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搜集了荣格研究儒、释、道、印度诸教思想的文章，是研究当代思潮者不能不注意的一部经典。在荣格看来，东洋思想也罢，类似巫术或迷信的现象也罢，这些都是无意识范围内重要的成分。但对深受东洋思想影响的人而言，无意识是洁净空阔的世界，是有某种先验的精神规范的作用体，它不能与人类身心具有的一些奇特功能混淆，更不能和一些非道德的文化现象相提并论。对荣格来说：东洋思想固然有冥契主义的面相，但它的意义与诡异论（occultism）是相容的，而且连成一体，无法分开。荣格之相信东洋思想，就像葛洪等道教徒之相信老子一样，相通处固然有，但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也不少。

本书分“少林寺与禅宗研究”、“河南佛教”、“佛教思想研究”、“佛教美术考古”、“青年学者园地”五个专题，收录了二十余篇文章。

本书通过对精心选择的古代神话、传说故事的深入分析，探讨了神仙鬼怪产生的根源，阐述了迷信观点的荒谬本质，揭示了鬼神迷信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本书全面论述了宗教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宗教人类学的基本框架，宗教的起源，原生性宗教，创生性宗教，宗教运动与社会变革等内容。

从湮没无闻的远古开始，石林的岩柱石峰和红土绿树之间，无数的祖先们默默地躺卧在巴江的水声中，躺在狭窄的石缝里和土壤颗粒之下。和当年静默的板桥石器一样，他们成了历史，成了石林壮观的风景中的根和骨，成了大地深处潜流汹涌的世界之血。他们甚至没有试图去探一探头让子孙们发现。先民们躺着，他们不分彝汉，也无论苗壮，他们互相守侯着身体上方那些巨大的石柱和那些令人兴奋狂呼的大地风景，守侯着歌唱、爱情、舞蹈和劳作后的丰年

编辑推荐：全书分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章，分别介绍了这五大宗教的历史概况和各种禁忌，特别阐述了社会各界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觉尊重宗教禁忌，维护人际和谐与民族团结的基本准则和一般常识。是新闻、出版、文艺、影视、网络和宣传教育工作者的必备手册，也是各界读者了解、认识、尊重宗教禁忌的权威性普及读物。

本书收《中国佛教与东方文化》、《略谈初期佛教的思想》、《禅宗北宗与迷宗的关系》、《中古道教的“三道说”》等40篇文章。

本书新拟的现实性较强的议题，如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环境污染、道德下降、文化对话、全球伦理等为儒道佛和基督教的“对话”主要内容。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创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存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本系列丛书共18种，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荷妮和弗罗姆的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状态心理——大至精神病串，小至日常笔误、舌误等过失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讨这些著作，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有。

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属。多年来，他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他的许多文论曾送到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何新没有读完大学，但他曾被中国国家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研究员。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理论方法上却信仰马克思主义。何新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沧南，5岁随父亲定居北京。他在北大荒生活过9年。在这9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农民，铸造工人，由于写信反对文革运动而成为反革命，挨过斗、坐过牢。这个时期最戏剧化的一段经历是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在这流浪的一年中，他经常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栖息于地下防空洞。但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美学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热拉斯的著作。1975年以后，他成为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友谊县的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年时光，谋取一个文凭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祥科院。先在科研局作秘书，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81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破格特别批准的。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他除了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言、神话方面的研究外，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对于我国国家发展、届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并随时将其研究成果的建议，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报告。1990年秋，他应日本著名人士德间康快之邀访问日本，会见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泽喜一。归国后就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向国家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在归国后写的研究报告中，他在国内最早地揭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的分化和崛起。1992年3月他应古巴亚太研究中心和驻华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专门安排会见他，与他共进晚餐并在我国驻驻古大使的陪同下，极其破例地与他进行了9小时的长谈。归国后他将古巴经济、政治社会情况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提出了援助和贸易的建议。卡斯特罗曾希望了到古巴担任亚太研究中心的主任。1993年在日本富士电视台专程安排下，在北京对他的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联席进行了特邀采访，在与托夫勒的对话中，何新展示了他对21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的预测和展望。何新以自己卓越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特殊地位。他在1987年预言苏联改革必会失败及国家将争体，在1990年与日本教授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面临的经济主要总是并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生产过剩，他在1993年向邓小平及中央上书指出当时过热的房增业可能成为“泡沫经济”；他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被广泛采纳，成为中国回击美国人权攻势的武器；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务实的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决策。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一度成为海内外各主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采访过他的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共同社、ABC、NHK、美国之音、路透社、独立报、费加罗报等世界各大著名传媒。1994年后，何新埋头研究和写作，拒绝与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也不再出席公开会议，讲课讲演，从公众视线中遁失。