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上编“隋唐佛教寺院建置兴废探赜”，辨析了隋唐长安佛教寺院建置沿革记载中颇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勾勒了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风貌，追寻了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书法文化遗产。中编“隋唐佛教高僧生平事迹索隐”，揭橥了隋唐高僧对儒学、语言文字学和中国书法的特别贡献，补证了隋唐时期数位著名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迹，阐明了唐代胡僧的功绩，评说了唐代奉僧的功过。下编“隋唐佛教社会文化史事谫论”，诠释了隋唐长安佛教义林与义学风尚、隋唐时期的宗教消费、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等隋唐佛教社会文化事象。

唐代高僧义净在南海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时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书中详细介绍了印度及其所历南亚诸国所行佛教仪轨四十条，为我们今天了解7世纪印度佛教僧伽内部宗教生活的状况提供了*多*详细的信息，同时也是研究南亚次大陆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是唐代高僧义净在南海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时的主要著作之一，书中记载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641）以后到武后天授二年（691）四十余年间五十七位僧人到南海和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后附《重归南海传》，又记载武后永昌元年（689）随义净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国僧人的事迹。这些僧传兼述经济、风俗及旅行路线，是研究7世纪南洋诸国状况和国际交通的重要资料。

本书系集录后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经籍编撰之缘起、目录、序、跋，以及译经者之传记等的记录整理，其文体与《汉书·艺文志》相似，属于佛教经录类。由于僧祐之前的各种经录在隋唐时代均已佚失，因而本书成为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之佛教学者的第一手资料。它提供了考证佛教译传源流之依据，也为后来佛教大藏经之编修有了轨迹可寻。

《洛阳伽蓝记》一书是以作者所亲见亲访的洛阳寺宇为对象，对洛阳全城寺宇的地理分布、各主要寺宇的由来、建制及相关佛教活动等方面的客观记载。具有特殊意味的是，作者面对的这一片佛教建筑，既是一种宗教景观，又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文景观。因此，本书的佛学价值与历史地理学上的价值相互含摄。

本书原为印度优波崛多系统的昙无德部所传的戒律，主要说明僧尼五众别解脱戒的内容和受持的方法。在每一条戒下，各各说明制戒缘起、缘起之人、立戒经过、立戒内文和判决是非。每结一戒必说十句义，此制戒十句义是佛制戒的根本意趣，也是出家受戒、持戒必有的利益。此书传入中国后，道宣律师根据本土风俗人情对其进行了“由小入大”的改革，使其适应中国的国情，而弘传独盛，不但成为律宗的根本经典，也是影响中国佛教**的律典。

《俱舍论》是该摄《婆沙论》的精髓，以“理长为宗”的态度撰述的论典，所以既不偏于有部，亦不偏于经部。其思想不但精细，词意亦极明白且颇有系统，实不愧被誉为聪明论。 《俱舍要义》旨在说明诸法因缘之正理，破斥外道凡夫着我之执见，以断惑入圣，远离系缚。

《牟子理惑论》是中国最早的佛教论书。作者自设宾主，以问者和牟子各为一方，采用对话问答的形式展开论说，在一问一答之间阐述了佛教的义理。问者提出的问题代表了当时一般人对佛教的困惑，牟子的答辩则代表了信徒对佛教的理解。本论是了解佛教初传中国的情况、研究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一部重要文献。

本书汇集了《大乘百法明门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颂》以及《八识规矩颂》，均是佛教大乘唯识学的论著，合称为《唯识四论》，是学习唯识者必读的论著。

《藏传佛教史研究·明代卷》（以下简称《明代卷》）对1372年（藏历第6饶迥水鼠年）至1644年（藏历第11饶迥木猴年）即明朝时期藏传佛教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介绍。总体来讲，《明代卷》系统梳理了明代藏传佛教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探析了明代藏传佛教的基本特点，其中涉及各教派、寺院、活佛、甘丹赤巴和高僧大德等。笔者在写作过程当中，有些教派历史比较完整，比如说觉囊派，为了完整理解觉囊派的历史脉络，笔者采取了追根溯源的方法，甚至涉及元末、清初的部分事件和人物。除此而外，有些章节内容在论述时，笔者尽量做到具体细致，比如说色拉寺和哲蚌寺等历史。撰写《明代卷》时，笔者参考了大量的藏文资料，在藏文文献资料搜集和引用上下了很大工夫，这也许是《明代卷》的亮点也是《明代卷》的学术贡献，但不免有繁琐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