宝库。我们出版此书的目的就是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扩大自己的文化视野，为自身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以独特的历史的和批判的视角提供了一篇关于日常生活理论的导论。作者探究了日常生活诸概念从格奥尔格？席美尔的文化社会学，通过1930年代的民意调查项目到米歇尔？德塞尔托等人的当代理论的发展历程。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卓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 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28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年代至70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对纳西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至今为止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集子，集中反映了中心成员近几年的研究兴趣、成果和研究方向。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国外马克思主义乃至西方重要思潮的研究、解读，也有对中国当下文化发展问题的多角度、多视野的思考，体现了重点学科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思潮并成为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不是毫无道理的。在资本主义发展方兴未艾的历史时期，只有马克思主义为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设计了获得自身解放的道路。19世纪20年代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接受的就是工农革命、武装斗争和打倒列强——这是中国的特别国情形成和产生的现实土壤。马克思主义在这个现实土壤中能够扎根，完全得益于与中国国情的相契合。这种契合，是多层面的，多角度的。它是建立在经济——政治分析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与道德关怀相结合的世界观。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就是这个层次。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面临西方现代性的挑战时，内中缺乏激发这个社会前进所必需的新的观念和它们构成的体系——这种缺乏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历史契机。　整个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历史时段。一切成就和灾难都已揭晓，一切可能都在形成。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合理性正在被历史所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扭曲化，造成“文革”这样的灾难的历史过程也正在被深度揭示和反思。它在21世纪的命运如何将会被重新思考。本书能为这样的思考提供一点参考，就是作者们的最高心愿了。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以图像为中心的时代，电影、电视、绘画、摄影、广告、设计、建筑、动漫、网络、游戏、多媒体等互为激荡汇流，这就是人们所称的视觉文化时代。“视觉文化”这个词强调图像镶嵌于更为广阔的文化之中，图像是一种文化形态，因此，也可以把文化看做是镶嵌着图像效果的一系列有意义的社会实践。图像学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出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的基本课题，在中国只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图像文化已经由一个对从事艺术史、影视和媒体研究、社会学及其他视觉研究者有用的术语，变成了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目前，我们确实拥有的是一个博杂的学科——符号学、对艺术和再现的哲学探究、电影和大众媒体研究、艺术的比较研究，所有这些都汇聚于图像文本之上，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这种重视本身就是当代图像取得重要性的一个典型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