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论丛》以“西北民族”为研究重点，主要方向为西北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西北民族与邻国交流史、西北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等。从学科来讲，西北民族研究不仅涉及历史学中的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科技史、文物考古等学科；而且也涉及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大学科，反映了海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

作为民族符号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民族符号学》将民族文化的实践研究与符号学理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作者基于实证观察，从符号模式及修辞等视角，将萨满文化、匈牙利民族文化中的具体现象与整体的符号系统分析进行了紧密的扣合；将符号体系视为透视民族文化现象的深层结构模式，将民族文化的互动视为语言隐喻的多渠道传播与意义流变，致力于挖掘符号在文化系统的建构中体现的规则和元语言，以及符号与该系统其他部分的关联和产生各种关联的原因。

《中国民族理论研究2015》包括201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参会教师的以“‘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关系发展”为主题的20篇论文、2015年召开的第十届全国民族理论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参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博士、硕士研究生的以“‘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理论新课题研究”为主题的33篇论文。这些论文都贯彻了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精神，是两次会议论文中遴选的理论水平良好的论文。

20世纪末，原来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核心地区已经分裂为四个以民族命名的现代国家：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早期的一种民族观念如何演变为四种现代民族观念？维尔纽斯、维尔尼亚、维尔纳，在本书中，这些指涉着同一座城市的区别微妙的名字，以看似不动声色的方式出现在同一个句子的两端。它们是本书所述故事的背景音符，指示着一整套有关“我是谁”“我的祖国在哪里”“什么是民族”的记忆、理念和话语。跨越四个世纪，四个国家，通过将目光落在这片有着复杂民族混居背景、经历过极其多元的政体模式，被几度撕裂乃至摧毁的土地上，斯奈德试图为我们揭示民族理念转变的奥秘，追踪概念如何被解释、扭曲、发明和滥用，如何在与更为复杂的外部力量相互衍生的过程中酿成深重苦难，又焕发出崭新光辉。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试图为有关通往国家的路径的终*问题寻找回答：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条路上的苦痛经验？

《田野手记》收集的四十余篇文章，都是刘锡诚在全国各地、诸多民族的考察中随手的笔记。时间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跨越近半个世纪。其中，有民族传统节日的采风，有地域传说的探源，有古老习俗的闻见录，也有礼俗的记叙和歌谣的采集。“田野手记”是一种学者专用的独立的文体，是人类学和民俗学者在进行学术性的田野工作时，对某一有价值的过程和难忘的情景的记录。所记为内容很多都没有进入学术成果，但这些特殊的文字里，往往含有珍贵的素材与重要的信息。时间过去愈久，反倒愈有价值。

《民族理论研究》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重点招标课题“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为依托，聚焦民族理论相关问题研究，设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民族工作研究、世界民族问题与理论政策、学术史与研究动态五个版块。本书为第三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广西、云南建立起科学的执政体系，有效地进行了民族关系治理，成为民族团结示范区和示范省份。该项目系统梳理和阐释清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关系治理的历史和经验教训。西南边疆能够保持长期团结稳定局势是着力调整和维护民族关系的结果，是中央决策与地方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的过程。深入研究和总结其中的经验既具有典型示范效应，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现实借鉴，更可以进一步总结和宣传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从边疆民族关系的角度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为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的和谐家园提供有力的支撑。而且对于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本书是作者于20世纪20年代在满蒙地区进行第八次探查的概要记述。本书以作者研究和探查的时间为顺序，重点对历史从考古学的角度做了记载，其中对渤海古城、辽代、金代有重点记述。在作者考查过程中，探查到许多遗迹遗物，对此也做了较详尽的描述，有助于后人了解满洲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当时的人文、历史、民俗、宗教等。本书可视为集考古文物调查与民俗调查为一体的民俗学图书，书中大量的资料、图片和说明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在今凤凰县境内，自西南迄东北修建了一道延绵190余公里的“苗疆边墙”，这道“边墙”对该区域内民族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明清两代军事建制级别分类，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的主要构成元素有边墙、镇城、营城、汛堡、屯堡、碉楼、哨卡等七大类。根据史料，在湖南省境内，“边墙”南自凤凰县阿拉镇（原黄合乡）亭子关，往北贯穿凤凰全境，止于吉首市马颈坳镇团结村喜鹊营，全长380余里。与“边墙”相关的各类遗存有1117处，呈环状分布于凤凰、吉首、泸溪、古丈、保靖、花垣六县市，周长约500里，面积约600平方公里，控制面积约900平方公里。涉及14个乡镇办事处，60个行政村居委会，基本占据了湘西州西南一带大部分高山丘陵峡谷区，是中国南方目前具有特殊性遗存面积大、保存好、功能齐全的明清时期军事遗存之一。“苗疆边墙”筑成之后，随着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在边墙沿线地区实行屯政、进行屯军以及外来移民不断的迁徙往来，他们与当地苗族频繁互动，形成了“边墙”沿线诸多特色鲜明的民族村寨。至今我们仍能见到的凤凰县舒家塘、勾良、拉毫、牛岩、毛都塘、长宜哨、吉信、晒金塘等等村寨，便是边墙沿线民族特色村寨的典型代表。这些村寨或毗邻“边墙”，或深入“苗疆”腹地，有的是当时驻军据点，有的是商贸往来的集镇要津，这些民族村寨同“边墙”、镇城、营城、汛堡、屯堡、碉楼、哨卡等等共同成为明清时期国家对“苗疆”治理的历史见证物，成为延续至今仍然可见的“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该本书以共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一体化国家为根本目标，从民族伦理视野来展开西南地区公民政治认同研究，把公民政治认同对象即政治体系具体化为由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规范、政治组织与机构、政治行为构成的“四位一体”结构，主体以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政治态度及政治参与行为的方式，从心理和实践层面体现其政治认同状态。以抽象到具体、从无形到有形的分析思维，把民族伦理的表现形态划分为信仰伦理、制度（正式与非正式）伦理、组织伦理、行为伦理四个层面，分析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四个层面伦理在公民政治认同建构中的体现，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使各族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从而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