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日本佛教界以曹洞宗立驹泽大学为中心，兴起了一股从初期佛教（原始佛教）立场重新解释和评价印度大乘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的批判佛教思潮。此思潮不仅在日本学界和宗教界引起轩然大波，其影响也波及欧美以及汉语学界。本书与袴谷宪昭的《本觉思想批判》一同构成批判佛教思潮的两部标志性著作。全书原本由旨在论证佛教核心观念“缘起”与“空性”的八篇学术论文组成，经与作者松本史朗商议，译本略去其中两篇仅限于日本本土议题的论文，而择取其中六篇呈献给读者，希冀以此使汉语学界能够更加快捷和准确地了解批判佛教思潮的真实面貌。...

《印度宗教哲学概论》全面介绍了印度宗教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主要内容。共分为三编，二十五章。第一编论述了印度宗教哲学的发展线索与思想渊源，除了勾画出它的主要发展阶段之外，还侧重分析了吠陀、奥义书和六师的基本思想。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构成了印度宗教哲学的发展起点及其后世思想的形成基础。第二编论述了印度宗教与哲学的主要流派，即婆罗门教系统的六派哲学 （包括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佛教（包括早期佛教、小乘部派佛教、早期大乘佛教、中后期大乘佛教、后期佛教） 、耆那教、顺世论，以及近现代宗教哲学。第三编对印度宗教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观念或基本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如实有与空无、事物形态类别、轮回、解脱、神、思维方式、伦理等观念或理论。

在基督教的传统中，终末论（Eschatologie）总是和“末事”、“世界末日”、“最后审判”等概念结合在一起。终末论被当成有关“最后的事物” 或“万有的终结”的学问。因此，Eschatologie一词在国内经常被译成“末世论”或“末事论”。可是，这样的翻译却被莫尔特曼的《来临中的上帝》给颠覆了，“末世论”或“末事论”的用词在莫氏的书中不仅显得过于窄化，而且会造成误导。对莫尔特曼而言，他的终末论的重点不是德国新教神学家阿尔特豪斯（P．Althaus）所指的“末事”，而是万有的崭新创造。对莫尔特曼而言，基督教终末论的基础在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复活，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种结束中的开始，因此，终末论谈论的重心应该是致死的终结中的崭新开始，正如布洛赫（Ernst Bloch）所言，“基督的终结—— 毕竟这是他真正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莫尔特曼在讨论个人的终末论、历史的终末论和宇宙的终末论都遵循着“开始就在终结中”（Im Ende ist der Anfang）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本书的标题不是“万有的终结”或“末事”，而是“上帝的来临”。

宗喀巴（1357—1419），法名“罗桑札巴”，意为“善慧”，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于藏历第六绕迥之火鸡年（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诞生在“宗喀”地方（今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的所在地），故被称为“宗喀巴”。父亲名叫鲁本格，是元末当地的地方官员——达鲁花赤，母名香萨阿切，生有子女6人，宗喀巴排行第四。宗咯巴大师的宗教伦理，体现了人的终极关怀，他的宇宙大融合的思想特质，首先表现在以缘起性空的智慧观察宇宙众生，彻底否定了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给“众生平等一体”以强有力的理论证明，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宗教。其次，他的宗教伦理思想中所具有的宽容、平等、和平的精神，也有助于实现终极关怀的至上目标——融合；特别是他的“道前修行伦理”和“三士道”修证伦理，能根据众生的不同特点，建立三个不同层次又互相统一的伦理境界。这些对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最低限度全球伦理共识（普世伦理）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新儒家思想史》所谓“新儒家”，乃相对于先秦原创性儒家而言，是指生发流变于中唐韩愈以迄晚清曾国藩间大约一千年之久的儒学新思潮。作者审慎而详尽地考辨这一始终涵淹着道统认同却又不无新精神创发的思潮的檀演，意在为文化危机中的现代人提供一种儒学再度复兴的历史启示。

尽管功能论与冲突论在研究视角上存在着极大的反差，但在有关人类社会与人类行为的结构主义观上，却持有一致的看法，它们均认为“社会结构应被视为这样一种社会事实，即它在个人之外却又控制着个人的行为”，而个人的行为“主要是非个人所能造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的产物”。②社会学的这种结构主义的视角给我们以启发：有史以来保生大帝信仰涉及的各种人群的行为与活动，并不是行动者本人的一己之愿，行动者的这些行为在更大程度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力量型塑后的结果。

《道教南传与岭南文化》，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好题目，但是并不好做，主要困难在于史料的缺失。本来历史应该是客观的，但人们记述的历史并不客观，所有人们记述历史的史料，包括辗转相传的文字史料、某些时期的实物资料以及实物上的文字等等，都有人的主观意识的参与。道教方面的史料更有其特殊性，那就是许多人和事都被人们神化了，老子、庄子、张陵、葛洪等许多历史人物，相继成了道祖、神仙，他们的事迹被神化、仙化，他们的思想言论被引申甚至曲解。因此，研究道教史的问题，在选择、甄别史料上就更困难，做“道教南传”的题目之难就在于此。王丽英选择这个题目是迎难而上的。她有一股拼劲，二十年前她来华中师范大学上中国古代史助教班，尔后又来当访问学者、读博士学位，学习过程中由道家而道教，最后选了这么一个博士论文题目，从撰写到完成，再到反复修改，前后有五个年头，时而困惑，时而欣慰，不是一帆风顺的。二十年来，王丽英基本没有离开我的视线范围，她算是比较好学的，有一个长处是比较善于发现问题，能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点新意的看法，例如本书中关于道教文化的“南化”与岭南文化的“道化”，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此外，关于葛洪思想作了一些新的归纳，关于鲍靓事迹作了较深的探讨等等，都是有一定的新意的。

犹太人以及和犹太人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十分引人入胜，本期刊应运而生。本刊的宗旨是广泛、深入地研究犹太宗教和哲学、历史与文化、伦理与法制、文学与艺术、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民风与习俗、犹太教与基督教以及和其他宗教或文化的关系等等。本书是第四辑。这个期刊将成为所有犹太研究者，尤其是中国犹太学者的论坛，成为中国人了解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一个窗口，成为沟通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促进两个民族相互理解的桥梁，成为推动跨文化对话和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杠杆，它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乃至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巫蛊，是湘西地区民族传统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神秘文化事象之一，根植于民族信仰之中，影响深远而广泛。至今在湘西民间的很多僻远村落，仍存在着大量有关巫蛊的历史“活化石”：那些被认为中蛊而死的树，因放蛊而不能饮用的水源，因有益而不能踏至的地界、必须绕过的房屋，还有那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百姓中的各种克蛊、防蛊的手诀、符、咒语，也仍有不少人被认为死于巫蛊邪术，而“蛊婆”依然是人见人怕、人见人恨的诅咒对象。本书以实地调查材料为依据，真实呈现湘西社会历史与现阶段巫蛊之情况，找寻巫蛊产生和传承的历史根源及社会根源，指出巫蛊是特定文化背景下应作社会关系调整的平衡木。本书所为，在于引起学者和社会中人对巫蛊现象的关注，并引发严肃的追问和广泛的人文反思。

本书为作者过去二十年问所写社会心理学论文之精华。在这些论文中，作者以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为指引，将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相结合，试图在对中华文化传统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融合东西文化，努力建构以“儒家关系主义”为核心原理的理论模型，以作为华人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典范。本书资料翔实，观点新颖，是有志于发展本土社会科学人士的必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