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统梳理并研究了中国当代翻译学新时期以来的学术成果及译学观念的发展脉络，从宏观的全景式描述，突出每个阶段的重要学术事件、学术发展标志和学术研究主流，到近镜头的学术成果描述，介绍各阶段的代表性学者和专著，评述其当时及后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影响；同时也描述中国译学各发展时期的理论层次和研究视野，展现了当时学者们在译学观念上的论争以及中国译学走向独立过程中的曲折和艰难。最后对中国当代译学研究的三个重要方向做出了展望。

本书是指导大学生学习写作学术论文的入门级教材，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手把手地进行指导：内容上，从确定题目开始，到批判式阅读、查找收集文献、组织提纲、撰写初稿到修改论文，形式上，从如何引用文献、文献著录格式到论文分节方式。内容实用，难度适中，例证和练习丰富，语言轻松活泼，对于初学论文写作的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示范性和教学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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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方言属吴语太湖片方言，一般指仅通行于西湖周边范围不大的特定地区内的“杭州话”。历史上杭州话受多种外来方言的影响，特别是宋朝都城南迁到临安后，临安城里的居民多数是北方移民，遗民所带来的北方话对杭州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加上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促使它逐渐变成一种带有官话色彩的吴语。元明之际，杭州不但又一次和周边方言融合在一起，而且因为不少民族官员主政东南地域，他们的一些民族语汇也进入杭州地区；从清朝初期起，杭州话相较于其他吴语方言有了更多的文读特色……《杭州方言词语释义》全面收入现今杭州通用的实用词汇，保留原汁原味的“杭州方言词语”，力争成为杭州话的工具书。

语篇衔接手段是篇章的有形网络。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留学生字、词、句方面的问题相对减少，但成段表达经常缺乏连贯性，原因之一在于未掌握汉语语篇衔接手段的使用条件。本书基于语篇衔接本体理论、二语习得理论，将汉语语篇衔接手段分为语篇指称、时间关系连接成分、逻辑关系连接成分、标点符号四类，对韩国学生大规模分级语料和汉语母语者语料中的语篇衔接手段进行穷尽式标注；运用调查法、比较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阶段对韩国学生汉语语篇衔接手段的习得情况从正误两方面进行考察，并与汉语母语者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其偏误原因；运用多种统计方法探讨语篇衔接手段的习得顺序，并提出相应的分级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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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一书站在学术前沿，将以往我国语言规范化研究的经验与教训，上升到语言规划学的层面来总结，并汲取多学科的营养，很好地解决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有力地助推了语言生活的进步。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新形势与新视角，第二章新时期汉字规范化问题，第三章新时期普通话语音规范化问题，第四章新时期词汇、语法、语用规范化问题，第五章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的社会应用与服务，第六章语言文字规范学术蓝本。

通过追寻“将”的先秦词义与先秦至隋唐新型“将”字句的语义之间的关联，《先秦至隋唐“将”字句研究》对“将”的词义演变方式与各种“将”字句结构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考察与历时研究。在此基础上，《先秦至隋唐“将”字句研究》对隋唐时期各类新型“将”字句的语义范围、结构特点与句式分类，各类“将”字句相互之间以及“将”字句与“把”字句的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尝试在大量语料呈现的语言现象的基础上概括出新的理论观点。根据《毛传》，“将”在《诗经》中使用时，具有词义众多、依文为义、使动用法的特点。《先秦至隋唐“将”字句研究》以《毛传》为圭臬，把“将”在《诗经》中做使动用法的词义与词性概括为广义的使役义动词。在先秦文献中，“将”的词义已开始用词析法与句析法两种方式进行演变。但在汉朝至南北朝的主要典籍中，除了个别例外，“将”在《诗经〉中的广义使役义几乎消失了近千年。“将”在《左传》中的词义与用法与《诗经》中不同，主要为简单及物动词，并保留了具有狭义使役义的少数例句。汉朝至南北朝的《史记》《汉书》到《世说新语》中，“将”的词义与用法继承的是《左传》的简单及物动词传统，并以句析法解析并重新表达“将”的狭义使役义，形成了连谓使役式“将”字句。而且，在南北朝的诗歌中，出现了以词析法表达“将”的狭义使役义的“将”后置处置式例句。隋唐期间开科取士，由于《诗经》作为科举考试的经典以及诗赋作为进士必考文体，“将”在《诗经》中的使动用法与广义使役义在《全唐诗》中全面复活；在此基础上，隋唐诗人们分别用句析法与词析法去解析并重新表达“将”的先秦古义，在《全唐诗》中形成了致使式“将”字句、“将”前置处置式与“将”后置处置式等新型“将”字句。这些新型“将”字句的语义均与“将”在《诗经》等先秦文献中的词义相同，为广义使役义。致使式“将”字句为典型的连动式使役句，其语句结构是对前期连谓使役式“将”字句的继承，但在语义上从狭义的使役义扩充为广义的使役义。相对先秦古义而言，致使式“将”字句中“将”的词义弱化了，但仍为以“致使”为词义的动词。

关于汉语中是否有限定性的争论历时已久，而以往研究多从句法角度，以显性或隐性的时、体、态、性、数来论证汉语这种非形态语言的深层结构是否存在限定性，这忽略了汉语句子本身以语义和词序为主要手段的特点，没有跳出形态结构的圈圄，回归限定的本质。《多动词结构的习得与加工：英语L2与汉语L2学习者的对比研究》在梳理以往关于汉语限定性的争论的基础上，以Klein Wolfsgang关于何为限定性，限定性的功能为何的语义限定性理论为依据，将语义限定性、形态限定性与句法限定性三者区分开来，具体分析汉语句子中动词做主语、动词做宾语、兼语句、连动句中的限定性问题，并进行汉英对比。本研究认为汉语中存在语义限定性，但与有显性时体标记的语言不同，汉语的语义限定性并未在句法和形态层面上显现出来。以汉英多动句的对比分析为依托，《多动词结构的习得与加工：英语L2与汉语L2学习者的对比研究》进行了母语中多动句的句法特点对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习得与语言加工的影响研究。通过对比汉语与英语限定性的差异，描述语料库中不同二语水平学习者的中介语。汉语与英语虽然都有限定性，但汉语仅体现在语义这一层面，而英语则有语义、形态、句法限定性三个层面。基于母语迁移理论，我们提出预测，即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会不同程度地将母语中的限定性迁移到第二语言学习中来。通过自定步速阅读以及ERP（时间相关脑电位）的测试，研究二语学习过程中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对二语多动词结构中句法的违反条件的反应情况，由此判定在理解多动词结构的形态句法时，跟目的语的母语使用者是否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