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本书是以佛典原文为主，加以解译，以客观的态度介绍佛教造像所涉及的概念和名词，如：什么是佛、什么是菩萨等，并适当配图加以直观的传达，不含有作者主观的倾向，读者见山见水全在自己，这是本书的写作原则。本书大体可分为文字和附图两部分，同时在文字中亦配有说明内容的插图。除《造像量度经》原文照录外，其它不录原文直接以白话解译。经文解译依据的是工布查布译本，并结合自己对佛理及艺术的理解。章节上以造像量度为主要内容，篇幅也最长。其它如佛教衣物、寺院、名词等部分为辅，是为说明“造像”服务的。

编辑推荐：华严宗教理主要在阐释华严经学的基础上形成，历时数百年才完善和定型。我们不能全面考察华严经学与中土原有思想文化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是力求理清华严宗历史和理论形成、发展、演变、衰微和终结的脉络。从华严经学到华严宗教理的转变，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诱导下发生的理论创造过程。它从启动到结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最根本的动力，源自中国思想文化中固有的不迷经、崇理性、尚创新的精神。

汉、藏、英文对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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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又名《泰山佛说金刚经》，摩崖刻石，刻于山东泰安泰山石经峪花岗岩溪床。字大径尺，书体奉雄浑，以隶为主，间有篆、楷、行草意。其字径大小亦有差别，大多数字为竖高约三十五厘米，横宽四十至六十厘米。据民国初年拓本计，存九百六十余字。杨守敬《学书迩言》云：“擘窠大字，此为极则”。《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无撰书人姓名，因笔法与山东邹县尖山摩崖《晋昌王唐邕题名》相近，后人或以为唐邕所书。又与《徂徕山大般若经》相似，《徂徕山大般若经》上有“齐武平元年王子椿造”字样，因此后人又有推测为王子椿所书。清阮元《山左金石志》则作北齐天保间（公元五五0——五五九年）人所作。《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多有一些不常见的俗字，其中“万”、“无”二字，竟与现通行的简化字相同。这对于研究我国书体的历史演变和书法艺术成就，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现据旧时坊间印本，作适当技术处理，重新影印出版，供广大书法爱好者学习、欣赏。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9岁时开始拜康有为为师，治今文经学，并从受佛学，将佛学与其政治思想结合。与康有为同为戊戌变法中之领袖人物，失败后逃往日本，主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继续鼓吹君主立宪。1902年，著《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一文，力辟世人认佛教为消极、厌世、迷信之说法，指出佛教乃智信、兼善、入世、无量、平等、自力之宗教，故"佛教有益于群治"。1903年，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中，认为"康氏哲学大近佛学"，以佛学传播康德思想，以康德哲学抬高佛学。民国成立，曾任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晚年潜心学术，先后出任北京高等师范？⑻旖蚰峡笱А⒛暇┒洗笱А⒈本┣寤笱а芯克淌凇Ｆ缴龊旮唬允杖搿兑液霞分小？本书为梁启超佛学研究专集。梁氏自1920年游历欧洲回国后，决心编著一部中国佛教史。为此开始系统研读佛典，1922年带病到支那内学院聆听欧阳渐讲唯识学。在此前后，陆续写出一批研究中国佛教史沿革、佛经翻译和传播以及佛学理论等论文。全书正文18篇，并收10篇附录。上册所收主要为佛教史研究文章∶《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附《佛教大事表》）、《佛教之初传入》（附《汉明求法说辨伪》、《四十二章经辨伪》、《牟子理惑论辨伪》）、《印度佛教概观——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附《说无我》）、《佛教与西域》、《又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翻译文学与佛典》。下册所收主要为经典考证∶《佛典之翻译》、《读〈异部宗轮论述记〉》、《说四〈阿含〉》、《说〈六足〉、〈发智〉》、《说〈大毗婆沙〉》、《读〈修行道地经〉》、《〈那先比丘经〉书后》、《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见于〈高僧传〉中之支那著述》，以及《〈大乘起信论考证〉序》、《佛教心理学浅测》、《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研究》、《〈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等4篇附录。

本书分十部分：一、从印度到中国；二、佛典的汉译；三、鸠摩罗什及其译经事业；四、教相判释的展开；五、求法的旅程；六、南岳慧思与法华经；七、天台智与三大部；八、玄的伟大长征；九、唐代佛教与妙乐湛然；十、“三武一宗之难”与民众。

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Siddhartha），族姓为乔达摩（Gautama），中国古译为瞿昙，相传为净饭王太子，生于迦毗罗卫（Kapilavastu），该地现在尼泊尔王国境内。他一生传教活动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释迦牟尼（sakyamuni）是佛教徒对他的尊号。关于他的生卒年，根据文献史料的推断，约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前480一490之间，略早于中国孔子（孔子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51－479年）。佛教在印度开始传播时期，正是印度奴隶社会比较发达的时期。印度封建化的过程历时较长，大约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6世纪，印度的封建经济才逐渐巩固下来。进入封建社会后，印度奴隶制残余曾延续了很长时期。早期佛教是为当时的印度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后期的佛教大乘则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佛教开始传播手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以后南到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细亚，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近二千年的漫长的岁月，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中曾起过广泛影响。自从它传入中国那一天起，一直是适应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来宣传解释其宗教学说的。不少中外学者认为中国的佛教背离了印度佛教原旨，使印度佛教走了样。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看法是不太妥当的。思想意识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各种社会有它的成长和衰落的过程。印度佛教也有它生长和衰落的过程，总在不停顿地发展、变化着。印度的佛教，不但在一两千年间有很大的变化，即使拿释氏一生的宗教活动来说，据后人的研究，他早期传教和后期传教，其侧重点也不同。究竟什么是佛教的原样？释氏逝后约百年左右时间，佛教徒中间对教义教规的理解已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形成上座部、大众部两大部派，随后，这两部派又不断发生分化，形成了十八部（或二十部）。接着又出现了佛教大乘教派。大乘教派中先有龙树、提婆倡导的中观学派，后来又有无著、世亲倡导的唯识学派。大乘自称得到释氏的“了义”，而小乘许多学派并不服输，与大乘并存，各立门户，都继续流传。由此可见，在印度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佛教样板。如果要把印度佛教的各种教派分化、兴衰变迁的道理讲清楚，就不能只在佛教内部去寻找佛教变迁的原因，而应当从印度的社会历史中去寻找佛教兴衰变迁的原因。这属于另外的题目，不属于中国佛教史的范围。我们的任务是考察中国佛教的历史，揭示出它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有助于加深认识东汉以后中国的古代封建文化，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哲学史、文学史以及整个历史。社会实践表明，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古人所信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只能表达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的主观愿望。哲学和宗教看起来高入云霄，好象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它们仍然是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反映，只是有时是直接的反映，有时是间接的反映，有时是曲折的反映罢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从而反映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哲学、宗教也相应地改变。我们应当通过考察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初传、滋长、兴盛、衰微的全部过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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