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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于20世纪20年代在满蒙地区进行第八次探查的概要记述。本书以作者研究和探查的时间为顺序，重点对历史从考古学的角度做了记载，其中对渤海古城、辽代、金代有重点记述。在作者考查过程中，探查到许多遗迹遗物，对此也做了较详尽的描述，有助于后人了解满洲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当时的人文、历史、民俗、宗教等。本书可视为集考古文物调查与民俗调查为一体的民俗学图书，书中大量的资料、图片和说明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在今凤凰县境内，自西南迄东北修建了一道延绵190余公里的“苗疆边墙”，这道“边墙”对该区域内民族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明清两代军事建制级别分类，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的主要构成元素有边墙、镇城、营城、汛堡、屯堡、碉楼、哨卡等七大类。根据史料，在湖南省境内，“边墙”南自凤凰县阿拉镇（原黄合乡）亭子关，往北贯穿凤凰全境，止于吉首市马颈坳镇团结村喜鹊营，全长380余里。与“边墙”相关的各类遗存有1117处，呈环状分布于凤凰、吉首、泸溪、古丈、保靖、花垣六县市，周长约500里，面积约600平方公里，控制面积约900平方公里。涉及14个乡镇办事处，60个行政村居委会，基本占据了湘西州西南一带大部分高山丘陵峡谷区，是中国南方目前具有特殊性遗存面积大、保存好、功能齐全的明清时期军事遗存之一。“苗疆边墙”筑成之后，随着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在边墙沿线地区实行屯政、进行屯军以及外来移民不断的迁徙往来，他们与当地苗族频繁互动，形成了“边墙”沿线诸多特色鲜明的民族村寨。至今我们仍能见到的凤凰县舒家塘、勾良、拉毫、牛岩、毛都塘、长宜哨、吉信、晒金塘等等村寨，便是边墙沿线民族特色村寨的典型代表。这些村寨或毗邻“边墙”，或深入“苗疆”腹地，有的是当时驻军据点，有的是商贸往来的集镇要津，这些民族村寨同“边墙”、镇城、营城、汛堡、屯堡、碉楼、哨卡等等共同成为明清时期国家对“苗疆”治理的历史见证物，成为延续至今仍然可见的“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该本书以共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一体化国家为根本目标，从民族伦理视野来展开西南地区公民政治认同研究，把公民政治认同对象即政治体系具体化为由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规范、政治组织与机构、政治行为构成的“四位一体”结构，主体以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政治态度及政治参与行为的方式，从心理和实践层面体现其政治认同状态。以抽象到具体、从无形到有形的分析思维，把民族伦理的表现形态划分为信仰伦理、制度（正式与非正式）伦理、组织伦理、行为伦理四个层面，分析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四个层面伦理在公民政治认同建构中的体现，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使各族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从而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中东部地区回族等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基于武汉市、杭州市、宁波市、广州市的调查，从经济融入、社会关系融入、制度融入、文化融入、心理融入五个层面研究了回族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中东部地区的城市融入状况。研究表明，回族等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关系虽然仍以同质群体内部交往为主，但有所拓展，特别是输出地和输入地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支持力度逐步加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文化适应增强，但心理融入度还不高。要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思想教育，建立输出与输入地联动机制，加强技术培训，拓展社会支持网络，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服务与管理制度，使他们早日融入城市。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调研报告选编（2012-2018年）》主要选编2012-2018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科研人员撰写的调研报告。大多是已经提交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省级部门，以及市（州）、县等政府部门，并产生了一定社会效益的调研报告。调研报告内容主要涉及民族宗教理论与政策、民族教育、民族语言文字、文化遗产保护、民族经济等方面。全面反映了四川在民族宗教领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传承、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宗教和谐等方面的成效，对四川民族宗教事务法治化、社会化管理进行了有益探索。重点体现了四川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面临的困境、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就。

《鸢飞鱼跃：民族学家的田野故事》中收录59位民族学者的田野经历和感受，故事短小精悍、生动幽默、真实有趣，轻松的笔调中不乏对民族学专业深刻的学术思考。

本书是一部记录敖鲁古雅使鹿部落鄂温克语言的图书，从少数民族语言功能出发，选择敖鲁古雅鄂温克常用语句进行分类编排，每一词条配以敖鲁古雅鄂温克语、汉语释义、汉语拼音等，旨在保护、抢救这一少数民族语种。

本文主要采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以中央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关系为叙述框架，以清代以降清水江北岸发生在瑶白、彦洞一系列的婚俗改革事件为切入点，力图在具体的现实与历史环境中，对清水江流域社会的权力阶序及其区域结构之变迁进行探讨。首先，本文以清初瑶白与彦洞“破姓开亲”与权力阶序的重建问题为起点，探讨地方社会婚俗变革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并对姑舅表婚的实质发表一些新的看法。其次，以清中期“咸同兵燹”与光绪年间的“定俗垂后”事件为讨论对象，探讨瑶白与彦洞两寨在“苗民”起义失败之后，面对来自中央王朝与周边侗家、汉人的压力，他们作出何种反应，并通过婚姻改革又如何调整既有的权力阶序及其人群关系。本章试图揭示的是：一方面，地方社会的权力阶序及其人群边界实践在这次事件中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其“舅公礼”、“还娘头”的种种新限定带来何种后果；另一方面，王朝国家的儒家伦理通过对舅公礼及还娘头的婚俗礼仪的界定如何见缝插针影响地方社会的结构运作及其文化表达，并成为地方社会权力关系变动的一种重要力量。复次，以鬼蛊信仰中的 “生鬼”及其建构问题为对象，探究地方社会通过对婚姻范畴的重新限定与执行如何生产出“生鬼”话语，其人群分类边界发生怎样的转变；王朝国家的象征权力如何在“生鬼”建构过程介入地方社会并实施影响，进而成为人们依凭的权力；瑶白等地方社会的权力阶序又呈现何种新的权力特点和结构层次，从而赋予这个社会结构多重的社会关联。最后，以瑶白“摆古”仪式为讨论对象，试图探讨瑶白、彦洞等婚俗改革及其生产的历史文化是如何进入当下，并影响当下苗疆社会对历史观念的界定、文化互动及其认同问题。具体言之，在当地人群强化认同、追忆历史的“摆古”节庆中，地方社会如何利用婚姻改革的相关事项及其文化习俗进行意义的操演，其仪式话语是如何确认和强化着因清代以来婚姻改革而生产出的权力格局、人群区界和具体的互动方式。制度化的婚俗和人群分类如何以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形式得以延续，并深刻影响了当地人对历史的界定、认知与表述，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社会活动的原则与意义，进而影响当下人们的实践活动、行动及其文化象征的意义安排，人们又在此过程中建构出何种新的文化意义并认同于此。

本书简要回顾了牧区土地制度变迁，对建国后牧区草场制度的制度性变迁简要梳理，使人们了解草场制度变迁的背景、时间、特点；介绍了新疆牧区哈萨克牧民的草场流转的发端时间，呈现出来的特点及国家土地流转的正式制度；区分了草场与耕地、草场流转和耕地流转的不同；根据调查结果总结归纳了哈萨克牧民草场流转的现实状况、草场流转前后牧民收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