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698年～926年）是我国唐朝时期东北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主要是靺鞨人建立的。她大力吸收唐朝文化，与华夏同风，其中就包括中原文化的医药知识。与此同时，渤海国又处于我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无论中亚的粟特医药，还是东方的日本、高丽和俄罗斯的医药文化，也为渤海国所吸收，从而形成了渤海国颇俱特色的医药文化。本书收录了渤海国民间文书的三种医药资料：渤海国建兴三年（821）出版的《药方》；51块医药版画；70幅医疗绘画。这些医药资料沿袭了中国古代医书图文并茂的讲述风格，记录了许多当时的民俗生活特别是医疗文化场景，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尽管它不像文人画那样高超，但它是民俗画的精品，对研究医药史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丰富了渤海国文化史研究内容，也为中国医药史提供了新史料。其中还有不少中外文化交流的场面。编者将上述绘画和版画整理出版，在编辑过程中，首先根据图像反映内容，综合查阅资料，把七十多幅画分两类：一类是医疗绘画，一类是医疗版画，也就是该书包括上下两部分；其次，每类又按我国传统医疗方式，分为五部分，包括疾病检测、药材加工、无创伤疗法、创伤疗法和运动疗法。对于图中的图像和文字，仅原样影印呈现，不加处理，力求维系文献的原始面貌，供学者研究参考。本书可供历史学、北方民族历史和地方文化史、传统医药史等相关学科研究和传播机构的专家学者查阅使用，也是相关学科研究机构和文博机构资料室、图书馆重要收藏文献。

卢比是彝族谚语、格言的总称。它通过简练、通俗而形象生动的语句表达了彝族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其内容涵盖彝族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教育、农业、气象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规范和指导人们思想、言行及生产生活的行为准则，被尊为彝族的“教育经典”。长期以来，彝族人民正是通过“卢比”的教化功能，培养人们的道德和文化修养，维护彝族社会的和谐稳定。《彝族卢比精选译注（精）》精选彝族卢比1700余条，采用四行加注的翻译体例，是贵州首次大规模的卢比精选集成。该书的出版对研究彝族语言、伦理、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传承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师资均衡财政保障机制研究》按照“理论分析-主体需求-实践对应-改进机制”的思路展并，采用大样本调查与深度个案分析相互结合的方法，基手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高质量均衡发展的视角，围绕“队伍稳定、素质提升、能力施展”三个政策要点，从“职业吸引力均衡”“专业发展质量均衡”“专业施展机会均衡”三个维度，对基于主体需求的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师资均衡发展的财政保障机制进行分析与构建；基于“配置、决策、评价”三个政策关键点。围绕“如何实现资源配置的公平”“如何实现投入决策的民主”“如何实现投入利用的高效”三个问题。对西部民族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师资均衡财政保障机制的总体性管理机制进行了分析与构建。

《西北民族论丛》以“西北民族”为研究重点，主要方向为西北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西北民族与邻国交流史、西北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等。从学科来讲，西北民族研究不仅涉及历史学中的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科技史、文物考古等学科；而且也涉及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大学科，反映了海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

作为民族符号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民族符号学》将民族文化的实践研究与符号学理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作者基于实证观察，从符号模式及修辞等视角，将萨满文化、匈牙利民族文化中的具体现象与整体的符号系统分析进行了紧密的扣合；将符号体系视为透视民族文化现象的深层结构模式，将民族文化的互动视为语言隐喻的多渠道传播与意义流变，致力于挖掘符号在文化系统的建构中体现的规则和元语言，以及符号与该系统其他部分的关联和产生各种关联的原因。

《中国民族理论研究2015》包括201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参会教师的以“‘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关系发展”为主题的20篇论文、2015年召开的第十届全国民族理论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参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博士、硕士研究生的以“‘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理论新课题研究”为主题的33篇论文。这些论文都贯彻了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精神，是两次会议论文中遴选的理论水平良好的论文。

《田野手记》收集的四十余篇文章，都是刘锡诚在全国各地、诸多民族的考察中随手的笔记。时间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跨越近半个世纪。其中，有民族传统节日的采风，有地域传说的探源，有古老习俗的闻见录，也有礼俗的记叙和歌谣的采集。“田野手记”是一种学者专用的独立的文体，是人类学和民俗学者在进行学术性的田野工作时，对某一有价值的过程和难忘的情景的记录。所记为内容很多都没有进入学术成果，但这些特殊的文字里，往往含有珍贵的素材与重要的信息。时间过去愈久，反倒愈有价值。

20世纪末，原来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核心地区已经分裂为四个以民族命名的现代国家：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早期的一种民族观念如何演变为四种现代民族观念？维尔纽斯、维尔尼亚、维尔纳，在本书中，这些指涉着同一座城市的区别微妙的名字，以看似不动声色的方式出现在同一个句子的两端。它们是本书所述故事的背景音符，指示着一整套有关“我是谁”“我的祖国在哪里”“什么是民族”的记忆、理念和话语。跨越四个世纪，四个国家，通过将目光落在这片有着复杂民族混居背景、经历过极其多元的政体模式，被几度撕裂乃至摧毁的土地上，斯奈德试图为我们揭示民族理念转变的奥秘，追踪概念如何被解释、扭曲、发明和滥用，如何在与更为复杂的外部力量相互衍生的过程中酿成深重苦难，又焕发出崭新光辉。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试图为有关通往国家的路径的终*问题寻找回答：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条路上的苦痛经验？

《民族理论研究》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重点招标课题“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为依托，聚焦民族理论相关问题研究，设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民族工作研究、世界民族问题与理论政策、学术史与研究动态五个版块。本书为第三辑。

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在今凤凰县境内，自西南迄东北修建了一道延绵190余公里的“苗疆边墙”，这道“边墙”对该区域内民族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明清两代军事建制级别分类，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的主要构成元素有边墙、镇城、营城、汛堡、屯堡、碉楼、哨卡等七大类。根据史料，在湖南省境内，“边墙”南自凤凰县阿拉镇（原黄合乡）亭子关，往北贯穿凤凰全境，止于吉首市马颈坳镇团结村喜鹊营，全长380余里。与“边墙”相关的各类遗存有1117处，呈环状分布于凤凰、吉首、泸溪、古丈、保靖、花垣六县市，周长约500里，面积约600平方公里，控制面积约900平方公里。涉及14个乡镇办事处，60个行政村居委会，基本占据了湘西州西南一带大部分高山丘陵峡谷区，是中国南方目前具有特殊性遗存面积大、保存好、功能齐全的明清时期军事遗存之一。“苗疆边墙”筑成之后，随着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在边墙沿线地区实行屯政、进行屯军以及外来移民不断的迁徙往来，他们与当地苗族频繁互动，形成了“边墙”沿线诸多特色鲜明的民族村寨。至今我们仍能见到的凤凰县舒家塘、勾良、拉毫、牛岩、毛都塘、长宜哨、吉信、晒金塘等等村寨，便是边墙沿线民族特色村寨的典型代表。这些村寨或毗邻“边墙”，或深入“苗疆”腹地，有的是当时驻军据点，有的是商贸往来的集镇要津，这些民族村寨同“边墙”、镇城、营城、汛堡、屯堡、碉楼、哨卡等等共同成为明清时期国家对“苗疆”治理的历史见证物，成为延续至今仍然可见的“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