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主要于2014—2015年在大别山脉地区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毛翅目昆虫考察，采集、记录该地区的毛翅目昆虫共140种。书中对毛翅目的分类学研究、形态、系统发育和水质监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时搜集整理了大别山脉地区的相关资料，并结合采集结果对当地毛翅目昆虫的时空分布、季节变化、起源与演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本书中作者采集的所有种均有详细的鉴定特征描述和图片，可供水生昆虫研究者和爱好者鉴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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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与创新：以民族学为例》对我国民族地区研究生教育进行了实践探索研究。作者以宏观视角与微观分析相结合、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选择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为个案，以点带面，通过实地调查，具体采取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对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理念、目标、过程与效果进行了系统研究，分析了研究生的规模、结构、质量和评价等问题。《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与创新：以民族学为例》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自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GDP虽然一直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但还是相对落后其他地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是可见一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还是。为了缩小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高核心竞争力；在目前全国投资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民族地区虽然具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优势，但需要科技、金融、市场力量以及政府政策的引导。这项成果旨在全面描述民族地区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实际情况及动态变化，分析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效率和影响因素，提出民族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支持路径和保障措施，从而促进该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体系和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自2001年创刊以来已经连续出版了27辑，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8年开始进入CSSCI来源学术集刊名录，至今依然保持在CSSCI来源学术集刊名录里，是民族学学科 入选CSSCI来源数据库的学术集刊。近几年，《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刊物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学者们的投稿数量和质量逐年上升。从25辑开始转入我社出版，本期为第28辑。主要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一带一路”研究、文化遗产研究等几个主题。

《民族理论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每年定期出版2辑。《民族理论研究》目前设置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民族工作研究、世界民族研究、学术史与研究动态等栏目。《民族理论研究》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重点招标课题“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为依托，聚焦民族理论相关问题研究，设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民族工作研究、世界民族问题与理论政策、学术史与研究动态五个版块。本集刊的出版不仅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刊物延续 ，而且试图为民族理论研究方面相关学者提供交流平台，助力学科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广西、云南建立起科学的执政体系，有效地进行了民族关系治理，成为民族团结示范区和示范省份。该项目系统梳理和阐释清楚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关系治理的历史和经验教训。西南边疆能够保持长期团结稳定局势是着力调整和维护民族关系的结果，是中央决策与地方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的过程。深入研究和总结其中的经验既具有典型示范效应，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现实借鉴，更可以进一步总结和宣传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从边疆民族关系的角度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为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的和谐家园提供有力的支撑。而且对于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社科法学视野中的广东民族研究》很多内容以微观的视角为切入点，期望能以小见大，从细微处论述所需论述的问题。书中很多的素材都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在大纲中所列入的几个章节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这些年在广东和全国各地从事民族调查研究工作时所取得的新的一手材料，客观地反映了广东以及全国部分地区民族工作与民族事务治理发展的概况。在这些珍贵的材料背后，是笔者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虽然部分思考还不成熟，但是基本能从整体上反映这个选题所要阐释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部分内容对思考中国的民族事务法治化问题，对今后做好民族工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调研报告选编（2012-2018年）》主要选编2012-2018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科研人员撰写的调研报告。大多是已经提交国家部委、省委、省政府、省级部门，以及市（州）、县等政府部门，并产生了一定社会效益的调研报告。调研报告内容主要涉及民族宗教理论与政策、民族教育、民族语言文字、文化遗产保护、民族经济等方面。全面反映了四川在民族宗教领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传承、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宗教和谐等方面的成效，对四川民族宗教事务法治化、社会化管理进行了有益探索。重点体现了四川开展精准扶贫工作面临的困境、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就。

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在今凤凰县境内，自西南迄东北修建了一道延绵190余公里的“苗疆边墙”，这道“边墙”对该区域内民族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明清两代军事建制级别分类，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的主要构成元素有边墙、镇城、营城、汛堡、屯堡、碉楼、哨卡等七大类。根据史料，在湖南省境内，“边墙”南自凤凰县阿拉镇（原黄合乡）亭子关，往北贯穿凤凰全境，止于吉首市马颈坳镇团结村喜鹊营，全长380余里。与“边墙”相关的各类遗存有1117处，呈环状分布于凤凰、吉首、泸溪、古丈、保靖、花垣六县市，周长约500里，面积约600平方公里，控制面积约900平方公里。涉及14个乡镇办事处，60个行政村居委会，基本占据了湘西州西南一带大部分高山丘陵峡谷区，是中国南方目前具有特殊性遗存面积大、保存好、功能齐全的明清时期军事遗存之一。“苗疆边墙”筑成之后，随着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在边墙沿线地区实行屯政、进行屯军以及外来移民不断的迁徙往来，他们与当地苗族频繁互动，形成了“边墙”沿线诸多特色鲜明的民族村寨。至今我们仍能见到的凤凰县舒家塘、勾良、拉毫、牛岩、毛都塘、长宜哨、吉信、晒金塘等等村寨，便是边墙沿线民族特色村寨的典型代表。这些村寨或毗邻“边墙”，或深入“苗疆”腹地，有的是当时驻军据点，有的是商贸往来的集镇要津，这些民族村寨同“边墙”、镇城、营城、汛堡、屯堡、碉楼、哨卡等等共同成为明清时期国家对“苗疆”治理的历史见证物，成为延续至今仍然可见的“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